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燒烤店里，多名男子集體毆打婦女事件讓全社會震驚。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公共場所里，施暴者無所顧忌地、持續不斷地對婦女施暴，在女性已然倒地，毫無反抗能力之后，仍然在施暴：扇耳光，腳踹，拉頭發拖行，用椅子打砸……隔著屏幕就能感到那種滿滿的殘忍和絕望。

目前，據唐山警方的最新通報，已經有5個涉案人員落網，警方已赴外省對其他4人實施抓捕，等待行兇者的必然是法律的嚴懲，在法律之外，我想談一個心理問題：施暴者為何不知羞恥？

施暴者明明知道這是在公共場所，是在眾人的審視之下，也知道是在監控探頭之下，對于毫無抵抗能力的女性持續施暴，卻毫不知羞恥，這為什么？

一般認為，羞恥政治會催生一種自我監督（self-surveillance）機制。從積極的一面來說，通過自我批評產生內疚和懺悔，來糾正自己的不道德行為。在中國文化中，羞恥感遠比罪惡感強烈。“羞”，主要是對于主觀的羞恥感的一種個人的不安，“恥”，這種情感具有道德的、政治、公共的屬性，因此更加貼近外部的輿論。在很大程度上，羞愧的觀念與“臉面”也是一致的。臉面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特征，在道德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為道德的性別雙重標準，羞恥政治 （the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所謂什么是“羞”，什么是“恥”的倫理道德，對于男女來說對應不一樣的要求。羞恥這種情感，主要是針對各種過失的社會懲罰的內在化形式。這些社會懲罰通常包含了一種道德和價值的判斷，同時還意味著自覺的自我評價。

但是，在父權文化體系保護下，性別暴力很難讓施暴者產生懺悔，甚至會讓施暴者產生“男性氣概”的自我滿足感。這就是我們時不時會看到，有人在施暴了自己的女友、妻子之后，還在沾沾自喜地吹噓自己“夠爺們”的原因。從心理機制上說，施暴者可能想通過公然的對女性施暴，讓周遭的人覺得自己“夠爺們”，而這種對女性施暴的心理動機，又是和涉黑惡犯罪的“震得住場子”的心理需求高度契合。

好萊塢的商業片就喜好描繪刻板的“男性陽性氣質”，女性在電影中，往往是等待被救贖者的被動形象。將男女權力關系和兩性差異作為敘事電影再現的效果，也就是陰柔氣質和陽剛氣質的建構過程，女性成了男人用來實現“榮譽”與“英雄主義”的工具，這又挑唆了更多唐山那樣的行兇者去主動騷擾女性。

而在性別暴力中的女性體驗，則往往會因為文化原因產生羞恥感。羞恥這種情感，主要是針對各種過失的社會懲罰的內在化形式實施的，比如，很多妻子羞于承認自己被家暴，因為這種述說在具體的小圈子，可能帶來的不是同情，而是社會更嚴厲的懲罰。

這形成了一個怪異的場景，在性別暴力當中，施暴者往往沾沾自喜，到處夸耀，被害人這羞于啟齒。男性權威和一套的厭女癥體系，制造了很多刻板印象，對女性權利進行詆毀，也給強奸和性騷擾等針對女性的暴力提供“寬容”的場所。

當然，審視這種基于父權文化的性別暴力，不是要向矛頭引向男性、引向性別對立。相反， 消除對女性的暴力，需要更多的男性的參與。約克大學的博士生候選人Pamela Clark在《男性可以支持女性主義做到的35件實事》里提出：“請充分利用自己的男性身份制止性別歧視。”“請不要做性別歧視的線上旁觀者”。昨天，還有男性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作為一個體型不算小的男性，曾經理所當然地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安全感，在女性的視角卻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在畸形的男權意識下，施暴者無需道德自律，或者產生內疚（guilty），這恐怕就是無論是家暴還是性侵者，會重復施暴的原因之一。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作者林奕含，曾在訪談中說：“那些從集中營出來，幸存的人，他們在書寫的時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類歷史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在書寫的時候我很確定，這樣的事情仍然會繼續發生，現在、此刻，也繼續發生。”所以，我們必須做出改變，改變的前提之一就是質問：施暴者，你為何不知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