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一則新聞讓早已不平靜的世界小小騷動了一下：在“利比亞之春”中死于非命的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上校（Muammar Gaddafi）的二兒子、政治接班人賽義夫·卡扎菲（Sa?f al-Islam）要“出山”了——當天，流亡在黎巴嫩貝魯特的他對媒體高調宣布，自己將“回歸利比亞政壇”。

雖然僅僅是次子，但作為卡扎菲最后一任合法妻子所生的最大兒子，賽義夫一直蒙受卡扎菲格外垂青：他被送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深造，并先后在多個軍政要職上“鍍金”，在“卡扎菲時代”的最后幾年，他成為乃父那個“沒有政府的國家”沒有官銜、但權力僅次于卡扎菲上校的“二把手”。

這位奢華高調、浮躁夸誕、喜歡歐美生活方式并熱衷于同歐美政要權貴折沖樽俎的“接班人”，一度以“利比亞改革家”自居，卡扎菲不少后來被證明極其錯誤的抉擇，背后都有他的籌謀、慫恿和推動。沒想到“阿拉伯之春”一爆發，曾經和他打得火熱的希拉里·克林頓們翻臉不認人，不但支持反對派“過渡委員會”推翻卡扎菲當局的努力，而且順帶把他這個“改革派”也列上了“反人類罪”重犯的名單。

沒奈何的賽義夫只好竭力扮一把“抵抗戰士”，只可惜戲路不對，最終灰頭土臉收場。

2011年8月23日清晨，反對派武裝攻入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并宣布“已活捉賽義夫”，兩天后，他在一群支持者簇擁下在市中心“快閃”，顯示“我還活著”，但隨即銷聲匿跡。這也是他迄今最后一次在的黎波里的“政治亮相”。此后不長的幾十天里，的黎波里和蘇爾特易手，卡扎菲上校和多名兒子、親信被殺，賽義夫卻一度銷聲匿跡，直到2011年11月9日才在遠離的黎波里的利比亞南部小鎮利丹亞附近向新當局的武裝投降，曾經奢華瀟灑、不可一世的賽義夫，已變成了一副喪家犬的模樣：據知情者透露，當時他試圖買通地方軍閥，借道逃往尼日爾，卻被出賣受困，迫于無奈下只得就范保命。

以清算為主旋律的新政府最初并沒打算饒了他：他被關在籠子里送上法庭，并一度被判處了死刑，海牙國際刑庭也多次揚言要引渡他去受審，而在此期間他一心茍活，發表的言論充滿了乞憐之意。

然而形勢是多變的：他的死刑判決遲遲未被執行，海牙也終究未能去成，相反，2016年7月他被假釋，2017年6月更被“大赦”，從籠子里給放了出來。

這并不足奇：“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很快陷入分崩離析中，曾經的“過渡委”戰友反目成仇，利比亞國內軍閥割據、武裝勢力肆虐，原教旨者趁機坐大，自2014年起，更出現“兩個政府”的離奇景象：原教旨派支持的國民議會主席薩赫曼（Nuri Ali Abu Sahmain）拒絕任滿卸任或在隨后的選舉中認輸，而原是卡扎菲手下大將、后因和卡扎菲關系鬧僵倒向“過渡委”的哈夫塔爾將軍（Khalifa Haftar）則試圖以武力相驅逐。內戰的結果，是利比亞分成了以托布魯克為中心的“國民代表大會”政府（得到國際社會更多承認，哈夫塔爾支持），和仍以的黎波里為中心的“大國民議會”政府。“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急于爭取更多國內勢力支持的托布魯克當局隨后“寬大”了賽義夫，希望借此爭取仍然同情卡扎菲家族的部落、地方武裝的歸附，也希望緩和與因對“新時代”失望而開始懷念“卡扎菲時代”的部分利比亞人的關系——他們可能沒想到，看上去很“廢柴”的賽義夫，居然還抱有東山再起的野心。

賽義夫的律師扎伊德（Khaled al-Zaid）對外媒表示，賽義夫的回歸“將是利比亞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卡扎菲家族重新回來管理，利比亞才會恢復和平、穩定和秩序”。

很顯然，賽義夫是希望趁利比亞在“新時代”一片混亂（不但有兩個中央政府和一大堆割據軍閥，國內還盤踞著“伊斯蘭國”的一個“省”，經濟、社會、治安、福利則無人過問），部分激憤群眾不時喊出“現在還不如卡扎菲時代過得好”的口號之際，來一個“渾水摸魚”，恢復自己“昔日的好時光”。

問題是，他能“昔日重來”么？

平心而論，過去，瞎胡鬧的與其說是他，毋寧說是他那個恣睢無常的爹卡扎菲。他喜怒不恒，忽左忽右，玩來玩去最終玩掉了江山和自己的性命。

問題在于，利比亞大多數老百姓（卡扎菲時代既得利益部落除外）并不真的懷念“卡扎菲時代”，偶爾嘟囔幾句“今不如昔”的，大多還是借題發揮，發泄一下對現實的不滿而已，真要讓他們回到那個時代，他們多半還是要“謝謝，不”的。

退一萬步講，即便多數利比亞老百姓真像賽義夫想象的那樣，如此懷念幾年前才被推翻的“卡扎菲時代”，賽義夫也毫無希望——就算他自己忘記了曾如何一手加速了“卡扎菲時代”的崩潰，人們怕也不會忘記，這個賽義夫就是幾年前那個“讓一切都毀滅，除了自己一條性命”的卡扎菲當局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