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撰文 _ 張力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羅攀（中國民族博物館）

艾華（Harriet Evans）是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榮休教授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人類學系訪問教授。她長期關注中國近當代文化史中的性別問題，著有《中國的女性與性相：1949年以來的性別話語》、The Subject of Gender: Daughters and Mothers in Urban China（《性別的主體：中國城市中的女兒與母親》）。她的研究亦關注“少數群體”和“邊緣”的文化記憶，其于2020年出版的新書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底層北京：首都中心區的邊緣生活記事》）記錄了北京大柵欄街區若干底層家庭的變遷經歷。2021年，艾華與本期另一位受訪者邁克爾 · 羅蘭合作編著了文集 Grassroots Valu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中國的地方性文化遺產與民間價值》），透過地方性視角探索中國當代的民間遺產實踐。此次訪談由博物館展覽中的性別問題展開，我們希望與艾華教授探討性別研究對博物館和文化遺產有何理論與現實意義。

您一直致力于性別（gender）議題研究，并且成就卓然。能否請您談一談，性別視角對文化遺產和博物館研究有何重要性？

艾華：首先我想強調，性別和一切看似“邊緣”的議題一樣，并不外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是絕對地嵌入所有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不論我們承認與否。就博物館和文化遺產而言，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能夠在實踐中與相關的族群或共同體進行交流，聆聽并接納他們的觀點，而不僅僅是“開始”重視性別。若就性別而論，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確定我們應如何理解知識。我們應該認識到，博物館的功能并非僅是保存過去或者異域的事物，而是不斷生產知識。作為重要的公共教育機構，博物館的知識生產具有高度的權威性。長期以來，公眾已經習慣了接受博物館展陳中的主流歷史敘事。而在這些敘事當中，女性的再生產活動要么被徹底隱形，要么被草率地歸入家庭空間的“次要” 部分，遠離男性生產活動主導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通過將那些邊緣的、不可見的和再生產的工作排除在外，許多博物館展覽常常會加深傳統的性別等級制度。關注性別問題，不僅有助于突出性別化勞動的特征，還能展示藏品背后所寄托的女性的生產與再生產勞動。

以我在滇北的一個納西族村落的研究為例。當地博物館所展示的納西文化，集中在納西文字、儀式、造紙術以及關鍵的納西族宗教的宗教領袖——東巴上。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博物館，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東巴儀式、經文、造紙術等是以納西族男性的活動為中心，而往往不重視納西族女性所承擔的體力與情感勞動。實際上，這也是各個博物館展示的共同套路。女性的“幕后”勞動還包括編織實踐，她們過去要紡紗，現在主要是織布，而梭織布料是婚禮和葬禮等關鍵的儀式活動必不可少的。因此，對性別問題的關注可以使博物館用一種更平衡的視角來全面反映納西族儀式生活所涉及的種種生產與再生產活動，尤其是女性的編織實踐和男性的儀式實踐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說，這要求將婦女的再生產工作與男子的生產工作一同放在博物館展示中心的位置。我們還要認識到，在不同的歷史社會背景中，對生產和再生產話語的區分實際上掩蓋了婦女參與生產勞動的現實。

納西女性準備織機。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因此，所謂“性別研究的角度”，我認為不是簡單地思考女性或者任一性別。我想說的是，性別問題不需要通過一種對立的二元透鏡來看，而是應該去思考性別差異如何與階級、種族和歷史等其他社會要素發生關系，這是一種關系性思考。關注性別問題意味著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博物館功能和博物館知識生產的認識，而想要實現這種改變并不容易，需要博物館有意識地擺脫一些既有的定式和慣性，去探究不同性別之間的生產和再生產關系。

的確，正因為博物館具有強大的知識生產和公共教育功能，在博物館實踐中才更應加強對性別問題的敏感性。目前，性別關系的變化、性別研究的成果是否有在博物館或其他文化展示形式中得到體現？

艾華：的確，近幾十年來，性別問題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也涌現了許多有關女性藝術家的生活與創作的展覽。至少在英國是這樣，我想到幾年前在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舉辦的弗里達 · 卡羅（Frida Khalo）特展。除作品外，這些展覽還通過反映藝術家的日常生活，試圖讓觀眾理解女性如何被觀看與被認識。尤其是女性如何在男性視角之下成為“他者”，已經成為女性藝術家和策展人經常討論的主題。

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舉辦的弗里達 · 卡羅（Frida Khalo）特展。?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另一個例子是，大概2019年，我在溫哥華參觀了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UBC Museum of Anthropology）。那里有關圖騰、儀式以及編織和刺繡等手工藝的展示，對生產活動分工——誰在何種環境下，為何目的進行何種勞動——做了明確的說明，這便能較客觀地反映其中的性別差異，以及每個人的社會角色。假如不做說明，就像在傳統的博物館展覽中那樣，觀眾會刻板地認為展出的器物主要由男性制造，而女性則對應生育等 “不可見”的勞動，即便事實并不是這樣。

當然，我說得過于籠統了，事實肯定要復雜得多，但很顯然女性的角色不限于此，她們還承擔了許多體力、情感與社會勞動。因此我想，如何接近我們所期待的那種改變？也許可以通過生產、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概念來組織博物館展覽，從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來探究性別差異。但我還不知道有這樣的展覽，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類似的例子，我能想到的展覽大多是表現女性的工作和成就的，這也很有意義。

近幾年來，關注女性本身的展覽在中國也開始多了起來。比如2018年杭州工藝美術館的展覽“女神的裝備”，從文物與藝術結合的角度探討了不同時代對“女神”的理解。還有浙江省博物館的“麗人行”、上海龍美術館的“她們：國際女性藝術特展”、云南省博物館的“風尚與變革——近代百年中國女性生活形態掠影”。另外，2017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青策計劃”獲獎展覽“甜蜜的家”以當代藝術與文獻結合的形式，從公私分界、生產格局、權力話語、浪漫關系等不同側面探究“家”的意象建構，反思女性與家庭的關系。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女性的聲音與形象可聞可見，博物館中這類展覽的出現與近些年中國公共領域開始關注性別議題有一定關系，這是一個好現象。

“女神的裝備”。圖源：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官方微信公眾號

“青策計劃”獲獎展覽“甜蜜的家”。圖源：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官方微信公眾號

艾華：沒錯，我完全同意博物館應當關注當代問題。我認為博物館對了解歷史非常重要，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完全可以通過當下的角度建立起來。我過去教書時，經常從今天開始倒著教，然后思考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以我認為，關注當代并不意味著排除歷史。

的確，許多女性主題的展覽非常有意義，讓“女性”在博物館中被看見。但與此同時，有些展覽則表明，女性還是只有在與愛情、婚姻、浪漫、時尚和美麗等主題聯系在一起時，才能成為博物館展覽的一部分。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仍延續了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女性天生對婚姻、育兒、消費、時尚、服飾和美容這些私人領域感興趣，而男性則與公共領域中真正重要的、有分量的東西聯系在一起。而且這種刻板印象不僅在中國存在，在全球都存在。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似乎又鞏固了這種性別二元模式。

“麗人行——中國古代女性圖像展”。圖源：浙江省博物館官方微信公眾號

這里似乎有兩個層次的東西。首先，如何在博物館的展示實踐中喚起一種普遍的性別問題意識。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目前流行的方式似乎是舉辦某種主題展覽或重點展覽，展示與女性相關的主題。所以我們有以女性為主體的展覽，這當然很好，因為它展示了女性的藝術成就與才華，但也帶來了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即這樣的展覽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認可和加深了性別差異的刻板印象。這兩個層面的問題是相互影響的，而且就像您說的，這形成了一種悖論。這兩個層次之間的障礙似乎并沒有減少。對我來說，關鍵似乎仍然是如何喚起一種關注性別問題的更普遍的意識。

“她們：國際女性藝術特展”展品。圖源：龍美術館官方微信公眾號

艾華：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這確實是個問題。因為這種改變真的需要人們有意識地努力想象一種與以往不同的知識生產的可能。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并不僅僅局限于博物館，也并不是要所有的博物館展覽都必須談論女性，談論性別平等，而是要能夠充分認識到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之間的區別，以及這是如何影響性別的表征的，無論是在什么領域。

比如，要反思你剛才提到的這種將女性與某些特定空間（例如家庭空間）綁定的這套話語——“男主外，女主內”，或者說，男性從事繁重的農活，而女性從事較輕的家務。事實上，我們有充分的人類學和歷史學證據，包括圖像照片，表明婦女長期從事農業和工廠勞動。這樣的知識會形成一種與那些傳統思維定式相區別的話語。事實上，我認為博物館很有必要去展示女性的生產勞動是如何在主流話語中“（被）消失”（invisiblised）的。

“風尚與變革——近代百年中國女性生活形態掠影”。圖源：云南省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說到底，性別問題與種族、年齡、宗教以及所有其他社會組織的重要因素密切相關，是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我長期關注性別問題，對我來說，如果不考慮性別，我就無法理解社會生活，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或許這種意識已經在博物館從業者群體中開始逐漸形成。我能想到的一例是大英博物館2020年的特洛伊特展“特洛伊：神話與現實”（Troy: Myth and Reality）的兩位女性策展人亞歷桑德拉 · 維林（Alexandra Villing Alexandra Villing）和維多利亞 · 唐納蘭（Victoria Victoria Donnellan）在展覽的結尾特別設置了“特洛伊戰爭中的女人” 一節，收錄了講述2013年由敘利亞女性難民組成的戲劇團體改編歐里庇得斯的名劇《特洛伊婦女》（Trojan Women）的紀錄片。這個片段十分可貴，使得觀眾在特洛伊戰爭這個以男性主導的敘事當中，聽到了不一樣的女性的聲音。

“特洛伊：神話與現實”展覽海報。圖源：大英博物館官網

艾華：是的。我覺得在包括策展人在內的整個博物館行業群體中喚起這種意識，非常有必要。沒有人會突然在某天早上醒來對自己說：“嘿，原來性別問題才是最最重要的問題。”人的認知的轉變是循序漸進的，我們今天能在博物館的語境中進行這次談話，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所以，從根本上，就如我們在最開始討論的那樣，博物館應該聽取來自文化主體的聲音，來自社區的意見，無論是性別也好，民族也好，還是其他少數群體也好，這是博物館作為接觸地帶的意義。您覺得人類學家可以為此做些什么？

艾華：假設我們要做一個關于少數民族村落的展覽，比如一個有關貴州某個侗族村落的展覽，我們需要一定的田野調查作為基礎，通過實地去到那個地方，進行訪談和參與觀察，了解那里的人們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如何展示。這也正是我和邁克爾 · 羅蘭合編《中國的地方性文化遺產與民間價值》的出發點之一。我們想了解地方的或“草根”（grassroots）的遺產實踐者如何理解自己所傳承的文化價值，因為目前地方文化的價值往往是被自上而下地“決定”的，而我們想知道當地人會怎樣展示自己的生活，怎么表達身份、認同感、價值，等等。但在這個過程中，在我們與那里的干部、鄉賢、遺產傳承人等接觸的時候，就一定會觀察到性別的差異——比如這些人大多是男性，雖然不全是。因此，性別是與民族、等級、權力等社會關系的其他要素緊密交織在一起的。

Grassroots Valu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Harriet Evans, Michael Rowlands 
Lexington Books 2021

我認為，博物館展覽對性別差異的關注程度取決于展覽的內容。讓我們假想一個反映19世紀中葉在古巴甘蔗種植園工作的中國勞工的博物館展覽。當時的中國移民勞工——在英語中被稱為“苦力”（coolies）——在奴隸制廢除后被運到拉丁美洲，作為非洲奴隸的替代品。作為契約勞工，他們的生活條件與奴隸沒有太大區別。他們大多來自廣東和福建，即鴉片戰爭后英國殖民主義和商業的到來對經濟破壞最大的地區。他們大多來自貧苦的農村，認為拉丁美洲的勞工生涯將是暫時的，最終他們會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在這個故事中，對性別問題的關注可以采取這樣的形式，例如，突出勞動者在契約勞動期結束后向妻子匯款的做法，關注家中妻子和孩子的存在，以及兩地分離所造成的生活和情感上的壓力等。或者，假設一個主題為“中國少年武術教育”的展覽，其中也可以包括孩子母親投入的精力與感情。

“性別”是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問題，不僅指性別平等，而且可以是講述任何歷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博物館展覽若想將性別關系帶入觀眾的視閾，就必須對性別問題形成一種“認識” （prise de conscience）。總之，我認為我們必須牢記，博物館的功能遠不止于展示。博物館是生產知識的場域，能夠改變和重塑我們關于過去的既定觀念。因此，我對博物館的希望就是，能盡可能地為少數和邊緣群體爭取一點空間。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