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26日，在第114期鴻儒論道論壇上，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陸挺通過對經濟周期特征和要素的梳理，解釋了2008年以來，尤其是2015年之后幾年中國經濟波動的原因，以及本輪經濟復蘇的原因，同時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本文為澎湃新聞整理的演講實錄，未經講者審定。

我今天講的是過去幾個月很熱門的話題，就是有關于中國有沒有“新周期”。

無論做投資、資產配置，還是看央行貨幣政策、政府的財政政策都跟經濟短期波動有很大關聯；同時這也涉及到經濟長期的趨勢。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有新周期，而且經濟增長速度可以維持在目前這樣的水平，甚至將來更高，那離2020年實現小康水平、翻兩番目標就很接近了。如果趨勢線很高，我們的增長低于這個趨勢線，就表明二者之間有差距，需要制定政策，達到理想的目標。究竟趨勢增長率如何，波動幅度會如何，對個人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關系重大。所以我認為這個題目，更多的意義是對國家大形勢的判斷。

今天主要講四個方面，第一，市場上怎么爭論這個問題；第二，他們究竟在討論什么東西；第三，如果這是經濟周期問題，那么中國處于哪個階段；第四，我們國家是不是真的出現了一個新的經濟周期，無論是從整個周期的形態，比如經濟趨勢的增長力跟以前不一樣了，還是從波動的形態和幅度的角度。

首先，什么是“周期”，這個詞是從西方詞匯翻譯過來的，比較權威的說法來自Arthur Burns，他曾當過美聯儲主席。他在《商業周期的度量》的定義是，“周期”并不是在一個固定時間點發生一次、再發生一次，而是宏觀的很多經濟變量，比如工業生產、消費、投資、出口等，它們變動的方向有很接近的地方。往往我們看到很多經濟變量不是一起變動，但是人類能觀察的很多東西有一起變動的規律，他并不認為這個東西會在時間間隔上固定發生，只是很多指標在同時發生變化。

到了中國，很多研究人員用了“周期”這個概念之后，就認為很多東西是有規則的，尤其他們引用了一些海外“四周期嵌套理論”，假定很多東西是固定發生的，用此來做很多預測。

經濟波動真的是定期發生的嗎？一開始西方不少學者認為有些東西是定期發生的。在18、19世紀，當時有兩大背景：一個是科技發展很快，尤其是物理學、化學、數學方面，發現了整個物質世界的很多規律。很多學者開始想，這些是不是也能夠引申到社會科學中去，用來研究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這是在思想上的背景。

另外一個背景，西方工業革命導致了經濟相對之前較快速的增長，而那時候工業的發生有一定的跳躍性，本身也給了大家一種“周期”的印象。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什么時候，后來又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間有小的革命，每次工業革命對經濟有非常大的影響，讓大家感受到一定的周期。

其實還和實際的波動有關系，雖然那時候全球化高速推進，但經濟增長速度跟以前明顯有差距。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管理經濟的思想和技術很不成熟，中央銀行很少，也沒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經濟波動比較劇烈。一旦有波動聽之任之，導致波動頻繁，那時候對波動進行歸納，歸納出來的東西就帶有一定的偏見。

在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有，三年左右的基欽周期；十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如果突然之間投入很多設備，設備要折舊，在19世紀一般需要十年左右。還有一個在當年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這是個天才，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發現有一個康波周期，50年左右的周期，本來這個理論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后來經濟學家熊彼特把這個理論推到頂峰，但自他之后，西方學界已經不怎么討論傳統意義上的周期理論。熊彼特首先把康波、朱格拉和基欽周期合在一起，發展出來“三周期嵌套理論”。

其實熊彼特本意并不是特別想要說明經濟發展就是有三年、五年、十年的大周期、小周期，他把精力集中到對創新、對企業家方面的研究。他發現在康波的背后有一定的工業革命或者創新的影子，所以復活了這個理論，放到他的著作里。實際熊彼特做這件事的時候是在大蕭條期間，后來發現這對預測大蕭條一點用沒有。

其他學者把熊彼特三周期和庫茲涅茨的20年周期放在一起就是四周期嵌套理論。這個理論在中國特別流行，尤其過去十來年，很多人用這套預測做了很多分析，實際在我看來，用了一個非常過時被證明是很有問題的東西，套用在中國現實上，意義不是很大。比如庫存有沒有周期？有，庫存的周期一定是三年嗎？那未必，其實技術進步可以使這樣的時點發生改變。比如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我們能夠使生產和消費之間做到更柔性，可以把庫存變得很小。所以根本沒必要固守一兩百年前的規律，還運用到現在。

在周期理論基礎上出現了個大的發展，這就要講到另外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應該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時，我們又一次想到凱恩斯，凱恩斯思想對過去70、80年影響非常深遠。

后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尤其對短期波動的研究集中到了內部的沖擊。如果有些是內部的沖擊，社會是不是一定能回到原來的均衡？未必。原來西方古典的思想，就像鐘擺一樣，鐘擺在那里停著，你擾動一下，它動來動去都會回到一個均衡點。到了凱恩斯時代，他們就開始質疑這樣思想，發現有一個很大的擾動以后，比如一次股市泡沫、房地產危機、一次戰爭，人類社會未必一定能夠，最起碼不能在短時間之內（三、五年之內）回到原來的均衡。今天全世界一定程度有多種均衡，很發達的國家人均GDP將近10萬美金。但非洲一些地方，天天處于戰爭，這本身也是不均衡的結果，人類實際上并沒有一定往均衡的方向去走。均衡有好幾個，可以通過人為的努力，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去改變一個差的均衡，向一個好的均衡去發展，這就是凱恩斯的思想，實際上這個思想跟過去被動的周期規律是不一樣的。一個蕭條可能是三年、五年，如果人類不作為，時間會更長。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最糟的時候是1933年，其實真正解決大蕭條的是1939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里面有沒有規律呢？沒有太多的規律。

這里順便講一下庫茲涅茨周期，庫茲涅茨非常有名，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30年代做研究的時候，就在歸納之前美國經濟的波動，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美國的經濟波動，18世紀到20世紀有18-20年左右的一次波動，直到今天有些人做研究的時候還固守這樣的規律，認為美國經濟是20年波動一次，但實際上此一時彼一時。

大家看以前的波動周期，的確非常神秘的，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直到大蕭條之前，差不多18年一次。原因是什么？也許這里面有住房建設周期的原因，也許跟美國的移民政策有關系。關鍵從1930年代開始，這個規律沒有了。之后的波動有40、50年的，也有16年、17年的，最近一次波動正好是18年，很多人又說遵守了這個規律，這根本沒邏輯，只不過是個巧合罷了。

如果從美國歷史上看它的“周期”，如果要有新周期的話，可以看到美國二戰以后，經濟波動的形態跟二戰以前很不一樣。在1980年以后跟1980年以前很不一樣。在美國歷史上曾有過新周期的討論，他們用的詞匯不一樣，稱為“Great Moderation”，1982年左右開始的經濟波動，明顯比以前小，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辯論很激烈，但是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徹底摧毀了大家對“Great Moderation”的信任，沒有所謂到了新的時代，經濟的波動率變小了，往往在波動率變小的那段時間里就隱含了很大的危機，比如80年代、90年代到2008年，這20年的輝煌就隱含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我們回顧一下中國，如果我們看很多的周期理論再來看看中國，數據能夠反映出什么樣的問題。

從解放以后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圖上可以看到，很多波動并沒有明顯的特征。我們再根據對歷史知識的把握以及對邏輯的推斷，可以看到在非常復雜、動蕩的社會波動之前，經濟波動往往不值一提，并沒有找到所謂的存貨周期、朱格拉周期。1949年以后，國家發生了很多事情，很多跟經濟沒有直接關系，但對經濟的影響特別大。比如下行幅度最大的時期是“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和“文革”發生的時候。在80年以前經濟波動更大，80年后波動更小一點，波動并沒有特別大的規則。

解放以后，1949年到現在60多年，應該說這中間我們很難找到特別明顯的印證西方嵌套理論的周期理論，更多看到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摸索、探索中，有輝煌的時代，也有走過彎路的時代。

70年代末以后，改革開放以后，整個中國社會，尤其在經濟方面，制度、架構跟之前是天壤之別。改革開放，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改革、進入WTO，90年代末開始住房改革，90年代中期開始的財稅體制改革，這些改革非常深遠地影響了整個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和波動。很難說這改革本身有一定的規律性，很多改革是我們往前推進，至于什么時候推進，往往有很多不確定性。

大蕭條以后到現在對“周期”理論的發展，尤其對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這點也是跟國內最近流行的另外一個詞——“金融周期”相關。凱恩斯當時寫了一篇東西，比較晦澀，說的不是特別清楚，后面的發展在我看來，尤其對研究中國債務、金融問題，甚至公共政策問題特別相關。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個非常典型的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特別大的周期波動。

當時有位跟凱恩斯齊名的經濟學家費雪，已經提出了債務通縮理論，就是價格越往下走，債務越高，問題就越大，這導致通縮越厲害，這可以說是找到了命門。后來伯南克寫過一篇非常著名的論文，進一步細化指出為什么西方經濟大蕭條的時候，經濟波動那么大、持續時間那么長，就是因為大蕭條毀壞了當時美國的金融系統。可能大家會有疑問，為什么在20世紀以前，經濟波動相對來講比較頻繁，但是破壞性比較小，到了20世紀以后破壞性那么大呢？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經濟的組織結構越來越復雜了，大量的行為都是靠借貸來推動的。當我們人類行為越來越多的跟借貸相關的時候，金融系統一方面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使得整個經濟波動更不可預測，一旦發生危機的時候，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周期可能更長，也更需要政府去干預。。

這些研究用處很大，2008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當時大家認為從破壞性角度來講，這次的破壞性可能比當年大蕭條還要厲害，最起碼差不多。但到后來大家發現，影響沒那么大。為什么？有一批人在認真研究了大蕭條之后，在2008、2009年的時候，提出一整套非常有效的治理蕭條和金融危機的方法，比如加息、貨幣寬松、給銀行無限地政府擔保信貸，保住了整個金融命脈。

以上基本把美國的、西方的周期理論講到了，我再來講講過去一年在我們中國發生了什么。我發現大家今年開始對是否進入“新周期”，有很有趣的爭論。我總結了一下，可以分成大概兩類。第一類，周期的波動是不是進入新的形態？要么是波動的中軸線改變了，比如原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7左右波動，現在到了8，這就是一個新的變化。要么是周期沒有變，但是波動性變了，比如原來領導不知道政策怎么干預，波動就比較大，后來央行領導有經驗了，波動就小了。還有一種爭論比較簡單，我們的波動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是上行還是下行，這就無所謂新周期、舊周期，實際上討論的是單個波動處于什么樣的點位上。

關于周期形態的爭論，有的人認為我們接下來進入“新周期”，比如劉世錦先生，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認為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形態。他說這個新的形態有兩層意義：一是經濟的中軸線穩住了，L型到“—”不會再往下走；二是波動變小了。邱曉華也是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原來是國家統計局局長，也有類似的觀點。當然也有反方的觀點，都是很知名的經濟學家，比如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還有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他就反駁了沒有這回事，中軸線也沒有什么變化，或者說增長也沒有新的形態。

我們先來討論“現在的周期處于什么樣的階段”，然后再看趨勢性問題。

工業增加值有段時間是平線，GDP基本在6.7、6.8這幾個數字之間小范圍波動。實際上的波動要比這些數字大一些。我們用一些其他的指標，比如工業增加值的一些細分指標粗鋼、水泥、發電量，來看中國經濟其實有時候波動還不小。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經濟下來了，到2010年秋天增長指標下來了，到2012年又下來了，這都是小的波動。全球金融危機到現在，真正的大波動是2013、2014、2015年，整體而言那三年經濟增長是往下的，而且可以看到有段時間水泥、鋼鐵產量是負增長。

從這個數據上來看，可以發現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復蘇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從2016年春天開始的，很巧，那時候全球經濟基本上同步復蘇。如果要說本輪周期復蘇實際上是一年多前開始的，并不是過去幾個月，那么你現在才開始注意到有新周期，很多股票都買晚了。

我想把2013、2014、2015年中國經濟長時間、深度的下滑稱為第三次蕭條。只有理解了那個下滑，我們就會知道為什么經濟會復蘇，也會了解到接下來一個季節，經濟增長速度很有可能會再一次緩慢的下降。

我羅列了一些原因，首先一點是長期的因素，事實上沒有短期的擾動因素。我們大概從2010年左右開始，就進入了新常態，這個“新常態”并不是經濟長期增長趨勢到了新的穩定狀態，實際上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在下滑的。我們跟別的一些國家的差別在于，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它們的增長是從高增長到低增長，臺階形往下，而中國從2010年到后面幾年一步一步的增長，沒有明顯的臺階形。沒有哪個國家潛在經濟增長速度能夠保持10%左右。

2013年的反腐，最起碼一開始對經濟是有沖擊的。當一些地方官員被審查的時候，的確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雙手贊成這樣的反腐，這對國家長治久安，對老百姓都是好事情。一方面我們的確是反腐，看到短期的沖擊，另外一方面正因為看到了沖擊，我們要想同時采取什么樣的辦法來應對這樣的沖擊，這個影響一直到延續到2015年。

第二是房地產行業。房地產行業波動，有沒有固定的周期？我找不到其中的聯系，研究周期的意義不大。2003年一波行情，2013年一波行情，漲得快了，政府開始治理。2013年那波房地產泡沫到2014年、2015年基本上處于政府清理階段，到2016年又放松了。反腐從2013年開始，對2013年經濟影響不大，當年是因為2013年反腐對基建的影響被房地產補上了，到2014年沒有房地產補上了，所以2014、2015年是中國經濟最糟糕的兩年。

前期的四萬億導致的后遺癥就是利率水平上行，在那之后我們出現了剛性兌付和影子銀行等很多問題，我覺得最直接的問題是這兩方面，但其實是同一個問題，一是國進民退，很多企業被地方政府接手了，民企也接手了，但是民企要還錢。國家借錢、地方政府借錢，他們愿意支付比較高的利息的時候是有很大殺傷力，這時候大家都愿意把錢借給它，一方面錢會流向地方政府，另一方面把社會利率抬高了。所以當那兩年西方利率往下走的時候，中國利率是往上走的，那時候我們不擔心資本外流，而擔心熱錢進入中國，推高了房地產價格，另一方面中國民營企業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民營企業投資明顯是往下走的。

還有一個影響，菲舍爾在1930年代講到通縮跟債務之間的關系，四萬億之后，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都借了很多錢，2012、2013年之后出現一個現象，一定程度是中國引領全球的。那時候是推動中國進入新常態的前夜，實際上大家也都明白這么高速增長的基建、房地產是不可持續。從2012年左右開始，全球大部分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往下走，一定程度是中國引領，但有些方面原因和中國關系不大。這次蕭條持續時間比較長還有一個原因：全球的石油價格。一般大宗商品價格2011年見頂，2012年開始往下走，石油價格到2014年中期都維持在高位100美元以上，但到2014年6月份，全球石油價格暴跌，可以說這個過程延續了全球某種程度上的低通脹。大宗商品價格通縮的狀態，對中國經濟影響是比較大的，在這過程中大量去庫存，也使得經濟增長速度受到一定的影響。

以上是我講大宗商品價格跟通俗跟庫存的影響，接下來我講人民幣的影響。當我們觀察一個結果的時候，背后有很多現象，原因是多樣的。這次從2013年到2015年整個中國的經濟有這么深度的下行，背后的原因在我看來，有中國、全球、長期、短期和政治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一個綜合結果。這是很多因素的疊加，有時候往往有一個偶然因素。

一個偶然因素就是人民幣，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國家宣傳人民幣不對美元貶值，美元在全球蕭條過程中，從2008年開始，除了一兩年之外基本上都處于升值狀態，這意味著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也處于升值狀態。人民幣在2010年重新開始波動，本來我們都以為人民幣會開始對美元貶值，這樣就糾正之前由于綁定美元而導致對一攬子貨幣的升值，但是人民幣在2016年6月份開始波動之后，都是升值的。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剛性兌付和高負債導致了偏高的利率水平。在國內，輕輕松松買個信托理財產品都有10%左右的利息，銀行發行最安全的理財產品都有6%、7%利息的時候，這肯定會推高人民幣匯率，但這是不穩定的均衡。因為國內一方面是高利息，另一方面是高速的貨幣發行和信貸增長速度，按照最簡潔的貨幣匯率理論，這個匯率上升是不可持續的，到了后面肯定要貶值。但是那幾年的升值使得我們國家出口競爭力大大受影響，所以出口增長從百分之二十多最后變成負增長。出口對我們國家經濟增長拉動很大，早年出口對我們國家貢獻的占比在20%左右，這兩年大概10%左右。去年到今年出口回到正增長，對今年的復蘇有很大影響。

我們再回顧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泡沫，本來希望股市拯救經濟，結果發現對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2015年上半年泡沫和下半年泡沫的破滅，進一步維持了中國高利率，因為很多錢都被借去炒股。到2015年8月11日匯改的時候，當時人民幣壓力很大，所以要貶值，但是貶值的操作不是特別有技巧。一開始匯改導致了大家恐慌，進一步促使大量資金外流，不僅炒股、炒房的資金外流，本來打算搞實業投資的錢也外流了。從8·11匯改到2016年春季，整個中國外匯儲備流出一萬億美金，對經濟肯定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了解這些東西后，你就明白了為什么到2016年春季之后經濟開始反彈了。比如一開始資金流出，后來我們搞資本管制，后來匯率真的開始貶了，出口就受益。出口受益，從去年到今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有多少呢？去年中國出口負增長7%，今年前九個月正增長8%，相差15個百分點。出口在我們國家，毛出口值占中國GDP20%左右。一般公認，中間一半是中國人自己生產的，另外一半是進口原材料，所以對中國實際上貢獻占比為10%，也就是說從去年到今年經濟增長速度中間的1.5個百分點變動來自于出口。實際上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經濟復蘇很重要的推手就是出口。出口一方面跟匯率貶值有關系，另一方面跟全球經濟復蘇有一定的同步性。毫無疑問跟貶值是密切相關的，人民幣貶值從內需角度講不僅刺激基建和放房地產，還刺激消費品和汽車的購置稅。

2015年一線城市房價已經升高了，因為股市泡沫之后，大家錢沒地方去，開始炒房，到2016年全面開花，不僅是一線還有三線、四線。實際上這過程中還有一個因素對房地產的影響是很大的，就是貨幣化安置或者說貨幣棚改，這中間有兩萬億的錢從中央到地方，地方政府拿這些錢來給大家買房子，推動了整個中國房地產的發展。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這相當于政府的錢直接推動了房地產去庫存。最近就這個問題有一篇文章，通過中央印錢來推動房地產，第一可不可持續，第二會不會造成地方政府的負債。

2016年開始供給側改革進入實操階段，尤其在開始去產能的時候，對經濟是有正面作用的。去產能和去產量不一樣，去產能的時候使得市場中的競爭對手少了，價格提升了。本來我們處于大宗商品通縮階段，去產能改變了這樣的通縮軌跡，實際上把通縮問題給解決了，所以PPI和大宗商品價格就起來了。去產能跟經濟增長、復蘇沒有必然聯系，因為原來產能就是過剩的。但價格一旦穩定了，生產的人也會有動力，一旦價格往下走，大家都買漲不買跌，大家會等一等，心態都是一樣的。

復蘇一直持續到今年二季度，PMI很明顯從2016年初開始升高；外匯流出在2016年中期明顯得到了遏制；出口有兩年左右時間是負增長，到2016年中期開始正增長。財政存款，政府支出加快，表明反腐影響在減少。反腐影響什么時候最大？2013年財政存款增長速度明顯在上行，那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下行的，通縮是加重的。從理論上講，名義GDP在那幾年只有5%、6%，但財政存款百分之十幾、二十左右增長，這表明那時候不作為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很多人考慮產能擴張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我覺得不是。實際上現在制造業投資增長速度很低，個位數，民間制造業的投資都在0到5%之間，很難說現在明顯是制造業設備拉動的經濟復蘇。

我再講講，為什么本輪周期的頂點已經過去了。首先從數據上看，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8%，比二季度低了一點，我覺得四季度會再低一些，明年還會再低一些，慢慢地下降。剛才講了這么多原因，大家會發現，幾乎沒有指標會支持接下來增長速度會比二季度要快。另外，十九大以后我們更多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質量，而不是追求數量的增長速度。

今年上半年出口比較快速增長受益于2016年的貶值，今年上半年的升值會對下半年有影響。全國30個大城市的房地產銷售增長已經是負數。之前一波經濟增長靠的是2014、2015年利率往下走，但是從2016年底開始，利率已經開始往上走了，現在的融資成本已經明顯比2014、2015年要高了。乘用車的銷售增速已經大大下行，到明年1月1號購置稅要回到原來10%的水平。工程機械，一般來講高速增長速度不會超過一年，也就一兩個季度。供給側改革的去產能，用環保標準來限制產量，尤其對接下來一兩個季度影響比較大，因為現在有“2+26”城市冬季治理霧霾。所以總體而言，我判斷本輪波動定點已經過了。

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很難說到了L的“-”這塊，其實還有一定的下行空間，我認為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判斷。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經濟總量這么大的時候，7%、8%還可以維持這么長時間。除了個別擁有原油的國家，很多國家必然會出現經濟增長的下行，最后會穩定在哪呢？過去60、70年比較小的國家，最好也就維持在5%左右，而大國往往更小，因為盤子更大。所以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是5%-6%左右。

但這個判斷的確有很大的主觀性。很多時候我們基于邏輯的判斷，人口是很大的挑戰，除了人口總量，尤其勞動力比重不斷下降，原因是有一個非常嚴厲的計劃生育階段，人口出生率在很長時間段里都比較低，這對中國經濟增長必然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影響有可能會在接下來五年、十年、二十年加大。其次，現有能夠干苦力活的人年紀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當很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進入一定的階段以后，它的邊際回報會降低，所以我們不能指望現在大量的工程能夠帶來跟當年一樣的回報。而且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數是相當大的，每年要十幾、二十萬億的水平，光維持它的量難度就很大，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在5%、6%左右的增長，只要增長的質量是在改善，也是個非常好的結果。

最后我羅列一下十九大報告帶來的一些啟示，我認為這個報告本身是一篇非常好的經濟學論文。比如環保，這就是制約中國未來進一步經濟增長很重要的因素。現在有些問題不僅僅是拉大收入不平等，而且也為未來可持續經濟發展帶來隱患，比如城鄉差別。解決三農問題不僅對國家經濟增長潛力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對解決社會問題也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要充分利用好中國的優勢。在全球，像一些新興科技，尤其是模式創新，世界上有兩大中心，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如果按照市值來計算，前十大大部分是美國和中國的。中國有很大的人才優勢和人口規模優勢，所以在很多產業，有相當大的潛力。

另外，中國特有的體制優勢，再加上很高的儲蓄率，使得中國的基礎設施超越了很多發達國家，這對中國新興產業影響很大。比如網購，2013年我去印度的時候，高速公路大概相當于我們1990年代的水平。而沒有一個很好的物流體系，不大可能做這么多高科技的事情。今天中國享受到的交通和移動支付的便利，跟基礎設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發展新興產業有天然的優勢，這塊充分利用好，解決國家三農問題、環保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趨勢還是非常樂觀的，這和我判斷短期之內經濟有一定的波動并沒有什么沖突。前面更多是技術性的分析，給大家用來炒炒股，做做資產配置做參考，后面是對國家更長遠前景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