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5日，復旦大學與“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共同舉辦“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高層論壇。同日，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當此之時，復旦大學校長助理、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長陳志敏教授撰文，討論當下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全球治理的意義，以及復旦大學能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做出何種貢獻等問題。

當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也可能是好事

簡單地歸納，現有的全球治理存在三大類的問題。一是國家治理的問題。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上，只有每個國家得到了良好治理，全球治理才有堅實的基礎。如果出現許多國家的不治理，特別是國家不治理蔓延到國際體系的核心國家，全球治理就變成了空中樓閣，失去了依托。過去，西方國家常常將國家不治理視為發展中國家特有的問題，今天國家不治理或弱治理的現象已經大面積出現在發達國家世界。如果說發展中國家出現治理問題是因為國內能力太弱和外部挑戰太強，發達國家當前所面臨的治理挑戰完全是因為過于自滿和濫用權力。

全球治理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治理的問題。在跨國和全球的層面，人類面臨的自然的、技術的、經濟的、安全的和社會的挑戰林林總總，需要各國投入資源、提供方案、發展機制來加以應對。基于集體行動的困境以及國家自利的偏好，各國在全球治理中常常不能投入足夠的資源，建立有效的機制和達到治理的效果，形成治理缺位的狀態。

全球治理的第三個也是常常被人忽視的問題是錯誤治理的問題。在冷戰后世界里，全球治理成為一種顯學，西方國家是其中最為響亮的鼓吹者。它們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進行了無數的研究，付諸了許多的行動。但是，在很多方面和很多領域，這些資源、研究和行動非但沒有帶來全球治理，反而造成了許多全球問題。比如，美國對中東的軍事干預促發了整個地區的混亂，歐洲在周邊地區的民主輸出加劇了與俄羅斯的地緣競爭，令中東北非地區陷入政治動蕩，滋生恐怖主義和難民潮，自己也反受其害。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全球治理的問題，歐美擔當全球治理的義務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既是壞事也是好事。從負面影響而言，歐美的戰略收縮意味著這些原本的全球治理核心國家正在投入更少的資源，更不愿意去為全球治理分擔責任，從而加劇缺乏治理的問題。比如，美國從全球氣候治理的巴黎協定中撤出，意味著美國在國內的氣候治理努力將出現倒退，從而為全球氣候治理的目標實現制造新的困難，也意味著美國將停止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治理提供資金，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提升氣候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意愿。不過，考慮到歐美過去的治理有許多是錯誤的治理，減少歐美在世界事務中的介入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少點來自歐美的錯誤治理，減少對其他國家的傷害。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問題，我們自然不必為歐美的戰略收縮而心有戚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這種戰略收縮對全球治理帶來的不利影響。

中國：全球治理新時代的變量

無疑，中國的作用是全球治理新時代的一大變量。中國成功的國家治理不僅讓中國在世界中成為一個穩定之錨，中國的增量資源可以沖抵歐美戰略收縮所加劇的治理缺失，而且，中國帶入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可以減少全球治理中的錯誤治理，為更好的全球治理，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新的希望和可能。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中國和許多國家的合作主題，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歡迎。這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帶一路”建設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合作模式不僅為國家間的雙邊合作提供了合作范式，也為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

首先，它具有共贏性的特點，強調共贏治理，而不是零和治理，中國的發展可以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反之亦然。

其次是它的平等性。中國不試圖確立對他國的主導權，而是在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基礎上來推進互利合作的平等治理，因而較之西方的等級治理更受歡迎。

第三是其賦權性。中國的發展經驗告訴自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最適合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要一國人民自己去探索。來自外部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幫助這些國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讓他們能夠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因此，“一帶一路”是一種賦權治理，而不是用一種道路模式去替代沿線國家自主選擇的包辦治理。

第四是其吸引性。“一帶一路”建設是一種公開的邀請，它歡迎各個國家與中國開展互利合作，通過資源的投入，中國也表明愿意承擔合作的風險。在這一方面，中國的合作倡議得到了許多全球化邊緣地帶國家的歡迎，因為它們看到了“一帶一路”建設為它們帶來的發展機遇。在歐美注意力日益內傾的今天，“一帶一路”的吸引治理模式自然更加廣受歡迎。

推進“一帶一路”必須抵制誘惑

“一帶一路”建設倡議的提出，標志著中國正在走向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題中應有之意，是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的必然之路。不過，重溫以往大國的經驗教訓，中國外交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堅持進步導向，不走傳統大國的強權老路。一個正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必定是一個能夠對世界做出更大貢獻的中國，能夠更為有力地推進世界的進步事業。這意味著，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不是要去追求世界的主導地位，而是要以其更大的世界影響力去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是中華文明的基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決定的，不會也不應以中國實力地位的改變而改變。

二是堅持量力而行，不做大包大攬的救世領袖。中國的綜合實力再發展，中國也不能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世界的問題還是要各國的人民一起來解決。當然，我們也知道，隨著一個國家實力的快速的增長，運用權力的誘惑也隨之上升。抵制權力的誘惑并不容易，這需要中國有足夠的定力。

三是堅持內外統籌，確保內外支持的良性聯動。要持久地在國家之外投入更多的資源，需要內外兩方面的保證。在國外，這種資源的注入要導向國家之間的共贏發展，否則必然導致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產品、投資、文化價值的抗拒和抵制。在國內，這種資源的輸出也必需為本國帶來長期的福利，從而確保來自國內民眾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持續支持。

四是堅持創新發展，破解國際合作的傳統困境。西方的國際合作理論往往自我設限，要么認為國際合作需要一個霸權，要么認為國際合作需要西式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國際合作要么是權宜的，要么是不可能的。中國推動的國際合作肯定是非霸權的，是多元制度并存下的合作。因此，如何建構持久的合作，建設“一帶一路”，推進全球治理，都需要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目前，“一帶一路”的實踐創新已經走在了理論創新的前面，急需理論創新的跟進來進一步指導實踐的持續創新。

“一帶一路”研究院很多，復旦的特色是什么

復旦大學成立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是要調動校內和校外資源，做好三大塊的研究：一帶一路建設本身的研究、全球治理研究和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

在研究型大學內設立這樣的研究院，首先是學科建設和理論建設的需要。需要推進的理論研究包括：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包括中國特色全球治理理論、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中國特色國際領導（或引領）理論、中國特色外交制度理論、中國特色外交倫理等。

與此同時，在高校智庫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復旦研究院認為也要發揮學校多學科優勢，推進在各個問題領域的“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研究，比如安全、經濟、文化、歷史、法律、傳播、環境、網絡安全、發展援助等等，并在具體問題上提出來自復旦學者的貢獻。

復旦也有著國內高校較為齊全的地區國別研究，可以在涉及美國、歐洲、俄羅斯、金磚國家、中亞、東亞、南亞等廣大區域范圍內推進“一帶一路”研究，未來還可以擴展到其他力量較弱的地區和國別研究。

此外，作為位于上海的一個重點大學，復旦也要以咨政研究為上海建設“一帶一路”橋頭堡做出自己的貢獻，并在國際智庫網絡的構建中發揮獨特的優勢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寫進了19大報告和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這說明，“一帶一路”建設將是中國外交的長期和核心任務。所以“一帶一路”研究院的大量出現不是偶然的。一開始的低水平重復也不可避免。對于每個單位而言，關鍵是做出自己獨到的貢獻。

復旦研究院把“一帶一路”和全球治理放在一起來進行研究，這一指導思想得到了很多中央部委和專家的肯定。我們也確實希望，借助復旦在區域研究、全球治理研究、理論研究和多學科研究的綜合優勢，借助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有機結合，借助復旦在國內外廣泛的合作網絡，可以在“一帶一路”研究中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既推進“雙一流”學科建設，也為國家外交和上海發展扮演好高校智庫的角色。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校長助理、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長。本文據澎湃新聞和sixth tone對陳志敏教授聯合專訪的內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