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供職于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張勇研究員是中國國內極少數的專注于非洲影視文化研究的學者之一。更難得的是，他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紀錄片導演。早在他在北京電影學院讀博期間，他就曾遠赴南非參與以當地華人為主題的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從2015年開始，他先后執導了《我從非洲來》(Africans in Yiwu)，《重走坦贊鐵路》(TAZARA: A Journey without an End)等系列紀錄片，以小人物的多重視角呈現了中非交流的歷史和現狀，在許多非洲國家的國家電視臺播放并獲得了積極的反響。在2021年末，張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獨立紀錄長片，《波比的工廠》（China-Africa Factory）。該片于2022年2月在尼日利亞國家電視臺（NTV）播出，可以說是中非主題的獨立紀錄片發展歷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

導演張勇在坦桑尼亞

《波比的工廠》以84分鐘的片長講述了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發生在尼日利亞人波比和他的中國妻子在浙江義烏開辦的化妝品小工廠里面的一些故事。片中的“非洲老板”波比樂天活潑，喜歡和員工們打成一片，而“中國老板娘”Alina則是雷厲風行，時時監督著貨品的質量和員工們的表現。作為張勇的第一部紀錄長片，《波比的工廠》比他之前的作品更具故事性和聚焦性。就敘事方式而言，雖然在長達兩年多的拍攝過程中，攝制團隊多次住進工廠與波比和他的員工們同吃同住，但全片由始至終沒有出現任何畫外音解說，故事的發展推進是由鏡頭記錄的工廠里的人際關系變化來促成的，這種介入性較低的處理可以讓觀眾更直接地體驗到工廠的社會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張勇并沒有將焦點一直放在波比和他的外國人身份或者家庭關系上面，反而更多關注了工廠內的中國工人作為“小鎮青年”的一種茫然而不穩定的生存狀態，這一關注點將本片涵蓋的人文思考拉升到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層面。換句話說，本片與以往的大部分以外國人在中國為題材的紀錄片不同，不再以文化獵奇和個人生活窺探的視角去講述外國主角接觸中國社會的具體過程，而是將主角波比和他的中非工廠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生活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組成部分來呈現員工和雇主，家庭關系和工作關系，個人理想和經濟現實之間的拉扯與辯證。這些課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作為長期關注中非文化產品的研究者，我對《波比的工廠》在上述包括故事角度和敘事方式上的努力和創新感到十分欣喜，于是我就本片及其反映的中非交流中遇到的文化和制度挑戰等問題采訪了張勇導演。

《波比的工廠》非洲播出海報

澎湃新聞：您是現在中國極少數的長期以中非交流作為學術和創作核心關注點的紀錄片導演，能和我們說說您是如何開始關注中非議題的嗎？

張勇：其實我關注中非議題也是偶然的機會。記得在北京電影學院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們有的同學會關注中國電影，有的會關注歐洲電影，而我把視角伸向了非洲，相對來說在影視研究行業，非洲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被影像敘事所刻板化的一個區域。非洲電影在哪里？非洲自己的電影的風格又是什么？我帶著這些疑問不斷地去思考，后來也有幸成為了美國西雅圖大學的訪問學者，跟了一位尼日利亞裔的教授Saheed Adejumobi，他給我介紹了很多諾萊塢的電影以及非洲的一些藝術電影。慢慢的我在不斷的搜集過程中，也有幸去到了南非，去給一位當地的導演Faeeq Dyer當副導演和助手。所以就慢慢從資料研究走向了更加實踐性的學習模式。想要讓非洲人了解中國，讓中國人了解非洲，可能光在學術層面是不夠的。我所在的影視學科又是一個實踐性、應用性特別強的學科。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拍攝一些作品來改變彼此的認知，來搭建中非了解的橋梁。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最好的媒介，因為它相對來說更原汁原味，更接近真實。通過不斷地跟拍，不斷地觀察，我們可以對非洲人文和中非交流有更直觀且深入的理解。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本片有兩個英文名Bobby’s Factory還有China-Africa Factory，這是出于什么考量呢？用China-Africa Factory這個題目是否表示說您認為波比的故事在中非交流的層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張勇：《中非工廠》這個題目其實是波比給我的一個建議，因為在跟他的交流過程中，他有一次自然地喊出了這個口號，作為片名我覺得也挺好。波比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在中國開工廠的非洲老板，而大部分的非洲人在中國做生意主要是做中間商，也就是從義烏、廣州采購之后，然后運回他們國家去賣。

后來，一些朋友老是會把我們這個片子類比獲得奧斯卡的那部影片《美國工廠》。我們覺得這兩個片子沒有可比性就把片名又改成了《Bobby’s Factory》。在我看來，《美國工廠》處理的是一個中方企業家初到美國面臨的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問題，是他們怎么樣去適應當地的勞工制度的問題。而我們的拍攝對象不是一個初來中國創業的非洲老板。波比已經在這里十幾年了，他已經非常熟悉中國的生意場，而我們要拍的是他怎樣在疫情的背景下，同其他的中國工廠一樣，帶領員工復工復產的故事。因為我們不是一個跨文化適應的主題，所以我們不想跟那個片子進行對比。于是后來我們就覺得更個人化的《波比的工廠》會更加貼切一點。

波比

說到代表性的問題，我覺得波比的故事是中非民間交流的一個代表。因為我們說中非合作、中非交流其實是要落到民間層面的。這樣的片子我們基本上還沒有看到。一般在中國影視行業里面我們看到的非洲題材都還是《戰狼2》、《紅海行動》之類的，都是中國英雄在非洲的這種敘事模式。但是就中國人和非洲人最基礎、最本質的交流，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的故事我們并沒有看到。所以我們這個片子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應該是有一些探索和突破意義的。

澎湃新聞：為什么把工廠這個空間作為重點，而不是更全面的個人傳記或家庭生活紀錄？

張勇：我們意識到疫情影響之下，這兩年的社會敘事其實是封閉的。我們覺得《波比的工廠》在這兩年拍攝應該體現出不一樣的空間形態和空間面貌，所以我們采取了相對封閉的空間敘事，大部分的故事都發生在工廠里面，這種封閉感是我們當下的反映。工廠里的許多小人物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運，從而透露著一種無奈的情緒，全片唯一一個航拍鏡頭是俯瞰工廠的，我們剪輯的寓意是突顯人物在特定時代的無奈。

澎湃新聞：本片的前半部分有許多在國族身份和性別關系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頗具幽默感的橋段，比如波比在去人才市場招工人的時候被問到“你是哪國人”，他用中文開玩笑道“我是中國人”；又比如說波比談到在中國，妻子的地位經常比丈夫還高，片中的老板娘給人的印象也是一個十分強勢能干的女性；紀錄片在這些方面是否有意在破除一些人們的刻板印象？還有波比的女兒也有不少鏡頭，而她是很少出現在工廠里的，所以也想問您對于她的鏡頭安排是有怎樣的考量？

張勇：我覺得拍攝非洲人在中國這樣的題材，是很難無視身份認同的和國族差異的問題的。我們在這個片子里面沒有回避，所以就把一些跨文化幽默剪進來了，如波比的女兒說自己在學校足球隊被當作“外援”。我覺得這種幽默感可以引發觀眾的思考，同時還調解紀錄片本身帶有的一些沉悶，能時不時調節一下觀眾的情緒。

澎湃新聞：除了波比夫婦，本片的另一個重要中心人物就是他們的員工德飛，本片的故事性也主要來自德飛從倉庫管理員的職位被調到流水線工作引發的人際矛盾。而波比夫婦在如何處理德飛的問題上也產生了不小的分歧，導演是否有意通過這個事件展現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資沖突？是否有意探討打工階層或者某類“小鎮青年”的普遍生活狀態？

張勇：我覺得兩方面都有。長三角和珠三角近些年這種外貿工廠中人員的流動性是非常大的。在這種三四千塊錢一個月的情況下，從員工的角度來說，他們可以隨時被換掉，任何人來都可以做，導致他們對這些工廠的歸屬感普遍不高。與此同時，很多工廠也開始用機器代替人力，這就進一步造成打工人群的經濟生活的不穩定。

在本片中，翟德飛不僅是一個倉管，他還是一個人事經理。我們看到這個片子里面他有好幾次去招人，他已經是波比的左右手，很多事都會交給他干。所以當他被降格為一個普通的工人的時候，他在意的并不是他那 500 塊錢收入的降低，而是他這個身份的變化，讓他覺得他的身份不符合他的定位，破滅了他對工廠的夢想。所以出現了我們這個片子一些戲劇沖突，這些沖突是可以反映小鎮青年成為打工族以后面臨的一些困境的。

波比和中國工人

澎湃新聞：就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來說，中非題材在拍攝的手法層面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嗎？或者說你個人在專注探索這個題材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怎樣的新鮮的視覺藝術形式？

張勇：首先，我們采取了一種小人物的敘事方式。我們跟其他的主流媒體拍非洲人不一樣，我們沒有選高大上的人，沒有選政治層面比較受歡迎的人，我們選擇的是那種鮮活的、底層的、相對草根的人物。第二，我認為紀錄片也要講故事。我希望有長片的敘事來呈現更深入的、更多元的中非故事。對于非洲人在中國這個題材，我在努力地講出故事，而不是圖解政策或者是一味地負面化、噱頭化他們的生活從而賺取眼球經濟。第三，在攝影層面，我覺得拍非洲人和拍中國人有點不一樣，經常會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發生。比方說拍夜戲的時候，我們有的攝影師剛跟我合作，他沒有拍過非洲人，一時可能把握不好畫面的曝光度。如果是拍一個非洲人和中國人在一起，當鏡頭從非洲人搖到中國人身上的時候，膚色的明顯的變化會導致曝光要么就是中國人這里過曝了，要那么就是非洲人那里太黑了。所以在拍攝過程中經常會有一個磨合的過程。我覺得中國團隊要拍好非洲人，更重要的是需要不斷反省自己是否帶有刻板成見。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是很艱難的，那中非題材的紀錄片是否遇到更多特殊的困難？之前Sixth Tone有報道過近年來中國影視作品在非洲的傳播趨勢，就您的觀察中非影視交流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張勇：近些年對于中非人文交流，國家層面倡導了很多。但是落實到地方，其實還是做得太少了。我覺得大部分的基層、媒體其實對非洲還是不了解的，對非洲的一些選題是排斥的，網絡上也有一些不支持講述非洲人故事的聲音。但是正是這種聲音和這種反應的存在，讓我們覺得我們做的工作才是最有意義的，是恰恰是應該做得更好更多的。我們這邊不像西方的一些獨立紀錄片人，他們有一些NGO、有資金支持。這部片子前期的投入都是我自己負責的，我們也是利用周末的時間去拍攝。我們也沒有條件去做很多的宣發，因為“中非”也是一個相對小眾的領域，所以也不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我們覺得讓有興趣的人去看就好了。事實上我們目前為止也收到了比較積極的一些反饋。比方說耶魯大學收藏了《波比的工廠》，還付了一定的版權費。還有尼日利亞國家電視臺雖然是免費播出，但是給我們連續播出了三周，這個讓我覺得比較感欣慰，因為我們做到了“非洲題材，非洲傳播”而非“自娛自樂”、“自說自話”。

我覺得影視它其實是一種橋梁。有很多非洲人來中國之前，都是從李小龍電影來了解中國的。等他們到達中國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會功夫。相似的，中國大眾接觸一些主流電影，像《盧旺達大飯店》、《黑鷹墜落》、《戰狼2》等等，其實加固了我們對非洲人的刻板印象，所以目前電影在中非認知層面起到了一個不那么理想的一個作用，甚至是反作用。我覺得影視界應該改變這種刻板印象，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處于一個圖像的時代，看書的人少，看視頻的人多，所以影視人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來搭建起中非了解的橋梁，而不應該讓彼此的認知停留在三、四十年前。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了這么多年，有那么多的非洲人在這邊，也有那么多的中國人在非洲，這里面的故事可以挖掘得很多，那為什么不去挖掘呢？

另外， 我記得去年的中非合作論壇上面還強調了要在華舉辦非洲電影節，要在非洲舉辦中國電影節。但是過去一年多了，我沒有看到落地的跡象，我們也在不斷地呼吁，希望通過影像的窗口，增進彼此的認知。

波比妻子在流水線

澎湃新聞：最后，請導演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制作的新作品吧？

張勇：我目前在制作兩部新作品，分別是《我到非洲去》（Chinese Meet Africa），和《90后的中非情緣》(Post-90s' China-Africa Stories)。我做片子主要還是興趣導向，拍《我到非洲去》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以前拍的主要是講述非洲人在中國的故事，包括《我從非洲來》、《波比的工廠》，而我一直希望能夠逆向地去講述中國人在非洲的故事。畢竟中國人在非洲要比非洲人在中國多得多，所以我覺得故事也更多，但是難度也更大。因為非洲國家眾多，《我到非洲去》不能像《重走坦贊鐵路》那樣只選兩個國家，而要呈現更多元的非洲風物人情。這個系列紀錄片大概是5集，從公益、生意、教育、情懷等角度去切入，目前已完成非洲12個國家取景拍攝，其中有一部分是遠程協拍，現在正在后期制作。

第二個陸陸續續在拍攝的作品是 《90后的中非情緣》，它是《我從非洲來》的一個升級版本。《我從非洲來》講的是非洲人在中國的片段式故事。 而在《90 后的中非情緣》中，每一集我們都選取了一個非洲青年和一個中國青年精誠合作，然后改變彼此認知，相互促進提升的故事。相對來說人物比較少，但也形成了一種深入合作的影像敘事，讓觀眾看到的信息量會更多，也反映出了中非的未來。我覺得 90 后其實是更為國際化的一代，他們對非洲和非洲人更加了解和包容。我在非洲調研的過程中意識到很多中國90后在非洲已經獨挑大梁或是成為了中堅力量，許多人是自己一個人帶著幾十個當地的工人在干活，或者是組一個團隊，他們成為領導者或者是重要力量。這樣的故事還挺打動我的，我希望能夠講述90后的中非故事。

（本文英文版首發于Sixth Tone網站。特別感謝《學“非”所用》播客節目對這次訪談的大力支持，還有袁明清，鄧哲遠，張麗方的幫助，讀者們可以在這檔節目收聽到本次采訪的完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