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階段，從超大城市的角度來討論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問題，其問題的提出來源于特大型城市流動人口的一個悖論：2000年以來，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特大城市都在積極開展以產業升級為中心的經濟轉型實踐，在這一過程中，以廉價勞動力為主要特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被大規模淘汰了，隨著這些企業的關閉或外遷，符合流動人口低技能、低報酬、低保障特點的“臟、險、苦、累”工作崗位在不斷減少，但是，與此相悖的是，這些城市的外來人口總量仍在持續上升。那么，由此引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面對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龐大的外來人口群體又是如何解決其在城市中的就業問題？根據我們在上海“城中村”的調查，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流動人口的非正規就業現象，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非正式經濟形態。

一、進城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

在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Informal Employment）形式包括兩類：一是非正規企業的自雇型就業（self-employment in informal enterprises），二是非正規形式的工資型就業（wage-employment in informal jobs）。根據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觀點，中國進城農民工非正規就業主要包括兩類：“既包括在正規部門里的作為‘臨時工’的農民工，也包括那些根本沒有任何正式單位，有組織或無組織小規模生產經營服務活動。”簡單來說，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既包括“有單位”的勞務派遣型就業，也包括“無單位”的個體自雇型就業，也就是常見的個體商戶、流動攤販、垃圾回收、家政服務、黑車摩的等就業形態。至于兩者之間的具體比例，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調查數據，全國外出農民工以受雇形式就業的農民工占93.6%，作為自營者的自雇農民工占6.4%。較之全國數據，上海農民工非正規就業的比例更高，2012年以來，我們在上海城鄉結合部調研了73個城中村，粗略地估計，全市外來人口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的比例在30%左右。

由于外來人口的非正規就業信息搜集難度很大，我們還不能對全市情況進行整體分析或問卷調查，目前只能通過選取典型個案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而言，城中村農民工聚居形態的形成因素既包括以“老鄉”為代表的地緣型集聚，也包括以“行業”為代表的就業型集聚。由此，我們就選取了一個以摩的行業出名的“城中村”作為分析個案，這是一個位于中環邊上的城中村地塊，規模相對比較小，共有834間房屋出租，社區常住人口1989人，其中，外來人口1609人。根據我們的入戶摸底調查，我們得到1053名外來人口的基本信息，扣除其中的293名未成年人和6名無業人員，我們獲得了754人的就業信息。在這754人中，從就業行業來看，被視為進城農民工傳統就業領域的制造業、建筑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僅為7.8%，個體經營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21.5%，其它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68.8%，其中，低端服務業從業比例很高；從社會保障來看，參加社保/綜保的正規就業者人數為234人，所占比例僅為31%，而沒有社保/綜保的非正規就業者為520人，所占比例高達69%。作為全市104個“黑車”重點整治區域，這個城中村的摩的行業非常典型，在“五類車”中，摩的師傅主要是利用二輪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來從事非法客運服務，這里的大部分外來人員幾乎都從事過摩的行業，歷經層層加碼的多次大規模整治過后，在受調查人員中仍有44人堅持從事摩的行業，所占比例為6.2%。

二、非正規就業行業的社區生產秩序

非正規就業的概念脫胎于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人類學家哈特（Keith Hart）1973年在提交給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中首先提出“非正式經濟”概念。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國外非正規就業研究趨于成熟，已經形成了現代化、依附論、新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理論范式。而在中國，對于非正規就業現象的理論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有待繼續展開和深入。在當前階段，對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問題及其非正式經濟形態的研究，亟待從諸如“攤販—城管”、“黑車—交警”等管制與反管制的二元對立中走出來，回歸其作為社區經濟的主要特征和發展邏輯。在這里，我們就摩的行業提出了“社區生產秩序”的概念，嘗試擺脫黃宗智所言的新古典主義意識形態藩籬，在以帕克為代表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所提出的人文生態學、卡斯特對底層階級及其“未馴服市場”（untamed market）的城市社會運動等研究的基礎上，以生產秩序和行業生態為切入點，將摩的行業作為一種社區經濟形態進行專題研究。

作為社區經濟形態的摩的行業，其生產秩序的形成與社區結構緊密聯系，其所依托的城中村社區及其內部的各種力量對其產生了持續性的影響，即波蘭尼所言“自我調節市場的擴展”。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具體闡述：首先，從就業形態來看，其主要的就業人群先后經歷從上海本地人為主、外地人（河南、安徽）為主、安徽人（壽縣、潁上）為主、安徽潁上人為主等四個階段，摩的類型也先后經歷了殘疾人車為主、三輪摩托車為主、二輪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為主等三個階段，就業形式也從原來的兼職就業為主過渡到全職就業為主，由此構成了當前的行業秩序；其次，從價格機制來看，類似于出租車，目前的價格主要由起步價和里程計價構成，一般而言，運營路程在2公里范圍內收取5元起步價，2-3公里范圍內收取10元錢，3-4公里范圍內收取15元，5公里以上收取20元，這是摩的師傅所必須遵守的行業規范，除此之外，摩的師傅和乘客（生客、熟客）之間還存在一個議價機制；最后，從行業領袖來看，比較突出的一點是，那些在社區結構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外來精英群體，容易成為影響摩的行業的領頭人，雖然日常作用僅限于調解糾紛、協商議事等方面，也難以解決搶生意等固有矛盾，但仍具有一定影響力。

在此基礎上，作為整治對象，來自社區外部的執法力量的強勢介入，打破了摩的行業的自發性市場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規范了摩的行業的生產秩序。非法客運的執法主體本來應該是交通執法部分，但由于其執法人員極其有限，對摩的的日常執法主體轉由交警來承擔，專項整治等特殊時期則一般由社區警察、交警、城管、聯防隊員、綜治協管員等人員共同承擔綜合執法事務。具體而言，隨著交警的進入，原本自發的摩的行業秩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首先，從行業亂象治理來看，通過摩的師傅與交警的磨合和默認，設立了非正式的“安全區域”，促使摩的師傅從無序搶生意到定點排隊候客，彌補了既有行業領袖的不足，有效地扭轉了自發市場秩序的亂象；其次，從交警介入方式來看，日常執法一般采取道路執法的方式，視情節嚴重或反抗執法的強度，對識別后的違章摩的師傅分別采取扣押車輛、駕照扣分、行政拘留或勞教等懲罰，而在專項整治的綜合執法中，交警則一般進入城中村執法，只要看到摩的車輛就進行懲罰，而無論其是否具有已經發生的違章實踐，摩的師傅對于交警的外部性治理一般不具有反抗的能力，只能采取道德譴責等柔性抗爭方式；最后，介于交警和摩的師傅之間的“黃牛”黨出現了，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辦理，摩的師傅一般等一個月時間才能辦理相關手續，另一個問題是處理流程耗費時間長，填寫不同單子需要在處理部門、托運部門、停車場等三個地方往返多次，增加了時間成本，而黃牛黨正是利用這一制度空間，請黃牛的價格一般為2000元/輛，除了繳納罰款、托運、停車等正常費用1500-1600元左右，剩下的錢就歸黃牛所有，初步可見其中所隱藏的利益鏈條。

三、社區經濟體制與非正規就業治理悖論

經過社區生產秩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以摩的行業為例，非正規就業作為一種社區經濟，在社區內外力量互動的基礎上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以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非正規的關系”構建為代表，社區內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結合起來構建了一種新的生產體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社區生產秩序。從這一點出發，對于非正規就業及其基礎上的非正式經濟，前面所述的諸如“攤販—城管”、“黑車—交警”等管制與反管制的二元對立無法體現其全貌，我們迫切需要回歸其作為社區經濟的研究起始點，應該將之視為一種社區經濟行業，并從行業的就業人群、勞動過程和實踐形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更好地認知非正規就業在超大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從社區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面對以摩的為代表的低端服務行業，比較容易觀察到乘客、摩的師傅、交警等三個群體，也是構成了摩的行業秩序的三大主體。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以摩的行業為代表，非正規就業現象及其非正式經濟形態的長期存在，其實對這三大主體都是利大于弊的，客觀上形成一個社區經濟鏈條，成為摩的行業屢禁不止的核心原因。具體而言，從乘客的角度出發，部分區域的公共交通配套較差，附近居民出行不便，出現了大量對摩的有需求的乘客群體，客觀上提供了摩的行業的發展空間，大部分摩的師傅都具有一批固定的客源，有的甚至有五年以上的老客戶；從摩的師傅的角度出發，他們的教育水平較低，缺乏專業技能，無法獲取正規行業的就業崗位，摩的行業的存在解決了他們落腳城市的問題，雖然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整治，但尚未觸及他們的生存底線，使這一邊緣群體能夠繼續憑借這一行業留在城市，其中也體現了摩的師傅群體的實踐智慧，即依托社區結構有效應對外部執法力量的強勢介入；從交警的角度出發，他們在日常管理和磨合過程中形成了與摩的師傅和諧相處的局面，諸如“安全區”等非正式的互惠性規范的確立也相應減少了其自身的工作量，并通過摩的整治的行政處罰和少量違法所得，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收入偏低的體制性矛盾；除此之外，由于摩的行業的存在，城中村的失地戶籍農民可以通過出租房子獲取收入，黃牛黨可以通過中介服務獲取報酬，也成為了摩的行業的受益群體。

由此可見，以摩的行業為代表的社區經濟形態，在非正規就業的實踐過程中，不同主體在磨合過程中其實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空間，成功地吸納了乘客、摩的師傅、交警、黃牛等四股力量，且在相互交織的社區經濟鏈條中，共同建立了一種新的社區生產體制，兼顧各方不同的利益，貫通內外，利大于弊，形成一個能夠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均衡點，并使之合理化，從而形成了一個各方利益進行博弈的“機會性空間”（opportunity space），成為以摩的行業為代表的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屢禁不止的核心原因。與之相對，之前的研究并未正視社區經濟的形態特征和秩序建構等因素，簡單地將非正規就業現象視為執法部門的一種整治對象，人為地抽離了其所依托的社會結構基礎，“搞一刀切”的標準執法引發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態勢和頻繁沖突，可能導致相應治理行為的失效，也使以攤販、黑車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難題成為一個悖論式存在。如果要從這個角度對我們的治理政策提建議的話，首先不能簡單地將非正規就業視為整治對象，要正視其長期存在所依托的社會結構基礎，尋找社區經濟與國家政策良性互動的有效銜接點，在此基礎上探索多元治理主體協商治理的可能性，從基層實踐出發倒逼現有法律法規體系的調整和執法體制機制的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指引下，立足中國國情避免農民成為城市化的對立面，極力破除發展中國家的偽城市化陷阱，要創造各種條件積極推進沃斯意義上的“真正城市化”進程，從而真正避免絕望的農民在資本主義崛起階段鋌而走險的歷史性災難。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五屆（2017年）學術年會“超大城市主題專場”的發言，經作者同意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