茶鋪是成都文化的代表，也是成都區別于其他城市的一個顯著標志。在《那間街角的茶鋪》中，著名歷史學家、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對成都茶鋪展開了探索。他跳出學院派的歷史討論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據的歷史寫作傳統，又把茶鋪這個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描繪得栩栩如生。

6月2日，王笛教授攜新書《那間街角的茶鋪》，做客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內166文學講座，暢談歷史與文學的關系。

通過梳理和分析歷史寫作與文學的關系，討論以下問題：歷史學家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越來越遠離文學，便逐漸失去廣大的讀者。歷史研究和寫作，需要把焦點轉移到對普通人、對日常生活、日常文化，這樣，歷史寫作是可以在文學上有所作為的，其實就是回歸到文史不分家的傳統。文學是可以用作歷史資料的，以文學證史不僅僅是新文化史的路徑，也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

歷史寫作的文學性，文學寫作的歷史感（上篇）

嘉 賓 王 笛 澳門大學講座教授

主持人 李 磊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編審

時 間 2022年6月2日19：00-21：00

活 動 朝內166文學講座

主持人：各位讀者朋友好，歡迎大家參加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內166文學講座，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編輯室編輯李磊。今天給我們帶來講座的是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王笛先生，我先介紹一下王笛教授。

王笛教授1956年出生于成都，1978年入讀四川大學歷史系本科和研究生，畢業之后留校任教，并且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1年，王笛老師到美國攻讀歷史學博士，獲得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讀博士期間王笛老師除了修歷史學專業，并且還修了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課程，這為他以后的跨學科的研究打下基礎。博士畢業之后，王笛老師就在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任教，2015年后回到澳門大學工作。

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王笛教授的創作情況。1991年，王笛老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這本書出版二十年，依然受到學人的關注，成為國內西南文化研究的一個代表性文本。在這本書中，王笛老師主要是借助精英視角書寫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王笛老師的博士論文《街頭文化》，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從本書開始，王笛老師轉向關注民眾的生活和文化，書寫眼光向下的民眾生活史，不是寫帝王、英雄、精英。《街頭文化》獲得2005年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之后王笛老師出版了《茶館》的英文版和中文版，這部書成為研究公共空間和大眾文化的一個經典性文本。2019年，王笛老師的《茶館》第二部英文版再次獲得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除此之外，王笛老師的《袍歌》也是出了英文版和中文版，中文本于2018年獲得中國會黨史研究會優秀學術著作獎。

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1年10月出版了王笛老師的新書，叫做《那間街角的茶鋪》。這本書的裝幀和設計都是非常精美的，出版之后獲得2021年騰訊讀書十大原創好書、“名人堂”年度十大好書、百道好書人文類以及人文社年度二十大好書。這本書是王笛教授第一次以歷史和文學結合的手法進行創作，他把他自己的學術研究轉化為大眾閱讀。在這本書里，王笛教授講到成都茶鋪1900年-1950年的歷史，分析政府、知識精英和民眾對茶鋪的不同態度。王笛老師還運用田野調查、官方檔案、小說詩歌等資料，以微觀史學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學寫作手法，全面呈現成都茶鋪的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王笛老師在書里講了他小時候跟父母去泡茶鋪的故事，還講到中國和西方文學中對茶鋪的描寫，分析了中國當代小說中對歷史的講述。《那間街角的茶鋪》，當當網有王笛老師的簽名本。

人文社會陸續出版一個“王笛作品系列”，請大家多關注。今年下半年，我們會出版王笛老師的新書《歷史的微聲》，這本書也是歷史和文學的結合。王笛老師在書中講述了自己對歷史、文學的閱讀和體會。繼《那間街角的茶鋪》之后，王笛老師第二次為自己的著作畫插圖。

王笛老師的書寫得非常扎實，同時細節綿密生動，因此耐讀又好讀。王笛老師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新文化史和微觀史，這個領域的寫作特點是眼光向下，關注普通人、關注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我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從1949年之后當代文學的寫作方向也是這樣。王笛教授雖然是歷史學者，但他在不同場合都表示過，文學比歷史學有更突出的表現和價值。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認識？他這個認識是基于什么樣的閱讀、研究、創作和判斷？今天，我們邀請王笛教授給大家帶來一場精彩的講座，分享他對歷史和文學關系的研究。大家可以隨時把問題打在屏幕上，講座最后我會挑選出幾個問題，請王笛教授解答。

下面把時間交給王笛教授。

王笛《那間街角的茶鋪》

以文證史，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

王笛：謝謝李老師的介紹。非常高興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思考，這是在文學的平臺上和大家交流，實際上是超出我的專業范圍，也是向文學界的朋友學習的一個機會。

當然今天我主要講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其實來到這個平臺——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內166文學講座，就反映出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對文學的態度，今天的主題是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文學寫作要有歷史感，為什么會講這個題目？其實這兩句話基本上是這次講座的主旨，是我的主要觀點，是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和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不管是歷史研究者，還是文學創作者都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在這些年的歷史寫作中我經常在思考這些問題，今天我想梳理一下歷史寫作與文學的關系。歷史學者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我們的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越來越遠離文學的話，就會逐漸失去廣大讀者。所以，最近一段時間我都試圖在寫作歷史的時候運用文學的語言，當然，做得好不好要讓廣大讀者和學者、文學寫作者、文學家進行評判。

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把焦點轉移到對普通人、對日常生活、對大眾文化這些方面的關注，如果在這些方面進行探索的話，歷史的寫作其實在文學上應該大有作為。中國傳統的文史不分家，作為文學的寫作經常也要用歷史資料，用文學來證史也不僅僅是最近說的由于新文化史興起以后才開始的，實際上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所以我還會講到歷史寫作的文學性表現在哪些方面，而且會討論是否影響到歷史作品的真實性問題。其實我的不少同行、歷史研究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歷史研究和文學的界限變得模糊以后，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寫出真實的歷史。后面我會講這個問題。講座的最后我會談一談從文學來觀察歷史有沒有可能。也就是說，文學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或者說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存在歷史的真實性問題。

歷史學不能停留在象牙塔里

首先講一講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的問題。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在歷史學界，歷史研究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也就是歷史寫作越來越枯燥，大眾對歷史學者的作品不感興趣。問題出在哪里？應該主要出在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因為我們的寫作太枯燥，在寫作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大眾閱讀的需求。我們做研究、進行歷史寫作主要是給同行專家看，是和同行專家進行對話。但是最近一些年，我越來越覺得歷史學不能停留在象牙塔里，過去我們說歷史研究要純粹，不應該適應大眾的需要或者適應政治的需要，我們要有獨立性，這些我都同意，在歷史研究的公正性方面我們要不偏不倚，要尋求歷史的真實，而不是考慮適應政治權力的需要。但是我們在寫作的形式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變？就是說所以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大眾所能接受的問題。

說到歷史寫作為大眾所接受，歷史研究者真的可以從文學家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受到不少啟發。我們大家都閱讀文學作品，我相信我的同行、研究歷史的、寫歷史的都讀文學作品，文學家在寫作的時候特別講究敘事的有趣，文字的精彩活潑，故事的引人入勝。其實我讀文學作品的時候，就經常考慮為什么這些故事能夠吸引我想一口氣讀下去，而不像許多歷史學著作，包括我自己的著作，確實沒辦法讀進去。我的第一本專著，即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閉的世界》，700多頁，我經常跟朋友說，如果你睡不著的話，就把那本書拿來讀一讀，這是催眠的。我在1980年代寫那本書的時候，想的是我的史學思考，要論證的觀點，而沒有想到寫作的表達形式問題，也不想誰來讀這本書，誰會喜歡讀我的書，我心目中的讀者就是那些跟我做同樣研究的歷史學家、歷史研究者。但是現在，寫作形式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們要進行嚴密的分析和討論，還是同時照顧到歷史的生動表達。所以最近這些年，我承認受到文學家的影響，在讀他們的創作的時候，一方面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同時也在思考它為什么吸引我。

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有非常清楚的準則，我們一定不能像寫小說那樣來創作。我必須強調今天我也是本著這樣的原則，雖然我講寫作要有文學性，但是我所引用的、所講述的，講的歷史本身，一定不是我頭腦中臆造出來的，都是有根據的。在歷史寫作的時候，如果那個事情并沒有發生過，那就一定不能把它寫進去。或者那個事情，你猜想有可能發生，但是你沒有證據，可以寫進去，但是你必須告訴讀者這是我的一種猜想。如果大家看過我的《袍哥》那本書，就發現我也運用過這個手法，我不知道主角雷明遠的結局，我說有三種可能，第一因為抽鴉片損害他的身體，他肯定已經死去；第二因為抽鴉片而破產，到1949年的時候淪為貧民，沒有了家產，在土改的時候分了地；第三因為他手上有幾個命案，在鎮反的時候被鎮壓了。我一定要告訴讀者，我不知道他的結局，是根據邏輯的推理，一定要告訴讀者這是推論，這樣才能把歷史的寫作和小說的創作區別開來。

閑聊的茶客

文學寫作者也是在挖掘歷史

我們在歷史寫作過程中要到圖書館、檔案館查資料，還要采訪，還要研究歷史文獻，查地方志，查當時的報刊等等，就是去尋找歷史的證據，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但是我們看很多文學家的創作，也會發現這樣的過程，只是文學家是在體驗生活，進行實地考察。

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認為文學寫作者也是在挖掘歷史。最近這些年，我越來越傾向于文學和歷史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不同領域，我甚至認為有的小說實際上也在寫歷史，也在記載歷史，更不要說一些紀實文學了，實實在在地在記載歷史。文學家通過他們的眼光，通過他們的思考，來反映他們對現實的觀察，很多年以后甚至可以拿給歷史研究者，作為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一個小說家或者一個文學家在寫作的時候，采訪他的家庭成員，他的爺爺、他的父親曾經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他是為了文學創作，后來他把采訪的這些故事寫進了文學作品中。很多年以后，在涉及這些問題的時候，如果歷史學家沒有或者缺乏官方歷史資料記載的時候，把這個文學作品作為書寫那個事件的歷史依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像李劼人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我再舉個例子，民國時期沈從文寫了非常多關于湘西農村的生活，但他寫的是散文。如果現在一個歷史研究者去研究民國時期的湘西日常生活，去查正史，關于湘西的真實歷史記載可能非常少。但是，那些農民、家庭、愛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風土人情、土匪，在沈從文的作品里留下來了，提供了一種歷史的描述。所以我主張文學寫作要有歷史感，其實沈從文的作品非常有歷史感，而且還有鄉土氣。

歷史書寫存在一個文學的架構

下面講一講歷史寫作的文學性問題，特別是文學性是否會影響歷史作品的真實性。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樣定義歷史的真實性。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常說的歷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歷史本身，就是過去的事情，昨天的就是歷史。比如昨天成都附近的雅安發生了地震，歷史記載2022年6月1日在雅安的蘆山發生6.1級地震，這就成為了歷史。過去幾十年的是歷史，幾百年的也是歷史，幾千年的也是歷史，只要是過去的事情就是歷史，這是歷史的一個方面。

但是我們經常說的歷史有第二個方面，就是今天進行的歷史寫作，根據留下來的記載去重建已經過去的歷史，但是要重構歷史面臨非常大的困難。困難在哪里？我們所說的第一種歷史過去了，但是留下關于第一種歷史的資料卻是非常有限的。根據我研究歷史得出來的經驗，任何一個事件發生，但真正留下來的記錄，我覺得不到1%，每天在城市、在鄉村、在家庭、在個人，多少事情發生啊，即使今天有了非凡的記錄工具，互聯網、手機等等，但是真正留下來的仍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后代的歷史研究者根據今天留下來的不到1%的記載去還原歷史的本身。那么，我們寫的歷史離真實的歷史到底有多遠？或者到底有多近？并不是說歷史的不可知論，我想說的是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怎樣去尋找歷史的真實性？十九世紀德國有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叫馮·蘭克，他說歷史學家的歷史寫作一定要通過資料、歷史檔案、歷史記載去發現真實的歷史。我完全同意，我們作為歷史寫作者，一定要竭盡全力去發現真實的歷史，寫出客觀的歷史。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都在為此做出努力，作為使命。實際上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梁啟超提出新史學后，我們一直走的都是這個路徑。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經過整個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二年，可以看到我們還在為寫出真實的、可信的歷史而不斷奮斗，不管做出多大的犧牲。

但就是因為我們想寫出真實的歷史，在上個世紀，特別是上個世紀下半葉，我們的歷史學家試圖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不斷向社會科學學習，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歷史。我認為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但是出現了另外的問題，我們力圖把歷史研究社會科學化，我們寫的論文、和專著越來越遠離文學，結果歷史寫作越來越枯燥，越來越像科學論文。這在世界范圍內都出現了問題，不僅僅是中國，西方也是這樣。所以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寫了一本書叫《元史學》，他就提出歷史研究面臨語言學的轉向，其實他的意思是說，歷史研究要回歸文學，回歸敘事的傳統。如果大家熟悉司馬遷的《史記》就會理解什么叫敘事的傳統，像《刺客列傳》，就像小說一樣，《史記》里面的好多章節都是文學教材。在海登·懷特以后，歷史學家并不把一切的歷史記載都看作是歷史本身，看作一種敘事，看作一種文本，甚至是一種文學，海登?懷特提出史（歷史）與詩（詩歌）并不存在截然分離的鴻溝，因為我們必須要用語言來表達歷史。按照海登?懷特的理論，我們的歷史書寫存在一個文學的架構。他認為，歷史寫作和文學在本質上沒有差別。這是好多歷史研究者都不能接受的，我們一直非常仔細地把歷史寫作和文學創作區別開來，我記得去年我在北京參加一次社科文獻出版社組織的非虛構寫作的對談，已經有歷史學者提出，難道歷史還有虛構的嗎？如果歷史作品有非虛構的話，似乎暗示那么歷史寫作就有虛構作品。

我是承認海登·懷特的這種分析，歷史寫作和文學在本質上沒有差別。后面我會講，我為什么這樣認為。盡管歷史學家都承認，而且我們都追求蘭克學派提出的寫出真實的歷史，但實際上歷史寫作不可避免的——我意思是不是主觀上刻意的——會有作者的臆想和再創作的成分，所以我認為海登?懷特這個說法沒有錯。

比如司馬遷的《史記》，這部作品毫無疑問是歷史書寫，但是它在文學上的造詣非常之高，也作為文學教材。但是最近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大概公元前二世紀，《史記》的內容涵蓋司馬遷同時代（漢武帝時代）一直到之前三千年的歷史，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書寫過去三千年的歷史，我們擁有的條件肯定比司馬遷不知道好到哪里去，我們有各種檔案，有各種文獻記載，還有考古發現。在司馬遷寫《史記》的那個時代文獻非常少，司馬遷也說他到各處去進行考察，采訪老人，把它記錄下來，從他父親開始到他這一代，根據口述或者實地考察最后完成了《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問題在于，《史記》中的很多描述是缺乏直接歷史依據的。當時的書籍非常稀缺，學富五車，一輛馬車也拉不了幾部書，所以他要單純根據歷史記載寫《史記》的話，資料就非常少。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學創作，多大程度是記載真實的歷史？司馬遷生在公元前145年，但他寫的荊柯刺秦王發生在公元前227年，中間大概有七八十年的距離。如果我們今天寫1940年的某個人物，不管是刺客也好，或者政治人物也好，如果只靠口述的話，歷史的真實性有多少？存不存在臆想的成分？存不存在文學創作的成分？我承認《史記》是非常偉大的史學著作，但是也是一部文學作品，經過了司馬遷的文學再創作。

茶鋪就是個小社會

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

在西方，世界歷史學界經常把希羅多德（希臘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司馬遷放到一起。美國的教學不像中國分得這么細，近代史，古代史，先秦史，秦漢史，等等。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整個歷史系就我一個人教中國史，最早可以從遠古神話，甚至可以從北京人開始講，一直講到現在。我在教秦漢史的時候經常用的一個教科書就是托馬斯·馬汀編的《希羅多德和司馬遷》（Thomas Martin, Herodotus and Sima Qian），他把希羅多德《歷史》中的一些篇章和《史記》中的一些篇章編到一起。當時我在想，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寫希臘波斯戰爭史的時候，他是寫同時代的歷史。希臘城邦和波斯帝國之間半個世紀的戰爭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499-449年，希羅多德就生活在那個時代，他是親眼見、親身經歷過的，我認為希羅多德寫的希波戰爭史，從邏輯上來講比司馬遷的《史記》更接近于歷史的本身、歷史的真實。《史記》是偉大的歷史著作，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司馬遷寫的秦皇也好，項羽也好，還是寫的刺客也好，我們不能全盤照收，因為司馬遷是這樣記載的，就認為它一定是歷史本身。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我剛才提到，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是由于資料的缺乏，除了資料之外，還有就是主觀因素。歷史學者一般都有抱負，一本書寫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我們把各種資料重新整合，寫成一本客觀真實的歷史。但是我越來越對此持質疑態度，我認為歷史寫作，不管你掌握的資料多豐富，不管你主觀想寫出多么客觀的歷史，無論你做出多大的努力，但是不可改變的是，歷史寫作是一種主觀行為。哪怕僅僅記載那段歷史事件或者書寫那個人物，哪怕不帶任何偏見，哪怕沒有任何歪曲歷史的初衷，但是任何文字的記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見，存在著局限，甚至存在著謬誤。這可能是記載者沒有意識到的，因為這種偏見、局限經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個是你看問題的角度，還有你所處的位置，你所處的時間，更不要說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家庭背景、你的經濟地位、你的階級、你的意識形態……各種因素都在影響你對某一問題的看法。

正是因為歷史寫作是一種主觀行為，所以歷史的寫作是否真實的最大問題在于，是沒辦法驗證，即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科學研究是可以驗證的，你發現了什么理論，做了什么實驗，是可以論證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無論是社會學還是經濟學，你經過各種數據分析說明了證明了某個問題，，其他人也能得出同樣結果，這就是科學。為什么歷史不放在社會科學領域，而是歸于人文學。過去經常說歷史科學，其實是不對的。不同的歷史學家面對同樣的資料，寫出來的東西千差萬別。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每個人對資料的理解和分析都是不一樣的，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剛才已經提到，教育、家庭、階級、意識形態、地域文化等。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是2002年的夏天，我們歷史學界也包括文學界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西郊香山臥佛寺開了一個新史學的學術討論會。那時候我在美國，專門回來參加這個會。在會下閑聊的時候，大家聊到剛出版不久的《退想齋日記》。作者劉大鵬是山西地方小士紳，他在日記中對他的家庭、村落、經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記載得非常詳細。這是非常珍貴的日記資料，但當時只選編了一小部分，非常不全，日記本身有兩百多本。大家都對這個日記感興趣，我當時提出一個建議，說在座的或者其他愿意參加的學者可以選十個歷史研究者去山西省圖書館（因為全套日記存放山西省圖書館）讀《退想齋日記》。我們分別去讀，不做任何討論，然后按照自己的興趣寫出論文，最后把它編成一本書，那絕對是非常好的嘗試。

我想證明的是，我們在讀日記的時候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關注點也是不一樣的，主題、方法、問題意識、興趣點、出發點、用資料的方法等等，通通都可能不一樣。后來我們真的去問了，當時山西省圖書館把這個看作鎮館之寶，絕對不給外面人隨便查閱的，所以我們這個計劃最后無疾而終。但是就在最近，我看到有消息稱山西省圖書館把《退想齋日記》全套影印出版。如果聽眾中哪些人對這個建議感興趣的話，可以去做這個有意義的嘗試。我還沒有看見在西方歷史、中國歷史上，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絕對有意義。這個嘗試就能證明不同的研究者面對同樣的資料，讀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就是我反復講的，歷史寫作就是一種主觀的個體行為。

歷史是沒有規律的

這里順便講到另一個問題，我們做歷史研究的實際上很自負，我們說研究歷史一定要發現歷史的規律。意思是說，我們今天研究歷史要從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間去找那些可能重復、可能預測的歷史現象。其實這沒有一點問題，如果我們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和世界歷史，會發現很多事情過去發生過，后來又反復出現。但問題在于，如果你說這是歷史規律，就應該能夠預測未來。我覺得歷史學不可能發現這樣的規律，因為歷史是非常復雜的，一個人的一念之差，甚至天氣，如一場雨，一個人早一分鐘、晚一分鐘到某個地方，等等，有時候非常小的一個事情，就可能改變歷史。我覺得歷史是沒有規律的。當然我們看過去，可能會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但這個規律是絕對不能用來預測未來的。

可能聽眾會問，我們經常說好人有好報，正義總會到來，這個算不算歷史規律？我覺得這個也不能算歷史規律，因為我們也能找到非常多的例子，好人沒有得到好報，壞人得到善終，正義最后沒有到來。所以歷史真的是沒有規律。卡爾·波普爾專門寫過一本書討論這個問題，叫《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最近我才讀過這本書，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因為歷史不能像科學那樣通過某些變量、通過技術手段來做出規律性的總結。如果相信歷史有規律的話，在我看來其實會有危險的，就好像我們現在犯了錯誤，安慰自己說，不要緊，歷史是有規律的，總歸會回到原處；一個國家，按照歷史規律是會富強的，我們會走上正確道路的，哪怕道路有點曲折。我覺得不一定，有的歷史選擇錯誤了，就是不可挽回的，可能幾代人上百年的時間耽誤了，而并非因為歷史有規律，就一定按照某些軌道向前發展。所以我們一定要承認歷史的復雜性，一定要尊重歷史，對歷史要鄭重。我甚至不同意要創造歷史，一定要敬畏歷史，歷史不能創造。在世界歷史上，那些雄才大略者說我想創造歷史，我想青史留名，結果最后可能會犯非常大的錯，會給別人造成巨大的災難。

原標題：《王笛：歷史寫作的文學性，文學寫作的歷史感（上篇）》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