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今天推出一組兩篇關于浙江臺州“新鄉賢”的報道。

鄉賢，即故土的賢者。古之鄉賢，多為有功名、官職而退居鄉里者。憑借自身的威望和感召力，他們教化風氣，傳承文脈，穩定社會秩序，引領公共事務，成為鄉村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

時光流轉不停。發于斯、別于斯、又歸于斯——鄉賢的人生軌跡在原鄉閉合，其德行和才能則溝通著城鄉、代際、廟堂與鄉野，循環作育，生生不息。

時代推陳出新。浙江臺州市以品德、才干為鄉人推崇的本土精英，離鄉求學、從政、經商而心系故里的外出精英，以及在農村投資創業的外來精英為主體，培育全方位參與農村經濟發展、基層治理、文化引領的民間賢才，目前已有1.9萬多名“新鄉賢”與村結對幫扶，覆蓋全市所有鄉鎮、街道。

農村是傳統中國的根系，同時也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最為沉重的部分；而鄉賢作為連接城市與農村、傳統與現代的人的媒介，以其品行和資源優勢、視野優勢，為鄉村的繁榮與善治注入了內驅力——這是我們看來臺州鄉賢“遍地英雄下夕煙”之于今日中國的意義。

浙江臺州的一個小山村，登上了全國中學教材的大雅之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的九年級《思想品德》課本收入東溪單村設立“孝心基金”，對孝順老人的晚輩給予表彰的案例。

東溪單村位于臺州臨海市東塍鎮。2011年2月8日，正月初六，“孝心基金”在村民見證下啟動：6名“孝子”、“孝媳”獲獎，籌集各方捐資35萬多元，80歲以上老人和困難老人領到孝心補貼、慰問金，基金理事會還請來越劇團唱了三天大戲。從此，每年正月初六被定為村里的“孝敬日”。

這個基金，由退休的原臺州市煙草專賣局局長單道舍倡議設立，理事會包括原籍在村、出外工作的單道舍等鄉賢以及“村兩委”主要負責人。2017年2月，以這些鄉賢為核心骨干組建的臺州市第一家經民政注冊的鄉賢組織——東溪單村鄉賢會成立，在村兩委主導下補位、輔政。

鄉村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場域，自治是綿延千年的鄉村傳統。在城市化席卷，而鄉土精英外流導致部分傳統治理資源失效的復雜場景下，臺州市形塑“新鄉賢”，構建以村兩委為主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為基礎、村務監督委員會和鄉賢會為兩翼的治理體系。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孝心基金”成立以后

60歲以上的老人占到總人口的10%，被認為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率已達到16.7%，臺州19.1%，東溪單村則是22.2%：戶籍人口2140人，其中老人476個。

2010年，單道舍在一次回村時提議成立“孝心基金”，捐出5萬元。隨后，時任臺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單堅（現任市委常委、統戰部長）、臨海市質監局副局長單式關（現任市場監督局副局長）、浙江電大臨海學院院長單文貴（現任臨海市教師進修學校校長）、臨海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單益波（現任永豐鎮鎮長）等在外的東溪單人相繼解囊。

根據章程，理事會以正月初六“孝敬日”、重陽節為兩大節點開展活動：勸募、慰問老人、老人運動會、集體祝壽、送醫進村……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孝子、孝媳評選。

沈梅花19歲嫁到東溪單村，丈夫的家族有先天疾病，一家七口人，能干活的只有婆婆和她兩個。她晚上打零工，串節日彩燈；白天在田里忙活，一年兩季水稻、一季小麥，農忙季節踩完脫粒機，累得“恨不能在地上爬回去”。公公和丈夫去世后，沈梅花把自己的眠床搬進婆婆房間，貼身照顧多年。

邵彩仙的丈夫長年從事海運，婆婆已去世。公公患阿爾茨海默病后，她既照顧起居、收拾家務，又時刻留出一只眼睛盯著：公公有沒有跑出去，有沒有尿濕褲子，有沒有拿斧頭劈柴……自己必須外出，也盡量選擇午飯后出發，做晚飯前趕回來。

其實，公公已不太認得她了，有時會問：“你是誰？為什么對我這么好？”

中國的現代化已歷時一個多世紀，現代性對傳統的沖擊和刷新，現代化內在的技術理性與人本精神的張力，以及后現代思潮對現代化的消解“共時”于這一進程，而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原生文明從未中絕的國家，中國又必須在自身的基座之上完成轉型。

“道之統在圣，而其寄在賢。”具有道德感召力和親緣性的鄉賢，通過熟人社會彼此之間的倫理制約、輿論評價來規訓鄉人的言談舉止、進退揖讓，使得社會主流價值觀在四野八方落地生根，這是中國郡縣以下傳統的自發秩序。現存最早的成文鄉約、北宋陜西藍田呂大鈞兄弟手訂的《呂氏鄉約》就提出四大宗旨：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孝子孝媳的標準是什么？我試著寫了好幾個版本，總覺得詞不達意。”當時負責制訂評選辦法的單益波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既然孝行沒有可量化標準，就由村民的口碑來定。

全村共20個村民小組，每組初選兩三個——村里人也不講究，就寫在煙殼上，交村老年協會評議，最后由村兩委、基金理事會議定。

經理事會協調，所有孝子、孝媳家庭都被當地農商銀行授予“金牌信用戶”，給予免擔保、優惠利率的優先貸款權。

村里給孝子家送上“孝星”銅牌；對孝媳，還要敲鑼打鼓地向娘家送去寫著“教女有方”四個字的牌匾，本村的走著送，外村的開皮卡，外地的寄去，最遠一直寄到河南。

一位孝媳有個小姑，就嫁在村里，在鄉人看來對公婆有虧。看到嫂子評上“孝星”，在村里受人夸，不由得生了感觸：嫂子能對我爸爸這么好，我對公婆怎么就做不到？她學著嫂子孝敬公婆，像變了個人。

“學孝勸孝，敬老愛老”的風氣也向十里八鄉發散開去。

“教女有方”的牌匾掛在堂屋，孝媳娘家人長了臉，但所在村有壓力了，不少老人找村干部問：為什么我們村不評選？

“農村有句俗話：村里有個好嫂嫂，滿巷姑娘齊學好；村里有個懶姊姊，通街姑娘都晏起——村民身邊可見、可感的榜樣有一種潤物無聲的教化力量，對好鄉風的形成有很大推動。”臨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董金喜介紹，東塍鎮、臨海市婦聯先后推廣“孝心基金”的經驗，孝親楷模評選、孝星故事巡講、組建孝心健康服務隊等敬老行動持續至今。

與臨海市毗鄰的仙居縣通過慈孝文化挖掘、典型培樹、行為踐行等開展“慈孝仙居”創建，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2013年底，仙居被命名為“中國慈孝文化之鄉”。

遠在廣西經商的浙江麗水市蓮都區大港頭鎮河邊村人夏克成在《人民日報》上看到關于東溪單村的報道，2013年正月初六和河邊村村兩委成員一起來東溪單村觀摩。回村后，村里發動各方捐資20多萬元，加上夏克成此前捐贈的20萬元，成立了“愛心捐助站”，以本金收益為老年人提供幫助。

東溪單村有所完全小學，每年級一個班。“孝心基金”理事會在學校評選“孝心小標兵”，學生記錄平日的點滴孝行：給爺爺捶背、陪奶奶在村里走走，幫家里洗菜、打醬油也可以……除了周評、月評，每學期各班選出兩名“小標兵”，正月初六、重陽節在村民廣場接受表彰，由孝子、孝媳發放學習用品。

“諸賢不求流芳，惟愿上善不息”，村民立碑感念“孝心基金”，其碑記寫道。

公共物品提供者：記憶中的白鷺和留住鄉愁

“無訟”的鄉村已經遠去了。

“‘訟師’改稱‘律師’、還要加個‘大’字，‘打官司’改稱‘起訴’，‘包攬是非’改稱‘法律顧問’——這套名詞的改變代表了社會性質的改變，也就是從禮治社會到法治社會。”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寫道。

臺州仙居縣大戰鄉一位婦女在村里一家作坊打工時，手臂不慎被碾壓，造成殘疾。經多次調解，她表示愿以23萬元賠償款了結，但作坊主在外省投資辦賓館虧損，已身負一百多萬元債務，表示只能再出13萬。協商無果，雙方興訟。

問題在于，被告債務纏身，即使法院判決，在執行環節也會遇到困難，哪怕查封房產拍賣——同村的人礙于面子不好意思買，外面的人又沒興趣。

9月初，大戰鄉“鄉賢調解組”的應西川叫上與原告熟悉的同學張小文，多次找雙方說和。他勸原告：“一千塊的欠錢，不如八百塊的現錢”，問題能解決，雙方都輕松，可以專心做自己的事。就算官司你贏了，對方已經背了那么多債，如果靠出去打工賠你錢，何年何月是個頭啊？

回轉身來勸被告：官司打輸了怎么辦？你肯定要上訴，有這些時間、精力，還不如去找找生意有沒有轉機……

幾經撮合，最后被告愿出15.5萬，但原告要15.8萬。還是卡在那里。

這時，應西川和原告說了一句話：差的這三千塊，能不能就當是我們的這點“薄面”？你可以先按15.5萬調解，三千塊隨時找我拿。

47歲的應西川是大戰鄉下應村人，此前在貴州、河南、重慶等地經商，2013年回鄉。大戰鄉組建“鄉賢調解組”后，他是最初的成員之一，曾通過三個多月上百次上門，化解了一起擱置近30年的鄰里建房糾紛、省級掛牌信訪積案。

9月18日，原告、被告以及應西川等人一起來到法院，原被告雙方簽下《民事調解書》，被告將借來的15.5萬元現金當場交給原告。

那三千塊呢？

過了兩天，原告打來電話，請應西川上她家吃飯：“人真的輕松了，拖著的時候做什么都沒心思，現在好像石頭落了地。”

“調解工作沒有報酬，還貼時間、貼精力，但我覺得有意義，也是鄉親們對我的認可。”應西川說，“利益上，我和鄉鄰沒什么好爭的，大家可能覺得我這個人還比較公正。我也不是有什么竅門，就是不嫌麻煩，自己臉皮厚一點，讓雙方都有臺階下，很多事就不會成為積怨。”

18歲離鄉以后，應西川曾兩次返鄉長住。第一次是1999~2008年，為的是做生意。第二次是2013年從重慶回來至今，他說他想家了。

每個游子的故鄉都是一首最長情的詩，縈繞腦際，結為鄉愁。

湖南標志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湖南省浙江商會名譽會長徐文忠的鄉愁，在臺州黃巖區8公里外的劍山村。小時候，那里一派“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的景象，他下溪撈過魚，上樹掏過鳥蛋，在村口的水塘里學會了游泳。

2010年起，徐文忠每年有幾個月時間回老家陪伴年事漸高的父母。他注意到，村里的三條溪流已經成了“垃圾河”，三口水塘則成了露天垃圾場，臭氣熏得站不住人。自來水總管已經接到村口，但村里沒錢接進每家每戶，600多戶人家近一半還在喝井水。

清理溪流、水塘，分級筑壩，溪水從壩下流過，順流而下的垃圾則被攔下，定期打掃；在上游建設三個小型水庫，沖刷溪塘并調節旱澇季節水源——徐文忠開始“治水”。白鷺重回劍山村以后，又以治理好的三條溪流為主線美化環境，提升村容村貌。至今，他在劍山村環境治理、改善醫療條件、建設文體活動和老人活動場所等方面的投入已超過700萬元。

“一些村莊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不到位，主要是因為集體經濟薄弱，也與目前村落社會一定程度的原子化有關。一方面是小農意識的‘善分不善合’，就像老話說的：‘兩家合船漏，兩人合馬瘦’，‘雞多不下蛋，人多瞎搗亂’；另一方面，村民的自主性比過去大大增強，利益分化，合作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徐文忠說，“我16歲就出去了，父母在家，村民很關照，說回報故土也好，說慰藉鄉愁也好，都有責任盡一份心。錢是花出去了，但這些錢是要落地的，在商會我也經常和會員交流：我們改變不了社會，但可以直接改變一個村莊。”

從義塾、義倉到修路、開渠，鄉賢是傳統鄉村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但徐文忠并不事事包攬，而是起頭、兜底。“村里的事務如果能引導村民主動參與、自我管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保證長遠性。”他說。

自來水是他出資接進戶的，材料加人工，做了30萬元的預算。沒想到，他一起頭，村民表示可以出義務工，不用另外請人，花了20來萬元，家家戶戶便通了水。

上劍山自然村的一個村民聚集點改造，要修露廊、建涼亭、清水塘、設置文娛設施，預算35萬。開始徐文忠想自己掏，“后來一想，如果都是我出錢，那肯定是照我的想法來設計、施工，我不在家就聽我父親、弟弟他們的意見——但我們的想法并不一定對，并不一定是村民真正需要的。”

他轉而發動村民捐款，在樹上掛了塊小黑板，認捐者自己寫上名字、金額。結果，80%的農戶捐了錢，少的五十一百，多的一萬兩萬。徐文忠承諾捐款不夠由他兜底，但最后用了20多萬就完成了改造，他讓父親送去的5萬元還拿回來2萬。

大家出了錢，也把不少徐文忠最初的設計改了：露廊的形制、涼亭建在什么位置、水下應該裝上射燈……一直到現在，村民的維護熱情也很高，水塘里有只塑料袋都會有人撈起來。

臨海市永豐鎮有個“留賢村”，故老相傳，其得名源自唐時鄉人曾在這里挽留任臺州地方官、一度萌生去意的大學者鄭虔。此后多年，鄭虔在臺州執鞭杏壇，教民立學，對當地從唐以前的“南蠻”之地到宋以后的“小鄒魯（孟子的故鄉鄒和孔子的故鄉魯并稱，指文化昌盛之地）”有開風氣之功，被臺州人尊為“斯文之祖”。

千載以下，近兩萬名新鄉賢與村結對幫扶，覆蓋所有鄉鎮、街道，則成為振興臺州鄉村的“遍地英雄”。“鄉賢回歸，一批事業有成、眼界開闊、社會經驗豐富的在外精英以其作為、地位成為參與基層文明教化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治理新局面。”市委主要負責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