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送餐服務、食堂外包和原材料聯合招標成為國內中小學、幼兒園校餐流行的解決方案的時候，位于北京朝陽區的一所民辦學校，卻堅持自己完全把控校餐品質——從食材采購，到食譜開發，再到食物的烹制，追求每一份校餐的健康和美味。

這種向本地農民直接采購原材料的“本地校餐”（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模式，不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也有利于生態環境和農村發展，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流行的社會發展政策工具，或許也有助于小農戶走上一條綠色的農業現代化之路。而相關制度，應該如何促進，而非阻礙它的發生？

啟明星的明星食堂

葉香吟是臺南人，在美國生活過十七年，2006年和先生、女兒移居北京，開了間南達面包房（Boulangerie Nanda），制作無添加劑的正宗歐式面包，在京城手工匠人烘焙界小有名氣。店名里的“南達”是女兒的名字，起初正是為了讓南達在國內也能吃上健康、美味的面包，她才開始自己搞烘焙的。

去年9月，因為對匠心的堅持與烘焙行業的商業邏輯格格不入，主流銷售渠道也沒有給小規模經營留出友善的生存空間，葉香吟關閉了經營八年的南達面包房，引來圈內一陣惋惜。今年年初，她成了女兒所就讀的啟明星雙語學校的餐飲顧問。

啟明星雙語學校，是一座位于北京順義的民辦國際學校，創辦于2002年，目前幼兒園到中學加教職員工一共約750人。葉香吟回憶，在2010年女兒入校之前，學校食堂的肉類和蔬菜都是在一般菜場買的。這一年，學校請來了較早在國內傳播有機農業的專欄作家張映輝當食堂的餐飲顧問，隨后大幅調整食譜，推行有機午餐，所有食材都是有機的，而且菜肴口味偏向清淡，幾乎無鹽無油。對有機的要求限制了食材來源，口味再一清淡，結果一些學生反映吃不飽，家長就不干了——“生態好，有機好，我要我的孩子先吃飽！”

2011年，學校請廚師出身、Timeout飲食專欄作者美籍華人周瑞婷來當餐飲顧問。周瑞婷也是個有機農業的支持者，經常自己實地考察有機農場。她來了之后，不再堅持完全有機，但仍把“吃當地，吃當季”作為食材采購的優先原則，把一批考察過的中小型生態農場與學校對接，向它們采購蔬菜、豬肉、牛肉、禽肉、雞蛋，蔬菜保證每周至少20種。西餐使用的番茄醬、白醬不用罐頭，而是自己熬。醬油、豆瓣醬、醋、味增、乳制品等少數實在找不到理想的本地生產者的，才選擇口碑良好的廠商的產品。烹飪，則以少油、少鹽為原則。

啟明星的孩子每年都在增加，向中小型農場直接采購，就得不斷增加新的農場。但是到了去年，家長群里又開始討論“肉不夠吃”的問題，一些家長甚至開始拉微信群打算一起訂送餐——不在食堂吃了。周瑞婷一人的精力有限，葉香吟主動向校長請纓，擔任兼職餐飲顧問。

半年多來，葉香吟一方面繼續增加新農場，另一方面開始和南達面包房曾經長期參加的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洽談合作，希望借助這家開辦6年，擁有40多家北京周邊各種類型的生態小農場的市集來整合供需信息、協調供應。市集本來就有一套成熟的農場質量監督機制，通過例行的多方參與式考察確保農場生產的透明可信，可以基本確保農產品的健康、生態。有了市集的整合協調，學校與農場接洽的負擔就會減輕許多。

在設法增加食材來源的同時，葉香吟也和食堂團隊一起豐富菜式，盡可能通過精進廚藝增加孩子們的滿足感。啟明星的午餐，每天一中一西兩道主菜，每兩周換一輪，每一輪就是20道菜。就餐有個小規矩：一次只能打一道主菜，要么中式、要么西式，吃完再去換。這樣既能避免浪費，又能使孩子們專心品味菜肴滋味，食堂工作人員也就更有動力認真地開發和優化每一道菜，比如為每一個節氣推出一道時令新菜。

今年食堂還開展了名為“鐵人大廚”的家校共建活動，隔周的周三午餐都會有一道新菜是由一位廚藝不凡的家長教食堂廚師們做的。這樣，不僅午餐食譜能得到持續的擴充，而且食堂生活也變得更加多姿多彩。

一套啟明星午餐：牛肉醬意面、牛腩蘿卜飯、紫菜蛋花湯。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來自作者。

徐光今年40歲，從事烹飪20年，在啟明星食堂干了10年，現在是這支13名全職和6名兼職成員的隊伍的負責人。他為人穩重、精明、干練，餐飲顧問換了幾輪，是他始終在一線將種種想法落實，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把握食堂略顯復雜的供應鏈。

目前給啟明星供菜的農場有十幾家，大多數是小型家庭農場，最小的僅十幾畝。徐光說：向這些小農場直接采購，要求廚房有良好的規劃和應變能力。生態農場的蔬果，一方面品種隨季節變化大，另一方面每個單品的產量都不太大，而且也不太穩定，因此需要提前和農場做好溝通，知道什么時候有什么，有多少。要是交貨出狀況，廚房還得知道拿什么來替換，得做二手、三手的準備，因此廚師們發明出很多新菜式。

既是家長又是餐飲顧問的葉香吟說，自己為廚房團隊感到驕傲——勤奮、好學，人員流動率也很低。而每當看到孩子們在享用美味的午餐，或者一見到自己就問今天午飯吃什么時，她都會感到由衷地自豪。生態、健康、美味的校餐，已經成了啟明星招生的一個籌碼。

啟明星的伙食費是根據成本估算收取，沒有利潤成分，一頓午飯加兩頓加餐（上午是水果，下午有現烤面包、胡蘿卜蛋糕、司康餅、烤麥片配酸奶等）的費用,根據孩子的年齡，約為38-44元/天。固然顯著高于北京普通公辦學校每天20元以內的餐費標準，但對啟明星比較中產的家長們來說，也完全可以接受。

啟明星廚房部分團隊成員，后排左一為徐光、左四為葉香吟。

本地學校訂單：生態農場的穩定器

而在供應鏈的另一端，對供貨的生態農場們來說，來自啟明星的學校訂單有著重要的意義。

位于北京昌平的平人農場占地47.2畝，全部有機方式耕作，這不僅是不使用農藥、化肥這么簡單，更在于改良土壤條件，培育生物多樣性，利用生態系統本身的力量來抵御病蟲害，通過堆肥對農場資源進行循環利用。

平人從2014年起向啟明星供菜。曾負責平人銷售工作的任盈盈說，給學校的菜拿去都是直接下鍋的，所以對品相的要求不像在市集上和店堂里賣的菜那樣高。太大的、形狀不規則的、有傷痕的，學校照單全收，庫存太大的也收，減少了農場很多的損耗。而農場也樂于給學校便宜的價格，相當于零售價的一半，根莖類在4～5元/斤，差不多剛好覆蓋成本，果菜類在5～8元，還略低于成本。

去年9月，任盈盈和先生從平人辭職，去追求兩人長已有之的返鄉夢。他們來到承德，租下25畝耕地和20畝林地創辦了戀鄉農場，也成為啟明星的供應商。除了啟明星，戀鄉目前每周還向昌平的另一所民辦學校——南山華德福學校供應100斤西紅柿。在起步階段就能和學校對接，對農場來說是一種依靠，這樣可以先專注于幾樣產品，而不用急著吸引家庭訂戶而發展產品豐富性。目前戀鄉的主要產品是西紅柿和幾種蘑菇，之后會拓展到紅薯、土豆、胡蘿卜、大白菜等適合儲存運輸的根莖類產品。

任盈盈希望未來農場的產品中有30%是供應學校的，其余可以供應給一些生態餐廳和商店。這樣既有一定的穩定性，又能有一定的利潤空間。

任盈盈和先生，與他們在北京領養的狗在戀鄉農場。

學校訂單不僅對小農場有意義，對大農場也一樣。承諾采用“全天敵昆蟲防治”的自然樂章也是一家生態農場，但規模要比平人和戀鄉大得多，在北京朝陽有400畝蔬菜基地，在張家口的張北有兩萬畝，有一支30多人的年輕創業團隊。即便有這樣的規模，它在市場上的處境也并不順遂。

自然樂章這幾年主要的銷售渠道是生鮮電商。但電商傾向于把風險轉嫁給農場。比如讓產品先入庫再給農場下單，讓農場承擔庫存損耗，驗收標準隨著需求量的減少而升高，有時造成農場大量的積壓。利潤率固然相對較高，但是風險也大。

2015年初，自然樂章主動與啟明星接洽，并開始向其供菜。這既能避免浪費，又能挽回部分損失，而且可以通過其中眾多的消費者來獲得新的市場機會，比如家庭訂菜。給啟明星的產品都屬于“二等品”，品相不那么好看，但品質不差，而且價格低于直接生產成本。對食堂來說，價格遠比品相來得重要。

除了啟明星，自然樂章的創辦人王冕還接觸過幾家民辦國際學校，但都還沒談成。這些學校為了降低食品安全風險，切割責任，把食堂都外包了。在承包者眼里，生態農產品一個是貴，另一個是不夠標準化，比如有很多彎黃瓜，加工麻煩。此外，王冕也在爭取醫院、銀行等其他類型的機構訂單，但暫時都還沒有結果。

王冕希望農場未來的銷售中，至少占目前產量30%～40%的“二等品”能有直供機構。他又補充道：“如果生產者不能橫向合作，形成話語權的話，必然在縱向利益鏈中受到壓迫。如果多個生產者可以聯合起來向學校食堂直接供菜，那就是一種比依賴電商更好的生存狀態。”

雖然這話從一位“大農場主”的口中說出讓人略感意外，但也確實反映出當前生態農業創業者普遍的艱難。

必須承認，目前生態農產品的價格對公辦學校來說是不太好接受的。但是啟明星的經驗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因為即便不追求高標準的生態、有機，公辦學校同樣可以找到合適的本地農場，約定生產標準，實現“看得見”的新鮮、安全和健康，并協商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實現互惠雙贏。校餐的巨大市場，對幫助本地農業走向綠色的意義不容小覷。而隨著供應的增加和配套服務體系的完善，生態農業的價格也會逐步降低。

聯合招標、外供餐與食堂外包

近年來，有三種趨勢讓這種學校本地采購和直營食堂的模式變得越來越像特例。這分別是：公辦學校食材采購的聯合招標制度、同時流行于公辦和民辦學校中的“外供餐”和食堂外包。

聯合招標什么樣？是誰在競逐這些標的？

今年7月2日，南京10個區聯合為區內60萬師生校餐大宗食材進行招標，結果入圍企業125家，其中蔬菜供應商僅38家。即便最終它們全都拿到合同，那么平均每家也要至少為近1萬6千師生同時供菜。糧、油、肉、豆制品等類別的入圍企業更少。從這些企業的名字看，絕大多數為經銷商和代理商。

同月，江蘇南通某區11所中小學校為一萬余名師生的校餐進行了聯合招標。公告中，對豬肉和米油競標者的注冊資本要求為不低于500萬元；禽類、牛肉和豆制品的不低于200萬元。而且，豬肉和禽類只設一名中標戶，其余最多兩名。這意味著本地中小型種養戶和加工商是沒有機會參與的。

南京的那場盛大招標會同時也招送餐企業，這就是“外供餐”模式。查閱關于外供餐的過往新聞，不乏對外供餐質量的批評，最常見的就是孩子抱怨不好吃，吃不飽。《新京報》在10月23日的一篇報道中援引一位餐飲服務公司負責人的話說：“營養餐公司基本都在四環外，考慮到交通情況，為確保營養餐中午能準時送達學校，基本早上8、9點就出發送餐，等飯菜發到學生手里時，色香味已難以保證”。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同時向多所學校供餐，遠離師生和家長的送餐公司，固然不想出食品安全新聞，但有多大意愿追求食物的品質？正如啟明星的故事所呈現的，對食物品質的追求離不開廚師團隊的責任感、榮譽感和匠心。這些，是采用工業化設備和標準化流程的中央廚房所不具備的。恰恰在對南京那場招標會的報道中，一款“炒飯機器人”博得了不少關注。

至于“食堂外包”模式，它的問題同樣是：同時服務多所學校的承包者，缺乏動力來承擔建立和維護這種供應鏈的額外投入。正如王冕告訴我們的，這些公司往往非常關注成本控制。

有了農村校餐，但要從城里采購

離開城市，放眼鄉村。在農村中小學校餐中，政府對供應商資質、證照的要求，也讓面向本地小農采購變得難以操作。

張雄是云南曲靖一家生態農業企業的創辦人。在2009年開始做農業之前，他長期在一家國企任職，擁有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2011年，云南省人大組織各地經濟界別人大代表幫扶偏遠山區，張雄一行來到滇西北的一個村子。這里地處偏僻、人口稀少，一所70名學生的村小離鄉鎮12公里，采購農產品非常不便。一家在當地開展留守人口服務的國際NGO建議村委會發展村中留守老人做生態農業生產，直接供應村小，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學校食材采購難題，另一方面也給老人帶來收入，孩子們可以課余去田里幫忙，與老人交流，了解農耕。張雄覺得是個好主意，幫忙推動。第一個學期，村里的六名留守老人開始向學校供應自產蔬菜。菜非常新鮮，鎮上白菜一公斤3.5元，學校給老人4元，大家都非常滿意。

但是好景不長，第一個學期結束，項目被縣教育局叫停，理由是“老人沒有資質”、“有安全隱患”，萬一出了事情“沒地方找”，并質疑學校在村中采購有“利益輸送的嫌疑”。結果項目中輟，縣教育局根據當時剛剛開始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通常稱作“農村營養校餐”）的要求，重新組織招標，在150多公里外的州府找了一家蔬菜批發門市作為供應商。門市的菜從州府運到縣城，從縣城運到鄉鎮，最后再運到村里，需要轉兩次車，全程160多公里，幾乎全是山路，運到的時候，菜都是兩天以前的了。

政府給這家門市的價格是連運費每公斤5元。張雄說，批發商從規模化種植基地收這些菜的價格還不到1元，其余都是中間環節的利潤和各種成本。一公斤不到1元的菜價便宜到令人乍舌，體現出大規模化學農業的“效率”，當然，沒算上環境和健康代價，和對小規模生產者的沖擊。

2014年，云南搞產業扶貧，張雄受扶貧系統邀請，再次作為養殖專家到各地指導。在滇東的一個村，他認識了一位大姐，丈夫去世，子女在上大學，她和妹妹一起搞生態養雞。張雄發現雞蛋品質非常好，這種“林下經濟”實踐也特別值得扶持，于是撮合鄉上幾所小學一起向養雞場采購雞蛋。可好景又是不長。

縣里官員知道后，先說養雞場沒注冊，沒資質。大姐馬上去注冊了合作社，但官員又說合作社不符合要求，必須是公司注冊，即便《云南省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學生餐飲服務管理辦法》中并無這樣的規定，而只是說“采購食品原輔料時必須索取相關證照復印件、發票及票據。其中，采購畜禽肉類原料時，還應索取相關部門出具的動物檢驗檢疫合格證明復印件”。公司不僅注冊麻煩、報稅麻煩，而且還要交比合作社更多的稅，大姐躊躇再三，最終作罷。

后來，縣里通過招投標把雞蛋的供貨權授予了一家公司。再后來，有兩個學生吃了公司的雞蛋，抗生素中毒住了院。

張雄說，現在云南的學生營養餐食材采購普遍由縣里安排招標，最低價者中標。但食品有其特殊性，品質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而不應該只盯著價格。作為人大代表，張雄在多個場合呼吁過，營養餐招標必須有明確的品質指標在先，競標者必須先確保能滿足這些要求，然后再參與競標。而現在，招標書中對原材料質量的具體要求僅僅是關于量的，比如雞蛋每枚不低于50克、面包每只不小于150克、牛奶每包不少于120毫升……

在食品安全事件的陰影中，對“資質”和“證照”的要求無疑是需要的，但是“資質”和“證照”既不體現對食材新鮮程度、健康程度、營養水平的要求，也不意味著實質性的監督，以至于有時連食品安全都保證不了。

今年5月，廈門多所學校上百名學生因為吃了“勝福興”公司供應的問題面包而導致沙門氏菌感染中毒，該公司供應全廈門高達60%學校的課間餐。據報道，這家公司并不缺少資質，但只要“資質”背后沒有透明度，沒有實質監督，大規模集中供應只會讓風險也高度集中。

“資質”和“證照”不應該只屬于大型生產者，和那些掌握著遠程、多環節、低透明度供應鏈的大型經銷商。它們也應該屬于小型地方性生產者，讓他們有機會對接學校。這既有利于農村發展，也有利于農業走向綠色生態可持續。這需要政府以一種遠見和服務意識，幫助本地小生產者獲得資質。

“本地校餐”：一場世界性的運動

國外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韓國從2000年起，尤其是到在2002年加入WTO的背景下，農民和市民團體共同大聲呼吁在全國推廣“親環境校餐”，逐步提出校餐食材必須使用韓國本土親環境（環境友好）產品、學校在當地采購食材、直接運營食堂等訴求。到了2014年，全國有95.5%的學生在校食用親環境校餐。這場“親環境校餐”運動的訴求，同時包括支持本地親環境的農民農業，以及給下一代提供健康、營養的食物兩個方面。

韓國小農的規模和中國小農差不多，也就一畝到十幾畝，為了解決小農與學校對接的效率和成本問題，農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一方面開展質量監督，一方面整合貨源、組織物流，既保證了產品質量，也極大提高了效率。

一份韓國親環境校餐（圖片來源：韓國生態和平亞洲，轉載自盛江華的文章）

常被視作農業現代化典范的美國，其公眾在上世紀末愈發意識到自己的下一代正深受肥胖癥、糖尿病等本不該困擾青少年的病癥的侵襲，究其原因，是深加工食品彌漫于整個食物體系。很多青少年吃著中央廚房配送的批薩長大，沒有見過生肉和新鮮蔬菜長什么樣。從1997年開始，農業大州加利福尼亞的一些家長和學區餐飲負責人率先開始探討嘗試“從農場到學校”（Farm to School）的直供模式，然后很快擴散到各州。

美國很多學校沒有自己的廚房，午餐的供應是整個學區多到二三十所、少到五六所學校共同對接一個中央廚房，餐食配送至學校。學校沒有校餐自主權。

而這些民間自發的“從農場到學校”行動，先是在學校餐廳設立一個供應本地農場新鮮果蔬的沙拉吧，同時把食物教育、營養教育納入學校課程。然后越來越多的學校有了自己的廚房，開始使用新鮮蔬菜和新鮮肉類烹制校餐。這些改變極大地改善了學生的營養狀況，并增進了他們對健康飲食的理解。

美國食物教育家艾麗絲·沃特斯（Alice Waters）在加州發起的“可食校園”（Edible Schoolyard）計劃嘗試把農業和烹飪融入教育環境，是“學校到農場”運動的組成部分（圖片來源：lexiconofsustainability.com）

“從農場到學校”逐漸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眾多民間組織在其中提供對接服務，政府也開始提供資金支持。其目標上升為改革美國的過度工業化、集中化的食物體系，在確保校餐的新鮮和營養的同時，支持各地的家庭農場，使它們不被大型農業企業和高度集中化的經銷商、餐飲服務商的世界淹沒。

而我們，是否正在走上美國走錯的老路呢？

巴西，一個同樣有著廣袤國土和眾多農業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其校餐食材的定向公共采購（Targeted Public Procurement），更是將對下一代的營養投資與對本地家庭農業的扶持緊緊結合在了一起。

眾所周知，巴西是一個出口導向型農業大國，大豆、咖啡、蔗糖、煙草、牛肉、植物乙醇等大宗農產品的產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從事這種生產的都是企業化的大型農場。這些為了出口而生產的產品并不能服務國內的食品消費需求。而真正為國內提供食品的，是巴西400多萬個小規模、主要以家庭成員為勞動力的家庭農場。其中很多成員，正是在巴西半個世紀以來的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被剝奪、被邊緣化的人群。除了他們，巴西的城市貧民問題也舉世聞名，大量城市人口處于營養不良的狀況中。

因此， 2003年盧拉就任總統時啟動的“零饑餓”（Fome Zero）項目，嘗試將貧困人口營養改善和扶持家庭農業結合起來。具體的做法是各州、市政府通過“聯邦食品收購計劃”（PAA）和“校餐計劃”（PNAE）兩條渠道向本地家庭農場定向采購農產品，然后免費提供給學校等公共服務機構使用。

巴西規模宏大的“零饑餓”項目標志

提高小農收入，增強他們的市場營銷能力是PAA的明確目標，因此它專門面向小農，以優價采購。這些產品會被免費提供給學校、社區中心、醫院、日托中心、食物銀行和低收入社區中的“補助餐廳”等公共服務機構，改善其中就餐者的營養狀況。

與眾多小農開展交易，如何保證效率是個重要的問題。為此，PAA要求農民組成協會或合作社來簽訂供貨合同，這刺激了巴西農民組織的發展。組織起來的農民可以更好地實現技術升級，更好地開展加工、品控、物流和市場營銷，因而有望獲得更大的市場，和更好的市場待遇。PAA還著力推動生態農業的發展，向生態農產品支付額外的溢價，并向生產者提供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方面的技術服務。

PNAE，校餐計劃，是專門為了滿足全國4500多萬公辦學校學生的校餐需求而開展的采購項目。在2009年之前，它并不明確扶持小農，不一定面向小農采購。但是，2009年通過的《校餐法》將支持家庭農業發展列為PNAE目標。該法的營養導則要求學校菜譜必須優先考慮傳統和本地飲食習慣，必須包括一定比例的新鮮蔬菜和水果，并限制高鹽高脂的加工食品。這對家庭農場來說無疑是個利好，因為從事符合傳統飲食習慣的蔬果生產正是他們的強項。更為關鍵的是，該法還要求各地PNAE采購預算中的30%必須用來采購家庭農場的產品。

這兩個項目為全國的家庭農場留出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兩者共同用于向家庭農場采購的公共資金規模，每年在10億美元左右。

巴西免費校餐。圖片來源：www.cachoeiro.es.gov.br

PAA和PNAE在操作中仍然面臨很多問題，比如一些地方交易成本依然過高，農民品控和加工能力的薄弱限制他們提供更豐富的產品，仍有很高比例的學校未能達到30%的采購要求，等等。但是它已經被證明能夠有效改善校餐營養結構，并改善了很多農民家庭的經濟狀況，減少了他們對非農收入的依賴。

事實上，這種用一項政策同時實現學生營養改善和鄉村減貧雙重目標的“本地校餐”（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模式，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流行的社會發展工具。

聯合國糧農組織從2009年起就開始與巴西政府合作，把巴西在本地校餐方面的經驗推廣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其他國家。世界糧食計劃署針對這一模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向37個國家提供相關支持。

當然，“本地”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含義。在糧食自給率低的國家，這首先意味著用國產而非進口糧食喂養下一代；而在糧食自給率高、幅員遼闊的國家，則更側重地區性短鏈采購。

反觀國內，在建設“生態文明”的大背景下追求小農戶的現代化，奈何把小農戶綁上高污染、高能耗、不生態、分配也不盡合理的工業化農業的戰車？

反觀國際經驗，也許幫助小農戶們組織起來，開展生態農業生產，對接本地學校、醫院、敬老院等機構，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參考資料：

1.盛江華,韓國的“親環境校餐”可貴在何處？谷聲，2017年5月，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LPCcfFNJXWWuxqwDK_J7g

2.Gail Feenstra and Jeri Ohmart, The Evolution of the School Food and Farm to Schoo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ng Childhood Health, Farms, and Communities, Childhood Obesity, August 2012, Volume 8

3.Hannah Wittman and Jennifer Blesh, Food Sovereignty and Fome Zero: Connecting Public Food Procurement Programmes to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 Brazil,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 No. 7 1, January 2017, pp. 8 1–105.

4.Francisco Espejo, Carmen Burbano and Elena Galliano, Home Grown School Feeding: a Framework to Link School Feeding with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orld Food Programme, 2009

5.Kei Otsuki and Alberto Arce, Brazil: A Desk Review of the National School Feeding Programme, World Food Programme, July 2007

（本文首發谷聲，經授權轉載。谷聲是一個關于農業與食物的寫作平臺，關注從生產到消費過程中的生態永續、社會公正和文化多元。微信公眾號“谷聲GUSHENG”。作者郵箱：yifa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