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專家：剝奪出嫁女村民資格無效”的新聞，沖上了今日頭條的熱搜榜。

民法典起草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撰文稱：“今天要說的這件事情，是特別令人氣憤的，就是出嫁女和入贅男不給村民資格的案件。”作為民法權威的楊立新教授表示：《民法典》具有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效力，違反《民法典》規定的錯誤決議，就應該撤銷，來保障每一個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一律平等。

這究竟是怎么樣一樁案子呢？

河南鄭州崗李村女子張亞平因出嫁后，被剝奪村民資格，無權分配村里剩余土地，也拿不到村里的征地補償款的事件。張亞平并沒有選擇沉默，而是向法院提起了訴訟，但鄭州兩級法院都以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屬于“村民自治的事項”為由，駁回了其起訴。目前，張亞平已經向河南高院提出了再審申請，但尚無結果。

農村外嫁女及其后代，被剝奪或者不享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事件，并不鮮見。“外嫁女”并不是我國的法律概念，甚至不是一個外延準確的概念，而是一個帶有強烈地方習俗色彩的概念，就是指登記結婚之后的農村女性。很多鄉村以村委會、村民代表會議的形式，制定了“外嫁女”規則，讓農村女性結婚即失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類似股東身份，能夠享有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收益，如農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分紅等。嚴格限制乃至剝奪一些人的成員資格，其他人就能分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可見，剝奪外嫁女權益的動機主要是經濟性的。

事實上，張亞平并非外嫁女打官司維權的第一人。但外嫁女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保護其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該享有的權益，法院往往以“村民自治”為由，對她們提出的訴訟請求不支持或者拒絕司法救濟。

那么，曾經享有一切村民權益的女性，一旦結婚，村民是否可以通過“村民自治”來剝奪她的一切經濟權利呢？

一方面，“村民自治”是依法自治，而非法外自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7條規定：“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違反前款規定的，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可見，村規民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不得侵犯村民的合法權利。

而《民法典》明確規定了“民事主體平等原則”“婚姻家庭受法律保護原則”。女性一旦結婚，其權利就剝奪的村規民約，毫無疑問是違法的。《民法典》第153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也是無效的。女性一旦結婚，其權利就剝奪的村規民約，毫無疑問是違法的，也是無效的。鄉鎮一級政府，還對村規民約負有監督職責。

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也要受司法審查，法院負有救濟外嫁女權益的職責。侵犯外嫁女財產權益的糾紛，屬于法院民事訴訟受案范圍，法院必須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以及外嫁女應該享有的權益大小進行判定。

時任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在2015年12月24日召開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民事審判工作的若干具體問題》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對于因土地補償費分配、‘外嫁女’等問題產生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應依法進行審理。”鄭州兩級法院，對張亞平的起訴是裁定不予受理，并非在實體上判決張亞平不享有權利，法院的理由其實是征地補償款的分配爭議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法院采取的是回避問題、拒絕提供司法救濟的態度。

其實，對于外嫁女權益保護的問題，《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當前民事審判若干法律問題的指導意見》《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農村土地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糾紛案件討論會紀要》等司法文件，都明確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因此，外嫁女的權益，在重慶、安徽、陜西等省市就能得到保護。但是，一項權利或者爭議，只要有法院受理并實體裁決過，該糾紛就屬于法院的受案范圍。

一個社會對待婦女和兒童的態度，折射了其文明的程度。“村民自治”不能成了法外之地。如果一紙所謂的村規民約或者村委會決定就可以變更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就可以肆意剝奪女性的權益，并且法院還說這樣的村規民約是合法有效的，這無疑是對法治的誤讀。

最后，讓我們再重溫一下《憲法》第4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作者系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