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這一誕生近三十年的行當，至今仍爭議不止。對“知假買假”的行為是否應當支持，其對于凈化市場的貢獻到底有幾何，在對職業打假人的支持與規范、甚至限制之間，如何權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在司法和執法層面，這些問題都有待更明確的度量。

一個普通的職業打假人，是如何打假的？隨著越來越多不支持懲罰性賠償的判例出現，以及市場監管對“不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投訴不予受理”規定的出臺，職業打假人靠什么生存？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輿論形象？凈化市場是否還需要職業打假人？澎湃新聞記者深入備受爭議的職業打假人群體，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為，力圖呈現“職業打假人”及其當下的復雜生態。

打假高手：“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質”

5月2日，長沙是個晴天，初夏艷陽高照，卻也并不熱辣。對于黃平國、胡萬昌這對打假搭檔來說，適宜的天氣，也是他們出門“尋貨”的黃金時間。

一大早，黃平國剛起床，胡萬昌已經為他買好早餐，在他家樓下等他了。這兩個男人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買買買”。只不過，他們瞄準的是市場上可能出現的假貨。多年的“職業打假”經歷，哪里可能有假貨、哪些可能是假貨，黃平國“門兒清”。

48歲的黃平國精神抖擻地出現了，就著后移的發際線，他理了個時尚的飛機頭，身上噴著愛馬仕大地香水——這是他的打假“戰利品”。曾經，他在全國幾大保稅店、各大城市的化妝品店，豪購了個遍，爆款產品如sk-II的神仙水、TF的口紅、海藍之謎的眼霜等全買齊了。這里面有一些是徹頭徹尾的假貨，但價格和官方專柜一樣貴，也有些是沒有進口手續的走私貨，“貨是真的，不影響使用”。

“你看這根吸管，真貨一定是筆直的，還有這個噴嘴，真貨它和瓶口是齊平的，假貨就做不到，摸起來是凸起的。是假三分丑。”黃平國順手拿起一瓶香水，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

黃平國正在“聞香識貨”。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不是吹牛，很多工商執法的都不如我們識（假）貨。”黃平國說，“真假茅臺，我只看包裝，就基本判斷得出；衣服料子，我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質。”隨后，他拿出一瓶茅臺，“假茅臺最開始很容易辨別，比如瓶口的紅絲帶，真茅臺是人工綁的，上面的數字在特定位置，造假者根本注意不到這細節。后來造假發展成‘摘帽’，包裝是真的，酒是假的。現在更多是瓶身穿孔滴灌，但我拿根銀針就可以試出來。”

黃平國在打假領域“摸爬滾打”已經二十個幾年頭了，他相信，沒有時間和經驗積累，打假這個本事別人也學不來。作為與知名打假人王海同時代的人，他從初級市場的產品打起，最開始打的是冒充食用鹽的工業鹽，后來，又自學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價格法》等，甚至某些食品過去和最新的國家標準、某些藥品在國家藥典中的規定，都爛熟于心。

2008年，黃平國向監管部門舉報酸奶中隨意添加蘆薈違法，后來原衛生部等6部委發布對蘆薈凝膠食品的標識規定。2013年，他曝光南山奶粉維生素K1超標逾900倍，這些均被媒體報道。

但他更多的日常，是跟著四時節令去打假。如三月菊花上市，上等品和次等價格相差一倍，是不是有“以次充好”；八月當歸成熟，買一批回來送檢，是不是有農藥殘余超標；九月大棗下樹，看看市面上那些棗子水分含量是不是超標（過多水分易產生黃曲霉素）。

黃平國在鑒別茅臺酒。

黃平國經歷了職業打假的“黃金六年”，那時期，他一方面配合行政機關打假，比如在云南，和當地執法機關一起查制假窩點，“一卡車一卡車拉走假酒”。另一方面，買假索賠也賺了不少，“最多的一年，有六七十萬元”。

2018年，黃平國宣布退出“江湖”，沉寂了幾年，加上一些變故，他的財務狀況變得不好，畢竟，打假也是要花成本的，“要花錢買東西，要賺錢，就要買貴的東西。”

“實質性打假”：投入大量成本“買假”，也會檢出一堆真的

對于一些職業打假人來說，打假這個事，既是維權，也是生意。正如黃平國所言，打假需要投入，也面臨成本與收益的雙重考驗。

胡萬昌在長沙市中心某小區內設有一處存放假貨的“倉庫”。這是一個10平方左右的雜物間，里面堆滿了各種酒、食品、衣服等花費數十萬元的貨物。黃平國笑他，“一天不買東西就不舒服”。

胡萬昌的“假貨倉庫”一角。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有些標簽上寫著100%羊毛，實際一根羊毛都沒有。”走進倉庫，胡萬昌從塑料袋里隨手抽出一件吊牌價為2000多元的女裝。接著，他又從旁邊厚厚的一沓檢測報告中，抽出幾份翻閱。其中有一份標稱100%羊毛，檢測結果為16.6%羊毛。

“我是實質性打假”，胡萬昌強調，他打的并非產品標簽瑕疵或者是低價食品過期問題，除了花錢買東西，他還得花錢做檢測。以服裝為例，做一次檢測需花500元，而做某些食品檢測，一次要上千元。

幾年前，胡萬昌在長沙高端商場買過阿瑪尼、LV等知名品牌進行檢測，結果還真查出問題，“根本不用去法院，工商一調解，商家就主動賠償了。”

但后來，服裝箱包等非食品領域的“知假買假”不太被支持了。2017年5月，最高法在答復人大代表時稱“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再加上，這幾年，市場監管部門基于“牟利性”的認定，而基本不受理職業打假人投訴。因此，黃平國對胡萬昌那批衣服的索賠不太看好。

不過，胡萬昌說，前段長沙消費者羅女士在國金中心LV專柜買到假包獲法院判三倍賠償的新聞，對他的打假索賠起到了一點作用，“有個高檔商場的商家主動聯系我賠償了。”

“其實，我們是‘疑假買假’，而不是‘知假買假’。我們買的東西都拿去做檢驗，經檢驗合格的報告，也是一堆一堆的，因為我們不是神仙。”胡萬昌說。

他的“倉庫”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萬昌買了一批茅臺，價值數萬元，結果都是真的，被黃平國打趣了很久。

不過胡萬昌對澎湃新聞說，買假酒不是那么難。“有一次我在（長沙）梅溪湖一個酒店里，躺在床上沒事干，打開微信‘附近的人’就搜到一個朋友圈賣煙酒的。我問她五糧液什么價，她說950塊。我馬上買了三箱。因為這個酒拿貨價都要980塊，她的肯定是假的。后來鑒定果然是的了。”

實質性打假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常駐寧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紹，他之前瞄準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萬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質激素檢測，結果沒檢出問題，“這個錢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沒錢賺，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導公益打假、不為賺錢的專家，讓他們打上半年，就可以傾家蕩產了。”朱某說。

職業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規模化”運營。行業金字塔頂端的王海，名下經營著北京和深圳的兩家職業打假公司，團隊二三十人，以律師為主，通過為企業和消費者索賠獲得千萬元級的營收。去年，他將辛巴直播帶貨的假燕窩“打掉”。

王海告訴澎湃新聞，為了打美團的壟斷，他們還在美團投資開了六家外賣店，“現在還能搜到2個”。為了打食品中的違法添加，他們買了上千萬元的檢測設備，建了實驗室。

“我們投資的外賣項目還遇到過‘假打’，中關村店五六個寸頭小伙，吃白食的投訴吃出26厘米長的頭發。”王海說。

王海在他的實驗室 來源：王海供圖

風向變了：“牟利者”標簽如同套上的一副枷鎖

在職業打假人而言，打假風險可分為三種：買不到假貨的風險，索賠不成的風險，遭遇打擊報復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風險。

對于實質性打假而言，被報復的風險不可小覷。舉報了600起食藥違法案件的陳勝金表示，其實家人一直反對他打假，“怕我被別人報復。”

從業多年的職業打假人馮志波說，“有些商家賠錢后說幾句威脅的狠話，這個都可以理解，也極少有商家因為賠錢后而來上門行兇的。”

在黃平國看來，隨著經驗積累，第一種風險可減少，第三種風險相對可控，現在最大的是第二種風險，且越來越大。社會輿論對于職業打假的風向也在變。

多名職業打假人將社會反打假的原因歸于“打假隊伍”的變化。

“真正的打擊假貨，對社會有幫助，沒有什么好說的。關鍵是一些打假‘人’的問題，掙過分的錢。”一位資深打假人表示。

“2015年新《廣告法》剛出來，馬上網上就有一份所謂的極限詞名單，很多小白就根據那份名單‘打假’索賠。”常年在電商平臺打假的朱某介紹。“吃貨”、“羊毛黨”、“擼界”，這些直奔“索賠”這一純粹目標的群體的出現，使得打假變味了。

同時，隨著這個群體規模越來越大，“職業索賠”這個區別于“職業打假”的稱呼，由此出現，并在一些場合代替了“職業打假”。

陳勝金很困擾于“職業索賠”這個叫法。在申請舉報獎勵時，他被一些行政機關以“牟利不正當利益，該利益不具有合法性”為由拒絕給予獎勵。今年6月，他把部分打假獲得的舉報獎金捐贈給了紅十字會，體現他不是只為索賠，而有回饋社會之心。

陳勝金（右）將他的5000元舉報獎金捐給了雅安6·1級地震災區。受訪者 供圖

一位早年從事打假隨后轉行為律師的前打假人介紹，不僅僅是“擼口子”這些薅羊毛的，“職業打假人”群體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三倍、十倍引誘，讓很多進入這一行業，導致這一群體里出現很多唯利是圖、沒有底線的人。一些打假人尚有原則，試圖行俠仗義，進行苦行僧式打假，有些人則是地痞流氓混混式纏著商家要錢，更有甚者，用敲詐手段把商家往死里整。與前者兩比，后兩者不在少數。”一位現已轉行為律師的前職業打假人說。

重慶知名打假人、曾被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研究會授予“做中國良心打假人”事例獎的葉光介紹，他曾想過建立打假人制度，“市場監管部門的執法人員，都是經過培訓的高素質人員；律師不合格的，也可以吊銷資質，而打假人卻缺乏管理機制。如果有良心的打假人能被組織起來，既為國家節約運行成本，又能為消費者維權多好。”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在當下，“牟利者”的標簽，像一副枷鎖套在了所有職業打假人身上。“一些判決怎么能連真正向假茅臺酒索賠都不支持了，那不是讓造假分子更猖狂？”胡萬昌表示難以理解。“一些職業打假人的自身素質有問題，咱們不回避、不否認，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山東職業打假人紀萬昌說。

為了鎖定證據鏈，職業打假人購物時常常攜帶手機拍攝購物全程。然而在一些判決的認定中，購物攜帶手機錄證據，明顯就是為了取證索賠牟利。而如果沒有全程證據，商家又很可能否認假貨由其售出。

“沒有視頻說你證據不足不予立案，有視頻證據你就是職業打假人，是牟利，不支持。”胡萬昌說，職業打假人陷入兩難。

“進行證據保全維權，就說你不是消費者，不保全的就說你證據不足。”王海進一步說。

夾縫中生存：靠證據突圍，售假者卻在朋友圈“炫富”

風向的變化，不少職業打假人發現，傳統的投訴、舉報、起訴的打假“三板斧”，所起的作用在逐漸減小。

今年315期間，胡萬昌在長沙一煙酒店買的19瓶茅臺，其中17瓶為假。他全程錄像，并通過茅臺公司鑒定為假酒，但商家仍不承認其售假。商家的這種“死扛”讓他的維權陷入困局——他得證明他將酒買回之后、送市監部門之前，他沒有調包。

為了避免這種局面，前幾天，胡萬昌在岳麓山下一家煙酒店買到假酒后，他就站在店門口給市場監管部門打電話舉報，“現在售假分子都非常狡猾，假酒都不會擺出來，監管部門也查不到，現在我抓到了現場，實錘了，他們能不來嗎？”胡萬昌說。

職業打假人正在購物。受訪者 供圖

與商家的索賠談判，也是一種心理暗戰。

胡萬昌播放了最近一次在向市監部門舉報后與一售假商家的協商賠償錄音。煙酒店女老板在電話那頭從“退一賠十”還價到“退一賠三”，并承認了售假，“酒有問題就是有問題，我賣給你前面的散的是好酒，后面有8個差（假）的，我心里有數，是回收的，錢我都退你，你去把工商（市監）的投訴撤了。（賠償）你能少一點就少一點吧。”胡萬昌沒再堅持“退一賠三”，但還是要自己報的數字。

女老板語帶哭腔，“我剛跟我老公吵架，我們本來感情就不好。我的煙剛被煙草查了，也要罰幾萬，我這店都經營不下去了……”胡萬昌打斷了她，發出了一個“靈魂”之問：“你明明知道是假酒，為什么還要賣呢？”老板娘頓時收住了抽泣，平靜地說，“說實話，你們是不是也是有意來買的？明人不說暗話。我跟你說實話，其實我去年也賣過一瓶，也賠了一點錢……”

胡萬昌說，假酒十倍甚至更高的暴利，讓商家鋌而走險，這也是人性。他發現一些售假者在談賠償時“裝可憐”，但事后在朋友圈“炫富”，“開豪車，高消費，如果不賣假，他們能賺這么多？”胡萬昌說，但有好幾次，看到商家確有苦衷，他就放棄了索賠。比如一個賣過期食品的，聊天中，老板透露他小孩死了，“賠償我就沒要了”。

朱某告訴澎湃新聞，打假索賠時，除了法律標準外，他也會考慮人情世故。他曾經和寧波一市監所長聊天，“他說，‘攻大戒小，不要成為把別人壓倒的那根稻草，對于故意實施違法行為的，應該嚴厲打擊，確實不是故意的，應該給別人機會’，這話我認同”。

前一段，朱某打一個河豚魚干，后來得知是兩個孩子剛創業，進貨渠道沒問題，確實是不懂，他僅要求他們賠償了一百元，“畢竟他們違法了，同時給他們提個醒。”

在胡萬昌和黃平國看來，打假有段位，層次有高低。對于圈內有些打假人“每次只買不超過60元的東西”，專挑標簽瑕疵問題進行十倍索賠，兩人也看不來。“打那些小店鋪沒意思，人家本來就是小本經營，有些店主還是老人家，只是討個生計，有的確實是不懂（食品安全法）。”

“我們打假還是有分寸的。”黃平國對澎湃新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