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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心怡 汪子祺 肖瑞淳

編輯：林子堯

【編者按】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暫停鍵。在過去兩個多月的日子里，我們重新凝視著這座城市，回想著曾經置身其中的路，未曾發覺曾經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貴。經歷了隔離的日子，我們終于重新行走在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實，熟悉又陌生。也許，我們未曾真正認識過這座城市。

“舊地上海”是澎湃鏡相與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兩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學聯合開展的城市寫作計劃，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眾的角落，理解在這座城市邊緣的普通人生活。這是第一篇，關于上海的江灣鎮。

2021年11月15日，是文淑珍經營“文文造型屋”的最后一天。她打算像往常一樣早上9：30開門，晚上21：30休息。現在正是下午生意最好的時候，三四個等待理發的顧客擠在幾平方米的店里。文淑珍穿著理發時專用的白色大褂，一邊剪頭，一邊和其他顧客一來一往地閑聊，手上剪刀利落地穿行于顧客的發梢，碎發散落一地。

這間理發店現在是整條街道上最有人氣的地方。店里傳來的護發產品的甜香和門口旋轉的燈箱，都和屋外貼滿了拆遷標語的灰白老街格格不入。理發店內的裝潢瞬間將人帶回上世紀末的香港電影。墻壁上鋪滿白色瓷磚，墻上貼著一張褪色的明星海報，左側方擺一臺老式彩色電視機，一米多高的掛式柜臺橫在前面，三扇半身立鏡，還有一把笨重復古的理發椅。時間好像在這里按下了暫停鍵，只有物件上斑駁的痕跡訴說著光陰流轉。

但與萬壽街上陸續遷走的住戶一樣，這家理發店的店主文淑珍同樣需面對離開與停業的現實。早在一個月前，萬壽街上最早的一批拆遷戶就已經搬走，此時沿街的店鋪大半都已關閉。

一

上海江灣鎮曾是繁華的千年古鎮，《宋會要輯稿·食貨十七》中提到：“江灣浦口邊枕吳淞大江，連接海洋大川，商賈舟船多是稍入吳淞江，取江灣浦入秀州青龍鎮，其江灣正系商賈經由沖要之地。”但受地理位置影響，江灣鎮成為戰爭中烽火交集的地區，許多建筑古跡都在戰火下蕩然無存。

文淑珍在理發店門口留影

沿淞滬鐵路舊址前行，萬壽路位于車站西路的盡頭，一眾低矮的私房盤踞在此。這塊區域如今屬于虹口區，已被劃入拆遷范圍，住戶陸續遷出。私房的居住條件并不理想，巷弄兩旁還能見到成排的痰盂和馬桶，低矮的房屋散發著潮濕氣息，即便在陽光明媚的白日，也需開燈才能有足夠的光線。

文淑珍的這家理發店算是這片私房中居住條件較好的，店門右拐十米就是公共衛生間，每日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打掃，顧客有需求也非常方便。若是平日在店里理發，她也極少去自家衛生間。理發店是自家私房改造出來的，廚房用的仍是老式煤氣罐，灶臺的面積不大，與普通課桌的大小差不多，鍋碗瓢盆堆放在下面，墻上櫥柜簡單地放了一些調味料。理發室與自家廚房相連，玻璃推門從早到晚一直敞開。每到飯點，飯菜的味道便會彌漫整個理發室，所有客人都知道今天她家一日三餐吃了什么，文淑珍對此早已習慣。

街道辦事處通知文淑珍第二天下午派人幫她搬行李，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這將是這家理發店最后一天營業。文淑珍熟練地為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穿好理發圍布，并用噴壺將頭發潤濕梳順，老人已經年過八十，是文淑珍理發店的常客。文淑珍親切地問老人這次要剪什么樣的頭發，未等老人開口，旁邊一位年輕女人說道：“就后頭推得高一點好了，把伊推得高一點短一點。”

像這樣常規理發的客人，恰逢夏日生意繁忙時，文淑珍一天要接待三十幾個，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這里剪發的費用一人是10元，燙頭則用老方法上卷后用毛巾包好套上加熱蒸帽，一頭長發燙下來也只要一百多快。低價實惠的價格一方面為文淑珍帶來了一批固定的回頭客，另一方面也令她無力負擔請其他學徒幫忙的工資。不論多忙，這家店始終都是她一個人在操持。

文淑珍家的房子分為兩層，樓下是廚房與衛生間，中間用自制爬梯連接，傾斜角度大到上下樓需手腳并用，樓上是餐廳與臥室，上下總面積約80平方米。文淑珍夫婦與兒子兒媳和小孫女一同住在這里。雖然文淑珍不太滿意這間房子需要每天“爬上爬下”，而且燒飯的油煙味難散，不得不“樓下燒飯端到樓上吃”，但是幾十年過去，也已經習慣了。

兩年前，也曾有人提出花一千萬買下這套房，文淑珍猶豫再三，還是決定等拆遷，沒有賣。如今能拿到的拆遷款只有800多萬，比文淑珍的預期“少拿了200多萬”，拆遷將使她失去這間沿街的鋪面，理發生意眼看著也沒法做了。

給老人理完發，文淑珍一邊用毛巾撣著老人身上的碎發，一邊笑著問，陪你理發的是你什么人啊？不料老人和年輕女人一同沉默，話音掉在了地上，文淑娟又笑道：“這是你小閨女吧。”年輕女人默不作聲地將老人扶起來，老人點點頭：“是，是，小閨女。”老人走出店面后，文淑珍搖頭道：“其實一看就是她的保姆，上海的人吶，到老了，都是保姆孝，自己的孩子不會孝的。”在上海生活了三十余年，大半輩子都與這塊土地相連，文淑珍談起上海時卻仿佛始終隔著一段距離，將自己排除在上海人之外。

文淑珍在給顧客理頭發

緊接著來理發的是一個稍年輕的大爺，看起來與文淑珍年紀相近，一進門就說道：“我阿妹又問我要鈔票了呀，要400萬。”大爺的房子是本屬于父母，他當兵回來后自己整體翻新一遍，還加蓋了一層。拆遷政策規定所有子女必須統一簽字合同才可生效。因嫁人早就搬出房子的親妹妹因手里掌握著簽字權，而打起了拆遷費的算盤。大爺提出給妹妹100萬拆遷款作為和解方案，妹妹拒絕了，動遷組嘗試調解兄妹間的分歧，但雙方互不相讓，年過半百的親兄妹無奈對簿公堂。大爺講話聲音越來越響，手上比著數字四，在空氣里使勁晃了晃，說道：“兄妹之間打官司，難看吧。”文淑珍不緊不慢地評價道：“哎呀，上海多少人為這個房子鬧得一塌糊涂。都是沒錢，見了錢都眼紅。”

文淑珍每日在理發店邂逅形形色色的客人，世情百態從幾句閑聊中勾勒出來。但是文淑珍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旁觀者。

二

送走了最后一個剪頭發的客人，文淑珍打電話喊來了住在附近的妹妹，打算讓她替自己在這間理發店再燙一次頭，當作紀念。

文淑珍對著鏡子把腦袋后面揪著的小髻拆了，對著鏡子撥弄著散到肩頭的頭發。年輕的時候她喜歡把頭發這么披著，但是現在披著頭發做事總覺得心里煩，到頭來還是一把把頭發抓起來扎上。最近忙拆遷，更是煩累，眼睛都腫著。文淑珍嘆口氣，在理發椅上坐下，從鏡子里對站在身后的妹妹說，先剪短一點，能扎起來就行。

社區雇來幫忙拖家具的車很緊張，一家一家輪著往下搬，預先安排給文淑珍家的搬遷時間一再往后推，明天下午車終于要來了。文淑珍的老伴借了個生銹的平板手推車，一趟趟地從她們身后將打包好的行李往外拖，從他張著喘氣的嘴里，可以聽見他的肺發出像扯風箱一樣的聲響。妹妹問，你兒子呢？文淑珍嗤笑一聲，他現在多忙的，叫他吃飯還沒空呢，還叫他來搬家？又沖著丈夫罵，狗東西什么都要，否則早就搬完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統共就四個箱子。丈夫一面費力拉推車，一面哼哼著說，以為我不敢啊？我當初回上海的時候就一個包，就一個包就跑到上海。

文淑珍在文文造型屋燙頭

文淑珍的老伴曾是上海下放到新疆插隊的知青。1978年，文淑珍高中畢業后離開了四川老家，拿著姑媽寄來的路費，坐了三天四夜的綠皮火車去投奔在新疆庫爾勒兵團當兵的姑媽，第二年就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兩人當時屬于是自由“談朋友”，感情發展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結了婚。結婚之后，丈夫要回上海，兩人趁著冬天農閑，偷偷蓋了章，“稀里糊涂就逃回了上海。”

文淑珍第一次到上海，就和丈夫一家一起擠進了萬壽街的這間房子里，“感覺像是來到了外國，每天和人打啞謎”。公婆不識字，說帶江灣鎮口音的上海話。婆婆跟她說去“茅房”，她硬是聽成了去“升堂”。丈夫回家沒看見自己的媽，問她。她硬著頭皮說，你媽去升堂了，鬧了好大的笑話。后來，文淑珍勉強能聽懂一些有關家務的簡單詞語，聽到“要燒中為（中飯）”，就把風爐拎出去，在河邊扇風爐，然后生煤球爐。“看要擇菜我就趕快擇菜，擇完了菜去掃地，吃了飯去擦桌子洗碗，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不講話。”這樣的日子過了半年，上海接到中央指令，停發了私自返滬知青10塊錢一個月的生活補貼，小兩口于是再次回到了新疆。重返新疆，文淑珍心情有點復雜，雖然干活辛苦，但是在兵團基本上“人人都說普通話”。

1981年7月5日，文淑珍在新疆生下了自己的獨子。生完孩子之后并沒有雙方的老人幫忙照顧，白天兩人又都要出門上班，孩子就送到兵團的托兒所。每天早上吹號之后，連長會逐一清點上班人數，如果遲到會被用廣播點名，整個連隊都聽得到。“某某某不像話！”文淑珍生性好強，寧愿每天早上不吃早飯，也要給孩子把好屎尿，弄得干干凈凈送到托兒所，然后準時去上班。而她也因此弄壞了胃，直到現在還會發胃病。

文淑珍在兵團沒有固定的崗位，屬于“社會主義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養豬、養雞、下地、照看林木、管理青年班的孩子，都干過。畢竟年輕好學，身體也頂得住，都能干。就這么東干干西干干，干了十年。1988年冬天，政策放松了，文淑珍和丈夫帶著兒子，再次回到了萬壽街，此后33年，再也沒有離開過。上下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開始住了公婆、哥嫂，一家七口擠擠挨挨。如今公婆已經去世，哥嫂也搬了出去，但是又添了兒媳婦和一個小孫女。

三

初來乍到，文淑珍在上海的第一個營生是做小買賣。她批發了一些賣給游客的小玩意兒，用包背著，去外灘、上海大世界和百樂門等景點兜售。游客在外灘漫步，享受著迷人的上海風情，她站在一邊，背著包，手里拿著玩具，想著怎么上前搭訕。“我做小生意做不來的，手都是捧在胸前，拿不出來。”因此兜兜轉轉一天，也賣不出去多少件。同時還得留著個心眼，預防警察來抓。當時還沒有城管，賣東西的小販管一身黑制服的警察叫“黑貓警長”，有人喊“黑貓來了”，大家一起跑。文淑珍跑不快，被“黑貓”逮過幾次。路過的爺叔看著她笑：“哎呦，你這么年輕就做這個活啊？不找個工作干干？”

文淑珍也想“找個工作干干”。她找到一家廣東人開的理發實習班，打算學習美容美發。廣東人白天到工廠、工地去給人剪頭發，晚上上課。文淑珍白天照樣掙錢，晚飯來不及吃，趕著去上課。放學之后騎車回家，一身汗，想買個冰棍兒，但舍不得兩毛錢，回家喝點涼白開，下點面，醬油拌面。

1992年夏天，文淑珍將萬壽街的房子沿街的門臉空出來，墻上裝了塊單玻璃，弄了幾個凳子，開起了一個簡易理發店。空調沒有，洗頭的躺椅和池子也沒有，只能搞一個桶裝在墻上，弄一個開關燒水，客人洗頭的水都從桶里舀。兩塊錢剪一個頭，客人嫌熱，環境不好，也不怎么來。整個夏天，每天的營業額都不到十塊錢。到了秋天，天氣涼爽下來，客人才漸漸多起來。

當年，萬壽街附近居住的基本都是上海本地人。文淑珍說完“儂好”“儂飯切估伐”就詞窮，剩下的理發的過程中充滿了讓人尷尬的沉默。三十年過去，文淑珍的上海話已經非常熟練，“會聽也會講”，常來店里理發的客人，也都是老熟人了，有默契在。“轉燈他們就曉得店開了。但是老客戶呢，你不轉燈他們也會來的，我這個燈轉了十多年了。”老客人們進門坐下，誰都可以跟文淑珍無縫嘮上一段家常，說說身體，說說兒女，親切熟稔。但文淑珍心里總歸覺得，自己和萬壽街的老住戶們不一樣，雖說在上海待了幾十年，戶口也來了，但是一直不覺得自己是上海人。有客人笑著說，你是新上海人呀。文淑珍聽了也笑，新上海也不是新上海，我都65歲咧，現在引進的人才才是新上海人，我是老的啊，我孫女都6歲上學了，說是新上海人，牙都給人家笑掉。

文淑珍在天井給顧客理發

不管算不算上海人，萬壽街這套房子文淑珍都住了三十多年，是她在這個大城市的一個最熟悉的落腳點。門口的理發店則是支撐著她在此地站住腳的事業。文淑珍雖然嘲笑丈夫恨不得把房子里的所有東西都原原本本地搬走，不如自己灑脫，但心里多少也有些舍不得。

燙完頭，天色已經黑了，文淑珍對著鏡子端詳端詳，然后把頭發扎起來，讓妹妹給自己在理發店門口拍了一張照。“不要拍半身的，要把我這個（店的）門臉全都拍進去。”照片里，文淑珍穿著工作時的白大褂，站在“文文造型屋”的招牌下，兩手還是像年輕時一樣喜歡“捧在胸前”，顯得有些拘謹。門口暖黃色的燈箱顏色已經有些暗淡了，但是還是堅守著這“最后一班崗”，幾十年如一日地轉著。

此時的文淑珍沒有想象過在她離開之后這條街會變成什么樣子。在完成了短暫的紀念之后，她很快就要回歸到一日三餐的生活中去。今天下午她和丈夫都很忙碌，沒有時間做晚飯，幸好冰箱里還有一大塊崇明糕，蒸一蒸就夠幾個人分吃。為了好熟，妹妹拿著菜刀費力地要將凍糕剁開。丈夫見狀急得直罵：“你小心點，把臺子剁壞了呀！”妹妹性格潑辣，立刻反唇相譏：“壞了就壞了，你帶得走嗎？帶到棺材里！”文淑珍聽了在一邊直笑。

糕蒸好，潔白香甜，吃下去飽腹踏實。可是文淑珍還是覺得這個糕沒有以前街上那家賣糕的店做的糕好吃，那家人是比較早搬的一批拆遷戶，一個月前就搬走了。這街上小店不少，除了賣糕的店，還有賣手工蛋餃的店、修理羊毛衫的店，這些小店在萬壽街拆遷之后，恐怕也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承擔得起租金的店面。文淑珍的理發店也是如此。可是她仍然期待搬到新房子之后，能用自己的方式，把這個老理發店繼續開下去。

四

不舍歸不舍，文淑珍對于搬家換新房并不是沒有期待。她看了不少中介推薦的房子，最好的打算是能買兩套小間，讓小兩口和老夫妻能夠分開住，那怕“位置買偏一點”。從小到大，不管是在老家四川，新疆，還是上海，文淑珍都沒有住過樓房。她想試試一開門進去屋里敞亮，客廳房間一眼看盡的房子，而不像萬壽街的老屋，房間像疊積木一樣“東一間西一間上一間下一間”。同時她對樓房也有自己的擔心，“現在房子動不動就造二三十層，往下看我都恐高，萬一地震或是海嘯，怎么來得及跑呢？我要買還是買低一點。”

房子還沒有看好，為了應付馬上到來的拆遷，文淑珍已經在仁德路的小區里租了一套一樓的房子。新的住所在一個新式的小區里，是六層樓的單元房，離萬壽街步行距離只有500米。文淑珍家在一樓，從門口進去有一條貫穿的過道，沿著過道從外到里依次是兒子一家的臥室、廚房、廁所和餐廳。文淑珍和丈夫的臥室沒有隔斷，只有一張床夾在餐廳和陽臺之間。

文淑珍租住的房子一角

文淑珍一家是11月26號搬來的，剛搬來時東西很多很亂，清東西就清理了一個星期。搬來一個多月之后，很多東西仍找不到自己在這間房子里的位置，被隨意堆放在房間各處，有些從老屋搬來的紙箱還貼著膠封。餐桌旁邊的椅子靠背上掛著袋子、坐墊上堆著一大袋紙巾，來理發的客人只能坐在床上。過道靠墻堆了一溜雜物，只留了一個人通行的空間。客廳里的矮柜上堆滿了各種藥瓶和藥盒，基本上都是些治心血管方面和骨質方面的藥。

房間里依然留存著許多老屋的痕跡，用到發黑的木衣柜被原封不動地搬來擺在文淑珍的床邊，床對面的壁櫥里堆了很多發黃的雜志，墻上掛著舊時鐘，秒針滴答滴答地響，仿佛要把往日的時光流進現在的生活里。老店里燙發的機器也被搬來，擺在吃飯的餐桌對面。

文淑珍理發的地方就在屋外側的天井里，幾塊透明的板材和塑料膜將這里密封成了一個陽臺，陽光從頂上顫巍巍地照進來——這也是整間房子里唯一可以感覺到自然光的地方。棚頂上吊著插電的接線板與晾曬的衣服，底下放著一張椅子和一面靠在墻上的全身鏡，鏡旁的小洗手池被用來給客人洗頭。這就是文淑珍新的造型屋。

雖然環境已經同以前的文文造型屋完全不同，但只要拿起推子和剪刀，文淑珍就還是那個滔滔不絕的造型師。她正在和客人打趣萬壽街附近新開的一家10元快剪理發店，“一天到晚在門口吆喝，誰敢去剪啊？把人的腦袋剪得像個鴨蛋一樣，小年輕剪得像個老頭頭。”

搬完家不久，文淑珍立刻給以前的老顧客群發微信并附上新住所的地址：“需要理發聯系我，來時提前打我視頻好到門外接你，發文字沒有時間看，以免誤時喲。謝謝你啦！”信息發是發了，客人卻不怎么來。在萬壽街，最忙的時候一天連剪帶染燙可以掙七八百，平時也能有三四百。而搬到這里來幾乎就沒有什么生意，有時一天來三五個找上門的老客戶，有時候一天都沒人來，這是文淑珍以前從未遇到的情況。

在萬壽街開店時，文淑珍每周一給自己放一天假。現在因為生意不如以往，她干脆一周無休，只要有人找上門就給人家剪。時常來理發的老熟客會問文淑珍“儂這么大年紀，沒想著退休啊？”文淑珍的回答只有“生活所迫”四個字。早幾年兒子和朋友一起創業，賠了不少錢，所以文淑珍夫妻倆生活完全靠自己。而相比于過去，如今的文淑珍更需要這份理發店的收入。暫時落腳的這間房子一個月租金就將近6000元，而作為知青退休的夫婦倆，依著“369”的政策，工齡17年的文淑珍一個月的退休金是3000出頭，丈夫的工齡稍微長，20多年，一個月的退休金能拿到接近4000元。如今兩人的退休金幾乎都要搭到房租里。

現在居住的房子不僅燒錢，也并不讓文淑珍覺得滿意，她總覺得住著別人的房子像是“討飯樣的”。房子的面積也沒有她以前的老屋大，堆滿東西之后沒有她想象中住樓房的敞亮，反而看著心里堵。來理發的熟客也會開導她，習慣就好了嘛。文淑珍也不多說什么，只盯著椅子上顧客的頭發，一剪子一剪子，一推子一推子地理。只有在理發的時候，文淑珍才能暫時忘卻生活中的一切。

五

此時老屋的拆遷又遇到了難題。文淑珍的丈夫有兄弟姐妹6個，老屋是她丈夫從家里繼承的。老屋原本屬于幾家人，文淑珍指望拆遷把字一簽，把各自該拿的錢一拿就可以徹底分家，樂得清爽。但是丈夫的妹妹是困難戶，吃低保，住廉租房。根據國家規定如果低保戶戶頭上的存款超過10萬元就不能繼續享受這些保障。此次拆遷妹妹按政策可以分到56萬，雖說不是個小數目，可無論如何也難以在上海買一套房，所以妹妹不愿簽字。一天不簽字，拆遷款就一天下不來，文淑珍就得繼續租住在這個讓她覺得像是“討飯”的地方。沒有生意的時候，文淑珍就天天往信訪辦跑，可所有的流程都是按照政策來的，沒有違規的地方。文淑珍為了這件事著急上火，她不明白為什么誰都沒有問題，事情卻解決不了。

拆遷中的理發店

文淑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一生的信條就是“做人只要善良、誠實，走到哪都不怕。”搬家前的最后一天，有一位老客囑咐她，搬到新房子要放放炮仗、敬土地神，在新家的生活才能興旺。文淑珍搖搖頭，我不信這些的。那位爺叔勸她，這種東西我也不全信，但是信一信沒有害處，我出去旅游見到什么寺廟都進去拜一拜，總沒有害處吧！可是無論爺叔怎么勸，文淑珍只是搖頭，最后沒有辦法，就說，我這輩子只信一個人，就是毛澤東。兩人誰也沒能說服誰，爺叔剪完頭戴上帽子，留下一句略帶火氣的“再會”。

房間的柜子上有一個老舊的相框，里面是一張有些年頭的理發店的經營許可證，文淑珍把它保存得很好，擺在了最顯眼的地方。這家理發店不久后應該不會繼續存在，她明白，如果還想留在江灣鎮，就只有蝸居，沒有多余的地方開理發店；如果想住大一點的房子，那就只能往嘉定、金山那邊買，老客戶也不會跟來。這張經營許可證最恰當的歸宿也只能是這存放回憶的舊相框。

天井外面車來車往，天井里面是電推子的嗡嗡聲。這三十多年的上海生活，已經讓文淑珍的生命化成了電推子聲里的煙火氣，濃縮在萬壽街的一隅，濃縮在文文造型屋里。從四川閬中到新疆庫爾勒再到上海江灣鎮，文淑珍一生的軌跡幾乎橫跨了整個中國。

在同一個時間，萬壽街的住戶已經全部搬完了，只有街尾的一個商鋪還開著。昏暗的街燈照著夜晚的老街，街上空蕩無人，除了每一個弄堂的出口坐著的保安。他們大都裹著厚厚的保安大衣，在寒冷的冬夜打盹。文淑珍的老房子的門口，大門已經砌上了厚厚的水泥，紅色的油漆刷上了門牌號，原來是燈箱的地方堆放著很高一摞塑料凳子。大門上醒目的“文文造型屋”還掛在那里，和隔壁店面的“中國體育彩票”并立，而不久后這塊招牌也將揭下。這一天是2022年1月7日，離農歷新年還有26天，離文淑珍第一次來上海已過去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