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9日，江蘇南京，大學生在招聘會上交流。人民視覺 資料圖

“我原來以為，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是一種平庸的生活，是一種很可怕的生活。但我現在忽然發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是一種特別有安全感的生活，是一種很奢侈的生活。”

這是“才女作家”蔣方舟在2018年《圓桌派》節目中說的一段話。如今，這段話反復被年輕人提起。

近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我們的工作生活節奏，尤其對于大學生而言，求學不得不頻頻轉為網課的模式，甚至遭遇封校、隔離，向往的大學校園時光被疫情無情“偷走”。轉眼間，畢業季來臨，他們不得不拖著行李箱走出校門，走進疫情沖擊下的就業市場，尋找一份工作。

“新冠疫情下，大學生就業價值觀具有明顯向體制內卷的特征。”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劉成斌教授在發表的論文《向體制內卷：疫情風險對大學生就業價值觀的影響》中指出。這個結論是通過對深圳市368位大學生的問卷分析得出，求穩成了大學生求職頗為看重的指標。

上述研究指出，在新冠疫情風險沖擊下，所在地區風險級別越高、隔離經歷層級越高的大學生，就業價值觀具有越強的穩定性意識。出于風險回避、逃避心理，大學生就業會越來越扎堆于政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單位。這不僅不能有效緩解大學生的就業壓力，甚至進一步加劇了大學生就業競爭的“白熱化”和向體制內卷的從眾化。

對此，研究提出多項建議：國家應增強對中小企業、自主創業的扶持力度；擴大公務員、事業單位的招考規模，增加應屆高校畢業生專項崗位的數量；國有企業應切實履行社會責任，擴大錄用高校畢業生規模；高校應加強大學生職業選擇教育，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擇業觀；大學生自身應樹立多維度的競爭意識和多元的自我實現精神。

日前，劉成斌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進一步解讀，增強就業的安全感，首先還是要拉動經濟。中國面臨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這既要保持經濟規模的穩定，更要進行產業升級和社會轉型，所以只有經濟可持續增長、社會良性穩定運行，每個人才能有安全感。安全感不單是就業的問題，更多是指整個社會的發展情況和人們的心理氛圍。

他分析了大學生就業向體制“內卷”、人才流向縣域地區的原因，并指出“對高等教育和社會發展趨勢有清醒的認知，是緩解教育焦慮的關鍵”。以下是劉成斌的講述——

大學生就業為何向體制“內卷”？

大學生更傾向于選擇到體制內就業，實際上是求穩心態，經不起折騰或者更傾向回避風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用人單位招聘計劃凍結、招聘需求萎縮，更有不少中小企業因經營困難而破產，很多大企業的待遇也不如以前，這反映到求職上就是，大家會害怕去“冒險”。

相對于如中小企業、自主創業等其他就業選擇，大學生寧愿通過“慢就業”的方式以達到最終進入“體制內”的目的，這進一步加劇了本就嚴峻的畢業生就業形勢。例如很多人考公務員，“一戰”不行就“二戰”。

“慢就業”是指部分畢業生不急于就業，一方面是家庭經濟條件好，沒有那么急迫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社會轉型磨合的過程復雜化，以前是社會整合個體，現在很多人反過來主動選擇，人的主體性、個體化的需求彰顯。總體來說，以后大學生短期內“不就業”變得更尋常。

另外，人才相對過剩導致就業格局發生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擴招，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型轉向大眾化，高校畢業生不像以前那么搶手了，也不會大多數集中在大城市，部分人畢業了會有緩沖期不會立馬就業，這些都是必然的趨勢。就算沒有疫情，這種現象遲早也會到來。  

過分追捧穩定性和回到體制內的就業觀念，對于現代社會的市場化就業體系來說其實是“開倒車”。長期來看，市場化還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向，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不可能逆市場而動，不可能逆歷史而動。如果大家都去追求體制內的工作，都去追求穩定，市場的動力就消失了，那整個社會就沒有了動力，靠什么發展？

嚴格來說，中國現在沒有“鐵飯碗”，公務員、教師等崗位也不是“鐵飯碗”，只是相對穩定，不是從前意義上的那種“鐵飯碗”。

人才流向縣域地區是必然趨勢？

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也關注到了碩博畢業生回流到小縣城體制內就業的現象。很多人說是疫情的原因，其實疫情只是加劇了就業難，加劇了碩士博士畢業生回到縣城的流動。就業形勢實質上是以人才體系和經濟社會轉型為大背景的。

從歷史的演進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靠傳統的工業投資模式，以生產資料的投入為主；后來到現代的工業化，講規模經濟。規模化之后會進入生產產品過剩的時代，就需要轉型和升級，就是你生產的東西太低級了，需求要提升，很多需求是被刺激出來的。我們原來很不能理解西方國家為什么倒掉牛奶，很簡單，因為產品過剩。

整個社會的產業體系轉型和升級，它需要什么？需要從頭到腳、從中心區域到邊緣地區的整體性發展，就是從北上廣深一線大城市到二線三線城市，再到小縣城，都需要經歷早期的規模化再到后來的轉型升級，到投入高科技、新技術和高端的人力資本為主要驅動力的新型經濟，當前集中體現于數字經濟，這跟早期的資本驅動不一樣。

現在有個比較熱的社會研究對象叫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沒有土地、企業和生產資料在手上。二戰以后，西方國家中產階級大規模興起，他們是出售知識、技術和服務的人群，成為介于資本家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龐大社會階層和中間力量。

中國也是這樣，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高校擴招之后，中產階級的規模迅速壯大。最早的中產階級主要集中于一二線城市，現在，碩士博士活躍到縣城，靠知識技術來服務社會和建設社會，體現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壯大，這與經濟社會從規模化轉向升級化的過程是相吻合的。

有個現象值得注意，有些縣城的事業單位招聘要求至少研究生學歷，我覺得首先要看地方，比如江浙一帶很多縣城的崗位、深圳的中小學教師崗位，給出了30-40萬的高年薪，這是社會轉型自然而然向基層滲透的過程。

但如果基層政府寧愿招不到人也要招高學歷的人，這是不太合理的，我也不贊成。本來碩博人才流向縣城，向基層滲透，這是好的，是社會發展和進步轉型的標志，但反過來縣城不能要求必須是研究生才有資格來工作，縣城作為主體而提出這個要求是不合理的。

人才流向基層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如果變成必要條件，其實是一刀切了。縣城事業單位招聘不應只看學歷，而是應該以專業技能的水平與能力為依據。國家人社部自2006年以來一直在推進的“三支一扶”計劃，就表明農村教育、醫療等領域的人才短缺仍然是一個難題，縣城怎么保障人才留得住，牽涉到用人體制、鄉村振興等，是社會系統工程。

如何緩解教育焦慮，增強就業安全感？

中南民族大學王水珍副教授認為，教育焦慮不是簡單的群體心理問題，而是根源于社會大環境的轉變。

教育焦慮是怎么引起的？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之后，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特別是高等教育擴招以來，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不再屬于金字塔頂端的精英，也可以理解成“教育貶值”。

但很多人的教育觀念還是精英化、拔尖化。很多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拔尖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希望孩子成為精英。這中間有逆差，就像是“貿易逆差”，導致了人們的心理落差。特別是最近兩年，出國的大環境有變化，導致出國留學規模銳減，更加劇了國內高等教育領域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傳遞到中學生家長人群當中，教育焦慮逐漸加劇的現象應當是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很多人焦慮：我孩子將來上不了好大學就怎么樣？很多人“雞娃”實際上是把自己發展的不如意投射到孩子身上，希望通過孩子來改變家庭命運，很多時候這是不現實的。教育并不是用錢“堆砌”或者“雞娃”就能做好。也并不是增加教育成本就能成才，很多人即使上了名校，仍然成不了頂尖的人才。

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科技精英、商業精英更多時候是從社會中磨練出來的，每個人的天賦不一樣。普及化教育下，上重點小學、中學確實對上好大學有幫助，但這只是獲得初級的高等教育，并不決定這個人能夠成為社會精英人才，這是兩碼事。

“雞娃”也好，教育焦慮也好，其實是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清醒的認知。如果對高等教育有清醒的認知，適應社會發展趨勢的話，教育焦慮就可以得到緩解。以前在精英教育模式下，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現在高考的綜合錄取率已經超過90%。從這個角度來說，家長們不需要太焦慮。

中產階級本身的構成也是多元性的。以前培養出來的人才主要留在大城市發展，現在很多人才都到中小縣城去了，大學生要“放低身段”。

不光是即將就業的畢業生，在職的很多人可能也沒有安全感。增強就業的安全感，首先還是要拉動經濟。當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形勢穩定，每個人才能有安全感。

安全感一定是指整個社會的氛圍，不單是就業的問題，它是生存的需要、社會交往的需要，這是社會的基本需求，是全社會性的，是整體性的。

鑒于這兩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高校畢業生可以放松心態，不要過于緊張，疫情總體上是階段性的，中國有信心也有實力進行經濟恢復和社會修復。政府當然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務實的改革，對社會發展不利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要加大力度整治，絲毫不手軟。該治理的治理，該發展的發展，我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大環境好了，自然小環境也就好了。

就業不僅僅是大學生找工作的問題，而是體現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節奏和運行狀況的一環。我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把經濟建設搞好，實事求是抓好、做好各方面，就業的很多問題就會逐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