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人問題牽涉議題和國家眾多，被廣泛認為是中東地區不穩定的根源之一。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舉行獨立公投，截至當地時間9月26日晚，已有高達九成以上的投票支持獨立。

這次伊拉克庫爾德人要求獨立的公投缺乏國內和國際合法性，加之發生在反恐戰爭進入尾聲、各方對戰后地區安排競爭加劇的當口，勢將測試相關各方的議題設置和政策底線，或將激發安全自助和武裝沖突，觸發地區內新的地緣政治爭奪。

一、庫爾德問題的來源

庫爾德人（Kurds）是一個生活在中東地區的游牧民族，總人口在3000萬至4500萬之間，主要分布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四國交界地帶，這一地區庫爾德人居多數，被稱為庫爾德斯坦或大庫爾德斯坦。另有少部分庫爾德人分布在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山區。

庫爾德斯坦（下稱“大庫區”）地形相對封閉，具有相當重要的地緣價值。

首先，大庫區占據著土耳其高原中東部地區和兩河流域平原灌溉水源的上游。大庫區四國都是傳統農業生產國，人口眾多，農業是各國最大就業部門。以土耳其為例，農業部門效益雖然不高，卻消化了全國20%以上的就業人口。其次，大庫區所在是沿古絲綢之路跨境貿易和游牧遷徙的傳統通道，也是地區內重要的能源富集區，控制著兩伊和中亞地區能源進入土耳其和歐洲等消費市場的運輸中轉樞紐。這條路線曾在伊朗抵消國際制裁影響上扮演重要角色，對土耳其未來最大化開發其地緣價值也至為關鍵。

但也正因為巨大的潛在價值，大庫區大多數時間被不同勢力競爭并分別占據。一戰期間，為瓜分奧斯曼帝國亞洲部分，英法曾給予庫爾德人建國承諾，但是兩國1916年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確認了大庫區的分治狀態，加上土耳其和伊朗轉向現代國家，庫爾德人獨立建國更加遙不可期。（《賽克斯-皮科協定》由英國保守派政治家和外交顧問馬克?賽克斯[Mark Sykes，1879—1919]與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Fran?ois Georges-Picot，1870—1951 ]共同擬定，因而得名?！幾ⅲ?/p>

二、庫爾德問題的地區溢出機制

碎片分割和治理缺位的現實限制了大庫區整體地緣價值的發揮，還對土耳其、伊朗、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土安全構成共同威脅。庫爾德人居住區地處內陸，山壑縱橫，交通設施相對落后，遠離各所在國的治理中心，加之相鄰各國分屬不同陣營，彼此競爭，因此極易被滲透，為各種地下走私經濟和反對派跨境發展提供了通道和庇護。土耳其的分裂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之所以能在土政府的鎮壓下堅持四十多年，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PKK可以隨時退入伊拉克境內尋求庇護，而土政府軍卻礙于主權限制，很難實施越境打擊。

庫爾德人問題挑戰大庫區四國的國家敘事和政權穩定，選擇性抑制庫爾德民族運動因而成為四國的沉默共識。大庫區四國從舊帝國轉變而來，受西方主導的民族國家體系影響，擯棄多元并存、文化寬容傳統，選擇了單一主體民族國家的發展路徑。雖然庫爾德人總人口在3000萬以上，但在所在國卻都是少數族裔（在伊朗排第三，在其余三國均排第二），由于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加上沖突不斷，庫爾德人居住區普遍經濟落后，政治上也處于劣勢地位。在土耳其，西部沿海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可達東部庫爾德人居住區的五倍以上，引發這里的人口持續流出。在敘利亞，庫爾德人多從事不納入國民經濟序列的跨境游牧和走私貿易，其公民身份直到近年才獲承認。在伊朗，庫爾德人不享受類似于基督教、猶太教等少數宗教的代表可在議會保留席位的優惠待遇。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對庫爾德人采取懷柔同化和種族滅絕相雜的政策。

但是，劣勢地位反而突出了庫爾德人的獨立身份，刺激庫爾德人尋求外部支持以實現更高政治地位。PKK先后接受蘇聯和歐洲左派思想，堅持通過武裝斗爭尋求民族獨立。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在海灣戰爭后與美國和土耳其合作，在大庫區四國中首先將地區自治付諸實踐。盡管如此，在社會生產大幅提高之前，抑制庫爾德人預期、維持現狀仍是大庫區各國政府目前實現治理的最優選項。相反，單方面提升本國庫爾德人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僅將背負高昂的財政成本，亦將破壞社會穩定，干擾既定的統一國家塑造進程，而且由于庫爾德人問題的高度地區互聯性，勢必還將引起外交危機。

由于外部互聯和內部不穩的特點，庫爾德人問題經常構成相關國家的安全軟肋和地區不穩定之源，淪為鄰國之間和外部大國操縱利用的政治工具。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間。

二戰后，蘇聯從伊朗撤軍之前在伊朗扶植馬哈巴德共和國（正式國名為“庫爾德斯坦共和國”），種下了庫爾德人自治的種子。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薩達姆沿襲蘇聯套路，煽動伊朗庫爾德人居住區動亂，迫使當時的伊朗國王巴列維（1919—1980年，其中1941—1979年在位）放松在波斯灣的軍事部署。七十年代晚期，巴列維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叛亂，薩達姆后院失火，被迫在兩國間的阿拉伯河勘界和波斯灣權益爭端問題上做出讓步。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后，以宗教取代民族，改變了國家敘述。敘利亞則長期不承認境內庫爾德人的存在。

海灣戰爭后，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確立，民族國家及民主、人權概念也強勢回歸該地區。美國在民主化改造伊拉克的同時削弱其主權完整性，將其塑造為庫爾德人自治的聯邦制國家。盡管將PKK列為恐怖組織，歐盟長期以來仍施壓土政府向庫爾德人妥協，一面又通過提供海外基地和資助支持推高土庫爾德人預期，使得庫爾德人問題始終難解，成為土入盟的最大障礙。近兩年土當局開始改弦易轍，不再為飄渺的入盟犧牲政策自主性和國土安全。相反，一方面通過總統制修憲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面通過安全國際化將庫爾德人獨立運動威脅阻擋在境外，甚至不惜損害與美國和北約的安全合作。

類似地，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借助反恐獲得了事實自治或半自治地位，卻依然難以擺脫美國技術性反恐伙伴的角色定位。因此，他們在反恐戰爭收尾階段嘗試通過軍事和政治手段鞏固既得利益。

三、爭議重重的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

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及隨后的反恐戰爭深刻改變了伊拉克的權力結構和其北方的人口構成。庫爾德人武裝尤其是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下稱“庫區”）主席馬蘇德·巴爾扎尼（Massoud Barzani）及其領導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黨（KDP）在美國扶植下接收了北方遜尼派留下的大片土地，包括素有伊拉克“石油心臟”之稱的基爾庫克，巴本人也成為庫區事實上的威權統治者，在基爾庫克等爭議地區全部安排其親信治理。

巴爾扎尼的公投方案之所以要包括基爾庫克等三個非傳統庫爾德人自治省，可能出于兩個理由。其一，將爭議區納入庫區以期最廣泛動員庫爾德人民意，為國家權力分配格局上新形成的有利于庫區的既成事實提供合法性支持。同時，KDP在爭議區的支配性優勢也將順利進入11月初庫區的選舉，從而強化KDP陣營在庫區的主導地位。其二，“伊斯蘭國”覆滅在即，隨著戰后秩序恢復，庫爾德人作為美國反恐技術性伙伴以及土耳其廉價石油提供者的身份預期也將面臨調整。捆綁新拓展地區的石油資源和地緣優勢，可以部分抵消庫區深處封閉內陸的地緣局限，對沖未來庫區的主要外交關系向下調整的可能。

巴爾扎尼的公投方案具有多重爭議性，缺乏國內支持。一方面，巴爾扎尼2015年8月第三任期屆滿后拒絕離任，導致庫區議會陷入長期停擺，因此巴于2017年6月8日發布的公投行政命令以及9月15日通過議會表決的公投決定都存在授權不足的問題。111名庫區議員中只有68人出席議會表決，其中絕大多數來自KDP及其盟友庫爾德伊斯蘭聯盟（KIU）。議會第二大黨“求變運動”（Gorran Movement）和庫爾德伊斯蘭集團（KIG）等庫區政黨全員抵制，第三大黨、前總統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2017年10月3日去世）領導的庫爾德斯坦愛國者聯盟（PUK）只部分出席。

因而，盡管獨立是伊拉克庫爾德人的長期要求，有歷史正當性，公投中也有92.7%的選票支持獨立，但此次公投仍然缺乏更廣泛的認同，更像是服務于KDP一家的政治公關活動。

另一方面，將基爾庫克等爭議地區納入公投不僅違反伊拉克聯邦憲法第一條關于國土完整不可分割的規定，也突破了聯邦政府對庫區的傳統認定，而且將爭議地區多族群屬性納入公投還增加了自治區內部族群沖突的新可能。

公投前夕的9月19日，基爾庫克市發生土庫曼人武裝和庫爾德人民兵之間的小規模流血沖突。部分土庫曼人不愿接受被庫爾德人統治，請求巴格達在基爾庫克全城實施宵禁以阻止公投。巴爾扎尼認定反恐戰后什葉派仍需要庫爾德人支持以一道對付遜尼派，但是將基爾庫克省納入獨立公投完全取消了伊政府向庫區妥協的可能。公投前，伊總理兼三軍總司令阿巴迪即宣布公投非法。公投后，伊政府發布十三點應對方案，包括封鎖庫區交通、接管與土耳其邊境貿易關稅、解聘聯邦政府中支持公投的庫爾德人雇員、解除巴爾扎尼任命的基爾庫克省省長卡里姆（Najmuddin Kareem）的職務，以及軍事進駐基爾庫克等。

盡管十三點方案未經伊拉克議會表決，但是庫區內亂卻為伊政府向爭議區主張治權提供了額外的合法性。

四、公投制造了新的不確定性

本次獨立公投代表了伊拉克庫爾德人鞏固既得利益、嘗試社會轉型的努力，但公投也可能成為反恐各方競爭戰后秩序主導權的新戰場，激化庫區內部矛盾，觸發更多暴力沖突，引發地區內復雜的安全連鎖反應，從而制造新的不確定性。

首先，庫區政經發展不平衡，高度對外依賴，原本就具有相當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

海灣戰爭后，在美國扶植下，伊拉克庫爾德人開始實踐半自治，多黨議會制允許最大程度的政治民主和社會參與。在反恐戰爭中，庫爾德人組織起20多萬常規軍，包括女民兵部隊。這次公投更是對整個自治區進行了社會參與的最大動員，給民眾非常高的預期。另一方面，自治區現有600多萬人口和近百萬國內難民，加之地理閉塞、經濟單一，九成日常物資依賴進口，財政不能自給，依賴中央撥款、美國援助和石油銷售，而石油輸出的九成以上都通過土耳其管道。能源食利型經濟本來消化就業能力就弱，在預期的爭議區石油資源收歸國家以及國際援助減少后，被動員起來的社會青年與具有集權傾向的庫區政府之間或者很高的社會預期水平與有限的公共產品供給之間的張力，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此外，隨著反恐戰爭接近尾聲，庫區內部已經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趨勢。近期，美國與伊朗關系再現波折，受美國資助的KDP和與伊朗有合作的PUK之間分歧也趨于擴大。公投獨立或許能促進戰后庫區社會轉型，但是公投更可能首先激化庫爾德人與土庫曼人、遜尼派阿拉伯人之間的族群沖突?！扒笞冞\動”等其它庫區政黨更利用危機要求打破KDP對權力的壟斷，擴大各自在優勢地區內的權力。基于此，雖然KDP和PUK都拒絕政府撤銷公投結果的要求，但是追求獨立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表態將暫時擱置公投結果，短期內不會尋求宣布獨立。而巴爾扎尼本人也無奈宣布將在11月1日正式辭去備受爭議的庫區主席一職，以挽救KDP和庫區獨立公投事業的政治前途。

其次，公投將產生新的不確定性，沖擊地區反恐優先議程，激發新的大國地緣競爭。獨立公投后，庫區面臨三種前途：第一，如愿將基爾庫克等爭議區納入自治區甚至獨立，以增量資源應對增長的社會需求；第二，恢復2014年前的格局，通過安全化手段削減社會需求總量；第三，降格自治水平，通過更多參與國家重建和發展進程解決庫區社會危機。

第一種情況下，盡管庫區分走伊拉克三成以上能源資源，但是地理和經濟上的脆弱性決定了庫區獨立后仍將執行外部依賴政策。外部勢力的引進使大庫區四國的內陸腹地轉變為新的地緣前沿，在既定的議程安排之外提出新的經濟和安全投資需要。同時，伊拉克庫爾德人單方面以“既成事實”突破現狀的作法也會在鄰國庫爾德人中引起跟風反應，加劇地區不穩定狀況。

當地諺語有云，蘋果熟了只會掉在蘋果樹下。長遠來看，分裂后的伊拉克南北方大概率會分別淪為伊朗和土耳其的勢力范圍。對海灣國家和以色列來說，削弱伊拉克是一個可接受的結果，畢竟減少了一個潛在的安全威脅，何況伊朗實力增強還將加速美國回歸中東。但是，在伊朗和土耳其看來，以色列公開支持庫區獨立公投卻是美以預備軍事介入庫區的信號。美國進駐庫區后院的前景以及庫爾德武裝主導的敘利亞民主軍（Syrian Democratic Forces）加緊與政府軍競賽、進攻“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的現實，促使伊朗和土耳其不斷走近，共同抵制庫區獨立。

俄羅斯盡管在庫區有巨大利益，是庫區近年最大的天然氣投資者，卻也奇怪地默許庫區獨立公投。從地緣上解讀，庫區獨立，中亞、中東能源管道輸出受阻，俄羅斯對歐洲的優勢會更加突出。此外，美國進入庫區以及敘庫爾德人冒進顯然會激化美國與大庫區四國的矛盾，將后者進一步推向俄羅斯。美國國防預算受限，正在重新扶植以以色列、沙特和阿聯酋為軸心的聯合防線，以阻止俄羅斯南下波斯灣和伊朗西進地中海，因此暫時也不可能在庫區新開戰線，尤其不能以同時失去伊拉克和土耳其為代價。

由于PUK的主動放棄和伊拉克政府軍的迅捷行動，局勢正在快速劃向第二種情況。公投后，美國警告稱，如果庫區宣布獨立將中斷對其援助，伊朗和土耳其也聯合對庫區實施交通管制，以有效切斷庫區的國際補給線。巴爾扎尼和PUK視基爾庫克為禁臠，因此也不太可能獲得庫區內部的有力支持。為保住在庫區內部的主導地位，巴爾扎尼接受顧問建議撤出基爾庫克，同時為撤退辯解稱，是國際盟友背叛了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正義事業。伊拉克總理巴拉迪不依不饒，稱庫爾德人追求獨立早已是昨日黃花，不合時宜。

庫爾德人崛起是反恐戰爭的副產品，借地區反恐謀求獨立已經損害到庫爾德人武裝的國際合法性。伊拉克庫爾德人堅持“守土作戰”，利用國際社會支持庫爾德人武裝反恐的機會盡量擴大庫區控制地盤。這種作風也被庫爾德人武裝帶到此前解放摩蘇爾的戰役中去，引起了反恐各方對彼此戰略意圖的質疑，過早開展對戰后秩序的自助式爭奪，間接延長了摩蘇爾戰役。什葉派聯盟懷疑美國有拖延圍城戰以驅趕暴恐分子進入敘利亞的想法。土耳其借口擔心摩蘇爾附近泰勒阿費爾城（土庫曼族聚居）的戰后安排問題，越境部署軍事行動。

摩蘇爾獲得解放后，伊拉克政府已基本控制國內傳統遜尼派地區，庫爾德人武裝卻依然坐視“伊斯蘭國”占據北方交通樞紐、近在基爾庫克城肘腋的哈維賈。PUK認定戰后什葉派政府依然需要聯合庫爾德人以共同對付遜尼派，美國也不會坐視伊朗完全控制伊拉克和敘利亞，而庫爾德人將從教派沖突和大國地緣競爭中持續獲利。放任“伊斯蘭國”占據遜尼派阿拉伯人占絕對多數的哈維賈，一方面可以以此為由將該城排除出獨立公投以確保公投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以該城為庫區的安全緩沖，期待伊拉克政府軍對該城的爭奪會再次引爆國內教派沖突。然而“伊斯蘭國”的存在，事實上卻為伊拉克政府通過哈維賈軍事收復基爾庫克預留了便捷的理由和通道。

庫爾德人領袖、前總統塔拉巴尼去世后，巴爾扎尼的PUK贏得11月初庫區選舉的幾率大增。政府軍和什葉派武裝在占領基爾庫克后也承諾不會嘗試改變2014年前庫區的邊界狀況。這樣，伊拉克局勢短期內惡化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但是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的影響仍在繼續發酵和發展。

公投結果揭曉后，伊朗的庫爾德人居住區爆發慶祝游行，遭到政府鎮壓，證明獨立建國對庫爾德民眾仍然有巨大的號召力，而庫爾德人問題也始終會是伊朗等國的巨大安全隱患。

在伊拉克，庫區與政府的離心傾向會加強，很難設想發起獨立公投運動的巴爾扎尼會接受第三種前途安排即降格自治區，但伊拉克政府卻已經以“省”指稱庫區，并大幅削減對庫區的財政撥款。庫爾德人問題和20萬庫爾德人武裝仍是美國介入地區事務、調控與地區國家關系的方便工具。美國除了宣布考慮將重修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協議外，還向伊拉克政府施壓，要求其將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驅逐出境。

在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主導的敘利亞民主軍近期對“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大本營拉卡的軍事冒進，顯示其并不甘心接受不能參與可以影響政權歸屬的停戰談判而只能等待內戰結束后與既定政府談判自治區地位的命運安排。土耳其將此理解為美以利用敘利亞、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武裝形成對土的遏制包圍圈，進而試圖顛覆土政權，因而要求反對敘政府的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加強對敘伊德利卜省的進攻，不久又直接派出土軍進駐伊德利卜，以遏制庫爾德人擴張勢頭。

庫爾德人問題正在敘利亞掀起新一輪以反恐為名的地盤爭奪戰。這種競賽很可能因為“伊斯蘭國”這個緩沖的覆滅而失控，最終將美俄拖入直接對抗。當然，由于美俄在中東戰略目標都有限，且至今都表現出了相當克制，這種可能性并不大。

五、公投對地區格局的影響

庫爾德和穆斯林兄弟會是中東地區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漫長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兩個地區性非國家行為體。前者在地區泛伊斯蘭化時代仍堅持民族主義，追求獨立建國。后者致力于探索現代政府形式，卻堅持依靠傳統宗教的社會力量。

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以來，穆斯林兄弟會和庫爾德所代表的社會運動都得到施展的機會，只是扮演的角色稍有不同。前者推動阿拉伯國家社會革命，為“伊斯蘭國”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后者則為庫爾德勢力在非阿拉伯邊緣地帶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庫爾德問題和穆斯林兄弟會問題以不同的形式釋放了非國家行為體的熱情，挑戰了既定的民族國家邊界。如果說穆斯林兄弟會推動社會革命的前提是大國政治的缺失，“伊斯蘭國”的崛起又將大國地緣政治重新帶回地區，那么庫爾德問題的再次突出則意味著大國對彼此勢力范圍的確認和地區秩序的回歸。9月25日的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客觀上測試了地區和全球力量的風險意愿和安全底線。

“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以來，地區秩序全面瓦解，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地區政策安排都被逆轉。先是地區社會革命把奧巴馬政府的人道主義干涉政策逼入死路。接著，“伊斯蘭國”的崛起幾乎把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和民主化改造遺產抹消殆盡。然后，伊朗核協議的達成又把克林頓政府早些時候制定的雙遏制政策（即同時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突破了?，F在俄羅斯和伊朗主導的什葉派聯盟又把冷戰高潮期遏制蘇聯的北層防線（1950年代中期，英國主持建立中央條約組織，成員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后來美國也加入其中并將該組織與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北約組織銜接，構成對蘇聯全球遏制戰略的中段，也稱“北層防線”）全部顛覆，將其從安納托利亞-扎格羅斯山-喜馬拉雅山一線北側向南推至中東腹地。

自2013年介入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以來，俄羅斯在中東地區步步為營，穩扎穩打，與什葉派聯盟密切配合，事實上主導了地區反恐的話語權。今年4月，美國試圖通過轟炸阿富汗和敘利亞宣示反恐主導權，但是敘利亞局勢的發展以及土耳其和卡塔爾等地區國家相繼倒向什葉派聯盟證明事實恰好相反。伊拉克庫爾德人公投高開低走也間接說明了這一點：由于伊拉克政府是地區什葉派反恐聯盟的重要一環，獨立公投使庫區武裝走向伊拉克政府對立面的同時，也自動走向了地區反恐事業的對立面。庫爾德人積累百年的建國正當性與地區反恐事業的合法性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