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5日，美國得克薩斯州薩瑟蘭斯普林斯鎮，聯邦調查局人員在發生槍擊事件的教堂附近調查。

2017年11月5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南部一所教堂發生槍擊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死者年齡最小的為5歲，最大的為72歲。槍手為26歲的白人男子德文·帕特里克·凱利，在逃逸過程中死亡，其作案動機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就在幾天前的10月31日，美國紐約曼哈頓下城發生小型卡車撞人事件，導致8人喪生、10多人受傷。卡車附近發現的阿拉伯語手寫便條表明29歲的嫌犯賽波夫效忠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紐約市長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一起“特別懦弱的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行為”。賽波夫2010年從烏茲別克斯坦來到美國，目前持有合法的美國永久居民身份。

10月1日晚，拉斯維加斯發生了美國史上規模最大槍擊事件，64歲白人男子斯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在位于32樓的酒店房間向馬路對面參加音樂節的人群開槍射擊，造成至少58人死亡和近500人受傷。槍手動機至今未明。

短短一個月，美國就接連發生三起造成重大傷亡的慘案。雖然兇手身份和動機各不相同，但無一例外都采取了“獨狼式”（lone wolf）襲擊。歐洲的案例也表明，近年來恐怖主義越來越多采取獨狼式襲擊。

所謂獨狼式襲擊，是指由個人單獨實施的暴力行為，“獨狼”往往受到外部組織的意識形態影響或激發而自我激進化，有些影響甚至來自非直接接觸。

為何“獨狼”式襲擊如此頻繁地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

在大眾印象里，恐怖主義通常是指9·11這樣的事件，即由一個嚴密組織——比如基地組織——通過精心策劃暴力事件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行為。這種組織有著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以及由各種專家支撐起的技術系統，按照一定的原則建立架構、制定計劃、執行任務。

但獨狼式恐怖主義不一樣，雖然有明顯的計劃，但不算組織行為，個人特征明顯，具體表現為個人發起、個人策劃、個人行動。事實上，獨狼行動本身并不是一種新現象，新的只是“獨狼”這種叫法而已。英國利茲大學的學者Catherine Appleton將這種行為一直追溯至19世紀的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哈伊爾·巴枯寧所鼓勵的暴力行為。

巴枯寧在自己的作品中極力主張個人向既成的社會秩序發起挑戰，鼓勵以暗殺等方式來達到顛覆政府的目的。在Appleton看來，個人式攻擊行動在不同歷史階段會以不一樣的形式出現，但內在機制保持一致。我們今天看到的獨狼行動無非就是從白人至上主義、反政府主義、穆斯林主義、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等各種意識形態資源中獲取動能后的結果。區別在于，19世紀的激進思想通過書籍這一媒介建立起與個體之間的跨區域聯系，而20世紀的媒介是廣播、電視，21世紀的媒介是互聯網。

獨狼襲擊具有作案動機多元不定（有的主張純潔的基督教世界，也有的主張統一的穆斯林世界，還有的主張動物保護等）、作案行動難以追蹤等特征，為我們的理解帶來了一定麻煩。但通過案例追蹤，我們依舊可以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點。

首先，獨狼行動最嚴重的地方并非社會危機重重的第三世界國家，而是在諸如美國、澳大利亞、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或地區。這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因為這些地方相對來說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人均收入高，雖然周期性的經濟調整和就業浮動會給個人帶來困擾，但完全談不上有令社會本身瓦解的危機，所以按理說不至于發生這樣的行為。

研究恐怖主義的澳大利亞社會學家Ramón Spaaij，通過比較發生在15個國家的獨狼事件得出結論：美國境內的獨狼事件最嚴重，在1968至2007年，美國境內發生的獨狼事件占比為43%（Spaaij只統計了行動成功的案例）。根據馬里蘭大學學者Christopher Hewitt的統計，1955至1977年間，美國境內的恐怖襲擊遇難者中，只有7%的比例死于無組織依附的個人行動，而在1978至1999年間，這一比例上升至26%。

第二，有不少“獨狼”并非社會底層，有些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中上層，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比如，2011年的挪威汽車炸彈案的行兇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事發前曾于商業學院修習過商業管理，居住在挪威東部開辦農場，從事農產品生意；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和MIT槍擊案兇手之一，20歲的焦哈爾·察爾納耶夫，是麻省當地的一名大學生；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的行兇者，也是個人收入頗高的白人男性。

“獨狼”們的行為盡管極端，但大多不是沖動為之，他們往往有著明確的政治主張或信奉的理念，對于行兇過程有過策劃準備（有些甚至相當周密），他們相信自己的行動偉大光榮，將惠及一個更廣泛的群體。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種“殉道”。

激進思想如何升級為激進行動？

殉道的行為起源于殉道的思想，激進的恐怖行動是思想激進化后的一個產物。紐約警察局的Mitchell Silber和Arvin Bhatt提出了從激進思想到激進行動轉變的四階段模型：（1）前激進化（pre-radicalization）；（2）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3）灌輸（indoctrination）；（4）圣戰化（jihadization）。但這四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在時間的分配上并不平均。常見的情況是，前三個階段經歷的是一個稍長的演化過程，而第四個階段是一個短暫的升級過程。

通過案例研究會發現，不少“獨狼”都有不幸的過去，比如受過嚴重的心理創傷。心理創傷使得他們離間于大眾社會，在對于社會的認知方面形成真空地帶。當激進思想鉆了空子，進入到這片真空地帶后，思想激進化的過程就得以完成。

比如，曾參與暗殺瑞典插畫家Lars Vilks（未遂）的美國人Colleen LaRose，3歲時父母離異，7歲至13歲之間不斷遭生父強奸，后來成為妓女。她16歲的時候嫁給了一個32歲的男人，沒過多久離了婚，24歲時再婚，35歲時再度離婚。43歲試圖自殺未遂。LaRose是在阿姆斯特丹旅游的時候，在酒吧里認識了一名穆斯林男子，之后開始對伊斯蘭思想產生興趣。她回美國后在網上搜尋各種有關穆斯林的信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這個過程中，她經歷了自我認同和灌輸的過程，構建了自己對于伊斯蘭主義的想象。

2008年的6月，她在Youtube某個視頻上留言，表示自己“極度渴望成為一名殉道者”。接著通過郵件等方式和其他極端主義者取得聯系后，決定合謀對瑞典插畫家Lars Vilks 下手，因為這名插畫家曾畫過關于穆罕默德的漫畫。她曾對自己的一個親密朋友坦言：“當我們的兄弟捍衛我們的信仰和家園時，他們就是恐怖主義者。好吧，現在我就是一名恐怖主義者，我為此感到自豪。”

LaRose經歷了自我激進化的過程，但這個過程非常隱蔽，以至于和她同居五年的男友對此毫不知情，說LaRose從未跟他提過有關穆斯林的任何事情。而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中，兇手Stephen Paddock在行動前，周圍人也沒有發現他有任何極端思想的跡象。

每一只“獨狼”的成長經歷都不一樣，但是他們從極端思想的形成到極端行為的實施這一過程幾乎符合同一種機制。只要有機會離間于大眾社會，任何人在信念意識上都會形成真空區，被外來思想入侵。Omar Haque, Jihye Choi, Tim Philips和Burstajn等學者在研究為什么有這么多西方社會青年會加入遙遠的ISIS時，從心理學的角度指出一點：個人主義文化的盛行造就了孤獨感，為了填補孤獨感，他們會不斷搜索思想資源。

只要有人類的地方，總會有各種不幸、各種心理創傷、各種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在這個意義上，獨狼事件可以被視為“黑天鵝事件”。但是，這無法解釋：為什么“獨狼”襲擊會更多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

西方民主國家怎么了？

極端思想在社會中的走向，要么是衰落，要么是升級。其中的升級有兩個走向，一是形成暴力行動直接釋放，二是公開化之后形成組織，通過正規渠道挑戰現成秩序。但是，在民主國家中，極端思想升級后的走向多半是變成直接釋放的獨狼行動，而不是組織。

首要原因是成本。Courtenay R. Conrad、Justin Conrad和Joseph K. Young三名學者引入了“受眾成本”（audience cost）這一概念，他們認為，民主國家的受眾成本會更高。極端思想者處在民主國家的邊緣，在政治光譜上要么是極左，要么是極右，在人群中占比很小。為了吸引同樣數量的聽眾——相比于靠近政治光譜中間的人——他們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并且極端思想者往往信奉某種理念，認為社會需要根據自己的理念做出某種改變。但在民主國家改變政策需要承擔很高的組織成本，即建立團體不停進行游說。從這點上來看，極端思想者升級為獨狼，是因為效率原則使然。要知道，他們渴望的是短時間內的成效斐然。

我們如果仔細考察一下近年來的美國極端思想發展就能發現，極端思想會形成短期社會運動，有時甚至是暴力沖突，但從社運團體發展成組織的情況幾乎沒有。因為社會運動周期較短，靠情緒就可以調動，但是建構組織需要嚴密的計劃，需要長時間的有序運營。這跟創業一樣，賺一兩次錢容易，但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并不容易。

第二，預期回報比較大。從效果來看，極端思想者也認為自己有充分理由動用恐怖主義，一來是因為這種行為能夠快速地引起曝光，二來是能快速地與政治決策者建立起聯系，令后者看到問題所在。

但在獨裁社會中，這種“個體通過暴力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為無論言論空間還是信息渠道都容易被壟斷，即便采取了獨狼行動，媒體上的輿論也能被快速熄滅、切斷。對極端思想者來說，在非民主社會中，暴力殉道不劃算。

第三，土壤緣故。極端思想即便在民主社會中升級為組織，也無法長期生存下去，因為組織的生存依賴于和外部社會進行頻繁的交互，交互會改變極端組織的內部生態以及總體走向。

在一些專制國家里，極端組織可以通過犯法獲利、獨裁政府的支持而保持自己的一致性，但在民主法治國家里幾乎不可能。即便是更容易被社會容忍的黑幫團體為了生存下去，也會慢慢演化成以干合法業務為主的社團，更不用提極端組織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基地組織只能在發達民主國家發動恐怖襲擊，而無法通過在這些地方建立分部來拓展自己業務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極端訴求在民主國家幾乎不可能通過制度程序的方式獲得滿足，因為他們要的并不是吃飽飯、多點錢這些基本必需品，而是一些諸如建立單一的基督教/穆斯林世界、消滅異己這樣的想法，這與民主國家多元共融的制度及文化底色相悖。雖然極端思想者在自我激進化以前可能會因為缺乏基本的物質滿足而離間于社會，但是一旦在意識上圣戰化后，他們的訴求就變得宏大，充滿彌賽亞主義的色彩。

所以，總體來說，西方之所以會發生獨狼事件，可能恰恰就在于極端思想無法有效構建恐怖組織而被選擇的一種“捷徑”。我這么說，并不是說它是一個好事，而是說，它的發生背后有系統機制在起作用。除非整個民主機制顛覆，否則“獨狼”不可能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