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一部活的中國文物保護史”的謝辰生先生（1922-2022)上月辭世，享年100周歲。他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在鄭振鐸領導下參與并見證了國寶級文物如《中秋帖》《伯遠帖》《瀟湘圖》等的搶救回流。謝辰生是《國務院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61）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2）的主要執筆人，一直執著于文物保護、古城保護等。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刊發謝辰生先生的干女兒顏慶寧新撰的回憶紀念文章。

謝辰生早年工作舊影

1944年，我父親顏鵬飛（本藩、小帆）36歲的那年，和22歲的謝辰生（謝國愈）是偶然在我父親一長輩家認識的，初次相遇就一見如故，我想這是緣于他們的愛國情懷和對中華幾千年文化的愛好，以及大家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從此小帆兄和謝家八弟成了忘年之交。父親和謝辰生、謝國楨（剛主）兄弟倆彼此都很投緣，摯友之情難以相忘！而我們家四姐妹也就成了八叔（謝辰生）的干女兒了。

謝辰生當年是個躊躇志滿的愛國青年，受其大哥謝國楨的影響及幫助、引薦，鄭振鐸先生的引導、啟示，開啟了他的文物衛士之路。

謝國楨大伯贈給父親的書跡

說下我父親，他幼時讀的私塾，中學在上海，后來以當年第一名成績獲全額獎學金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修讀英國文學，所以我父親的古文和英語底子都很扎實。1948年3月時曾受美國耶魯大學聘請為該校東方語言學院的中文教師，因不想出國而婉拒了。

八叔贈給父親的書跡

上世紀五十年代，父親是數學教師，然而八叔總覺得他應將自己的才華更多地報效于國家和社會，所以五十年代中，在八叔的引薦下，父親受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之邀請赴南京接待外國專家當翻譯，1956年開始為文化部文物局譯了《南唐二陵》《敦煌壁畫序》《白沙出土宋代墓葬簡述》等文獻，當時譯稿是由梁思成、錢鐘書審校的，據知翻譯水準是得到他們充分肯定的。

1972年，父親和八叔謝辰生

1972年受國家文物局邀請，父親赴京住在故宮內，4個月來，父親每天對照著宮里的實物，不為名、不為利，出色地完成了中國出土文物出國展覽會展品介紹和序章等的翻譯工作，為此還得到了表揚。直至七八十歲時，他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翻譯了關于自貢鹽城技術博物館的文章，父親能在早些年為國家考古、文物走向世界作了些小小貢獻，謝辰生就是他的引領人。

記得我小時候，應該是四十年代后期，謝辰生跟隨鄭振鐸先生在上海開展文物保護工作時期吧，他常常來我家的，也許這位干爹太年輕，所以還是稱呼他為“八叔”。他的多才多藝、待人真誠、隨和、又很風趣、幽默，很快就讓我們還有大家族的親友們都很佩服和喜歡上他了，成了長輩們的“八弟”和小輩們的“八叔”了。那時期，長輩們時常會在我家相聚過下京劇癮，我父親是京胡好手，八叔吊起嗓子是有板有眼，特有味！他在語言和戲曲方面很有天分的，除了京劇，還會好幾種地方戲呢。時不時的來段蘇州評彈《杜十娘》《庵堂認母》，或者爆出幾句話劇《雷雨》的臺詞。最佩服的是我媽曾教過他一首粵曲，他竟然唱得字正腔圓，真是學啥像啥。八叔唱歌也挺有感情的，從前，他還挺喜歡唱那首趙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所以我們從小就很熟悉了，平時他喜歡用流利而不大正宗的上海話和我們交流，時常開開玩笑，那個辰光的回憶是很美好的。多年后，相聚或通話時提起這些往事，他會開懷大笑，近年來他和疾病頑強斗爭，我常用那些小時候的回憶去逗他開心，讓他忘卻痛苦，為他打氣！我說：“八叔，儂是不老翁呀！一定要堅持！永遠要堅持！”

豐收一35拖拉機試驗

1965年，我參加了豐收一35拖拉機在北京試點的中間試驗，大半年來給我留下了一段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有一種自己成了八叔謝辰生和八嬸胡清源的寶貝女兒似的感覺了。我工作地方在德勝門外的二撥子，較遠，休息日就住八叔家，那是東四頭條文化部宿舍樓內一間十來平方米較正方型的房間，雖不寬敞，卻很整潔、雅致、頗有文化氣息，最重要的是很溫馨，這一定是八嬸的功勞。雖然是公用衛生間、過道里做飯，卻毫無影響他倆的幸福生活。 

1976年和謝國楨大伯

那年年初，我一下火車就直奔東四的八叔家了，等候我的是八嬸（因出差，八叔得第二天回來），她給我的初次印象是溫文爾雅、很有氣質，上海人會說：派頭蠻好的。初次見面，但她的熱情招待及無微不至的關懷讓我忘卻了陌生和拘束，我們一見如故，話匣子打開便有聊不盡的話了，晚上倆人躺在一張大床上，還要繼續聊一會兒呢！她告訴我，八叔追了她多年，從“沒感覺”到相愛、結婚，他的堅持精神猶如“八年抗戰”。我心想，這不就是鐵尺磨成了針嗎？我干爹就是有這種韌的精神！八嬸讓我有回家的感覺，素未謀面，卻早已為我準備好拖鞋、毛巾、牙刷、牙膏以及新的床上用品……，另外，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呢。第二天八叔回來了（雖然我把他擠到隔壁招待所），見到我可高興極啦！得意地把我介紹給周圍的同事和鄰居們：“這是我的干女兒寧子。”那段日子里，每次等我回家，他倆早已安排好節目了，走親戚、逛名勝古跡、北京景點，帶我去吃好東西，還常常邀上謝大伯（國楨）和謝伯母，最常去的是莫斯科餐廳和新僑飯店，那時屬于高檔時髦的。有時也在家里由八叔親自動手做幾個拿手菜、很有兩下子，據說他曾跟御廚學過些手藝的。他燒的紅燒肉，紅燒魚和大蝦、還有羅宋湯，能和餐館的媲美，即便是炒青菜，也香糯，現在想起來也是回味無窮。 和這幾位親切、幽默風趣的長輩在一起，我就是一個很幸福的小輩啦！

與八叔、八嬸胡清源

9月吧，試驗工作結束了，我也得和他們告別回上海了，記得那天中午，我們三人在北海公園內的仿膳吃的飯，八嬸還給我買了很多小窩窩頭、豌豆黃等帶回上海，下午他們都要上班的，我們就在公園門口的車站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許多年來，這一幕歷歷在目，因為這竟然成了我和八嬸的最后一面呀！ 1971年某日，突然從八叔來信得知八嬸在湖北五七干校時突發腸病，小地方醫療條件缺乏，搶救無效而逝去，真是晴天霹靂，悲痛卻又無奈！除此，還很擔心我八叔！據悉，八嬸臨終時，流著眼淚叫了聲“辰生”即駕鶴西去了，八叔那些天，悲痛欲絕，時常對著她用過的東西發呆，一直保留著她的遺物。如今，想起這些事，真叫人心疼！遺憾！無奈！很可惜，那時代不大流行照相，失去了許多留念的機會，只能留在腦海里了，幸而三人在照相館留下了唯一一張珍貴的合影，它伴隨著我幾十年，作為永恒的紀念吧！

八叔與八嬸王惠貞

八嬸就這樣地走了，給我干爹留下了一片難言的傷痛以及對愛妻的無窮思念。然而，生活總是要繼續下去的吧，孤孤單單的幾年后，在命運安排下，他和市文物局的王惠貞結合在一起了，姐妹們都為他從此又有了家庭溫暖而高興！ 八十、九十年代開始，我和姐姐（們）或者我丈夫幾乎每二、三年都會上北京探望八叔和八嬸（王惠貞）的，他們家在安貞里幾十年了，打車不好找，但我們太熟悉啦，特別是胡同口旁邊的烤鴨店，吃了好多回，回味無窮，還有幾次，八叔預訂好給我們姐妹帶回上海呢。 對這位八嬸的了解還是從安貞里開始的，她很親切，斯斯文文地一口北京話，我喜歡聽。一見面她就忙著沏茶，拿她的小甜餅招待我們，說起社會上有人昧著良心對文物作鑒定時她也會激動起來，我想這倒與八叔挺合拍的。她還愛看電視上的各種體育節目，尤其球類，我有共同愛好，所以話更投機了。最佩服的是她每天要看二、三小時的書，就放在枕邊，孜孜不倦的精神必定是一肚子墨水了。聊天的時候，有時她也會“投訴”下老伴，不外乎的是他如何不當心自己、又笑著說成天忙于為他接電話及接待客人，成了“老謝”的老秘了……可我倒覺得她的嗔怪其實是對老伴的關愛和贊許呢！八嬸不喜歡出去吃飯，我想盡辦法，甚至軟硬兼施地說：“我要綁架您啦！”這樣倒也成功了幾次，結果是皆大歡喜，尤其是八叔。 我給八嬸起了個代名字——（八叔的）家主婆，這是老上海話妻子的昵稱，他倆都很喜歡，和八叔通話時，我問起：家主婆好嗎？他常常會很開心地說：蠻好，儂和家主婆講幾句呀！?在北京相聚時，他很喜歡家主婆穿上干女兒們給她買的漂亮羊毛衫和大家一起出去吃飯，看得出來，幾十年來，早已形成了相濡以沫的感情了。

1990年代兩位姐姐與叔謝辰生于北京

住了幾十年的安貞里，雖有些陳舊，但地點方便，也比較寬敞，尤其是后來增配了一間，可以存放越來越多的書籍和資料什么的，但生活習慣及作息時間的差異，除了一起看新聞節目及吃飯時，二人都成了半獨居的老人了，幸虧各有愛好。八嬸雖然年輕十歲，但身子骨也不太好，所以買菜做飯的工作就讓手藝高超的八叔承擔了。不光文物事業，就是這個家庭后勤工作上，他也是兢兢業業的，毫不含糊，風雨無阻，也要自己去采購，辦事，即使來不及做就去小飯店打飯和菜，老人家事事習慣親力親為的。他倆生活很簡樸，八、九十歲了，也不請人照顧，家住三樓，上上下下夠累的，何況他是外強中干、多種疾病纏身的病人，上醫院還搭公交，而不愿用公家的汽車。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間兼工作室的臥室，不大，利用率卻很高，床邊、歷史悠久的寫字臺、連書柜頂和地板上都堆滿了文物書籍，零零亂亂的，卻不能為他整理，因為他腦海里有了這些書籍資料的索引，隨手就可找到自己的所需。那張坐了許多年的專座小沙發彈簧也壞了，幾次我想買只新的把它扔了，他總說它挺好的，不肯換，我懂：他是念舊，節儉不浪費啊！

八叔95歲那年，在女兒小燕的安排下，把住了幾十年的二套安貞里房子換成了望京地區一套環境很優美的復式房，他們和外孫小夫妻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請了保姆，從此老人家不必再下廚了。居住環境雖好，可八叔并不習慣，他的心已留在安貞里了，尤其是他那陪伴著自己幾十年的小房間以及周圍熟悉的環境和人們。我也很懷念安貞里，那些歲月里，我們曾經去過北京好幾次，八叔七十多歲時已患上癌癥，外強中干的他還陪著我們去故宮、雍和宮等地，并兼職“導游”細致地為我們講述歷史的典故，除此以外，還帶我們去品嘗下北京的美食，這些往事時常會縈繞在我心頭的。

2017年冬，我和二姐連同丈夫四人一起上北京探親，為了方便，小燕為我們安排住宿在新家小區旁的小酒店，每天早餐后便去八叔家“上班”，中午帶他們去那些有名的地方吃吃中餐或西餐，老人家吃不多，卻能感到他是非常高興的。飯后午睡一會，又和我們一起聊聊天，回憶從前，老人家的記性可真好，細小的事都記得。那幾天的快樂時光過得很快，分別時，說好爭取每年都去看望倆老的，沒想到，因各種原因導致食言了，為此心里好難過呀！

2019年于常州

2019年初夏，得知八叔受邀去常州一行，我們在上海的三姐妹可高興了，那個周末，由二姐的兒子雷雷駕車，帶上我丈夫及雷雷媳婦共六人清早趕去常州一酒店和老人家團聚的，心情特好讓八叔看上去精神奕奕的，要不是坐著輪椅，令人幾乎忘記了他其實已是位高齡的老病號啦。雖然老人家話并不多，聽力也不是很好，但大家都聊得很開心。我們一起參加了一個豐盛的午宴，有緣與八叔的弟子丹青以及學生修淑清結識，席間大家談笑風生、頗為投機、好不歡樂的，飯后，得讓老人家好好休息，不得不告辭了，有些難分難舍的，難道冥冥中有一種這是最后一面的感覺？不過，常州的相聚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那年八叔回京后，身體狀況很不好，多年前得的癌癥復發並轉移了。剛發現得膀胱癌并化療過幾次后，他曾輕描淡寫地告訴過我們，說是早期的、精心治療后應該沒啥問題了，是怕我們擔心，也可能真是他的想法，他就是以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精神來對待自己的癌癥的，一顆火熱的心加上堅強的意志，讓他始終帶著病痛堅持不懈地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2010年下半年，他告訴我，在他老友沈竹（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建議下，由他弟子陪同去云南昆明療養一段時期，因為那里有位著名的祖傳秘方傳承人，也是軍醫，中西醫結合的治療頗見成效，但是現實往往也會讓人很無奈的，反反復復的，可每次相見或通話時他都很輕松的說“挺好的”“沒事”“還可以”，也知道他經常出席一些重要會議、甚至有時去很遠的外地去參觀、考察什么的，讓人覺得他是否真的是鐵打的？2013年聽說八叔又住院了，我和二姐倆趕緊搭飛機上北京去探望老人家，我們住在福建大廈，每天往來于酒店和安貞醫院之間，看見二個干女兒，八叔心情頓時好多了。往后的這些年也真難為他老人家了，好好壞壞的，感覺他是在和病魔搶時間，分秒必爭地傾盡自己所有的余力捍衛著國家的文物事業。2018年，肝臟囊腫動了手術，癌癥的復發、加上糖尿病，多次進進出出醫院，又是中醫院、西醫院的，最緊張的是還有過二次病危通知，但總算都過了坎，八叔病重后，我和他女兒小燕聯系較多，尤其是疫情爆發后。

這二年多來，北京和上海一樣，住院和探病規定都很嚴格，我八嬸年紀也大了，更不方便，二老只能在手機小屏幕上相見、聊幾句，聽力和視力都很差，而且八叔還插上管子呢。去年夏天，八嬸突然因腸病入院，總算給安排在老伴同間病房，但檢查結果是腸癌晚期，沒多少天便先走一步了，當時為免驚動她老伴，把床邊窗簾拉上，輕輕地用車把她拉走了，此后一直沒讓八叔知道。此情此景想起來就令人心酸啊！深受病痛煎熬的最后二、三年里，尤其是新冠病毒肆虐的歲月中，躺在病床上的八叔深受組織上、同為文物戰線上的老友，他的弟子、學生，還有醫院的院長、主治醫生、醫務人員乃至護工的深切關懷，過年、過節時的慰問，以及在病房里為老人家做壽……我雖然身在上海，但在老人家女兒小燕的微信朋友圈內看到了這些照片和視頻時，非常感動和萬分的感謝！這些日子里，作為女兒的小燕為了八叔入院、出院，西醫和中醫治療，還要照顧媽媽，很是操勞，在此寧子姐姐也想說一聲：謝謝你了！

前年吧，八叔在通話中，對我說：我不行了，儂再來看我一次好伐？……我很難過，因為沒法了他心愿呀！還有令我非常懊惱的一件事，那就是老人家去世的前二天，我剛和新護工聯系上，便和他通了一次很短的視頻，才說了沒幾句，只聽見他痛苦地哇哇叫著：啊呀，疼、疼、疼死我了……便中斷了，第二天下午，我呼叫了二次，他都在熟睡，第三天，我打算做完抗原測試和核酸測試后上午再和老人家聊聊的，可打開微信，傳來的卻是八叔已走的噩耗，頓時呆住了，好傷心又很懊惱，為啥昨晚上沒有和他老人家再說上幾句？換位思考，如此痛苦還不如一走，從此解脫了吧！

八叔赤膽忠心地，竭盡所能地把一生都獻給了國家的文物事業，真正的完成了他的誓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祟敬！我為此而傲！八叔，我永遠懷念您！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