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魯迅紀念館編《許壽裳家藏書信集》兩巨冊，于2016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信集收錄了許壽裳家藏書信五百一十四封，時間跨度為1926年至1948年許壽裳去世當天。全書分為“書信手稿影印”與“文字整理稿”兩部分，分上下卷分別編排。該書信集全面展示了許壽裳與親人、友好、故舊、同鄉等的交游往來情形，尤其是直觀呈現了許氏與民國時期眾多政界、文化界名人交往情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這部書信集中，有五十二封往來書信未系年。筆者根據書信內容，參考《許壽裳日記》（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許壽裳年譜》（許世瑛編，載《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1988年版 ）和《許壽裳書簡集》（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10年版）等材料，對其中的二十二封信函提出系年意見，供本書編者和學界諸君參考。不當之處，敬乞指正。

《許壽裳家藏書信集》

（一）第464信 郭可大致許壽裳 一月五日

郭可大（1910-2001）是許壽裳在北平大學的學生，后赴德國留學，是研究克山病的著名醫學專家。據《許壽裳日記》所載，在1945年9月至1947年1月中，郭可大夫婦訪臺，曾與許壽裳多次聚會。許1947年1月16日日記載，“得郭可大信附照片一紙”，正與郭可大在本信中所說“玉照一張，特謹奉上”相合。故本信系年為1947年1月5日。

另，查原信影件，本信釋文中的“特請”應為“敬請”；“內子力慧附奉拜”應為“內子幼慧附筆拜”。郭可大的夫人名為徐幼慧。

（二）第465信 公衡致許壽裳 十五日

寫信人公衡在本信中提到“昨接內弟婦由於潛發信，……，同行一共十七人，行李甚多”云云。查《許壽裳日記》，1942年10月17日有載，“得公衡信，知已得其夫人由於潛上月九日快信，旅費已罄，人無恙，同行一共十七人，行李甚多。”可知本信系年應為1942年10月15日。

另，許壽裳的內弟名字為陶善均(1893-1948)，字公衡，故本信的標題應為“陶公衡致許壽裳”。

（三）第466信 何士驥致許壽裳 八月十七日

本信分兩段，前段為八月十七日所寫，后段無寫信時間。后段文字中有兩處線索，一為“自暑假先生赴川后”，二為“現已成立考古學室（廿八年十一月成立），任驥為工作室主任”。許壽裳赴川任教為1939年9月初，可知本信前段的系年應為1939年，寫于8月，未寄出；1939年11月后再寫后段，然后一并寄出。

（四）第468信 陸恒修致許壽裳 八月二十二日

陸恒修（1870-1958），號慧來，曾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秘書，是許壽裳的同事。本信文字中有兩處線索，一是“奉 賜示并游峨詩”，許壽裳在1940年6月與兒子等同游峨眉，寫了好幾首詩，并寄給不少友朋，寄給陸恒修的即其中之一。另據《許壽裳日記》1940年9月14日有載，“得慧乘信”，“慧乘”為“慧來”的誤植。故本信系年為1940年8月22日。

（五）第469信 羅庸致許壽裳 十一月一日

本信中有兩處線索，一是“覺辰兄久未通書，不知其已到嘉州也”，覺辰即林曉，他于1941年到樂山創辦造紙廠；第二個線索是“季谷時有書來，似在川大甚好”。季谷即李季谷（1895-1968），原名宗武，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會稽縣人，1930年游學西歐各國，歸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當時紹興籍教育家許壽裳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聘其兼該校文史系主任。李季谷與同在一校任教的魯迅關系密切。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李季谷只身南行，1938年赴蘭州西北聯合大學，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1939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1941年任成都四川大學教授。故本信系年為1941年11月1日。

（六）第470信 羅庸致許壽裳 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信中談及“滇中本年豐收而昆市近日發生米荒，店中竟無粒米”。查抗戰期間最嚴重的昆明米荒，發生在1941年11月。11月下旬，在省府第791次會議上，決定成立昆明糧食供銷調節處，禁止囤積居奇抬高物價，并禁止用糧食煮酒。故本信的系年為1941年11月24日。

（七）第471信  羅倬漢致許壽裳  四月六日

本信中言及“印度僧人發見美洲之說，經問詢謙之兄，實不同太炎先生之論。……，渠之演講稿，當即重印，印成即當奉寄座右也。渠于此有專著殊詳，但未竟稿而體病矣。”

查本信中談到的朱謙之演講，為1939年12月2日在中山大學所講之《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朱于次年即1940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扶桑國考證》，也談及中國僧人發現美洲問題。羅倬漢1940年前后，任教于中山大學。故本信系年為1940年4月6日。

另，覆檢本信影件，釋文頗有誤漏。“即付郵前來，喬今罷課，假同學數易，故不敢稽延也”，應為“即付郵寄來，喬今罷課，雇同學較易，故不致稽延也”。

許壽裳

（八）第472信  羅倬漢致許壽裳  九月十日

本信中言及“拙著詩樂編雖是舊稿，但改動頗多。……，前商 丈介紹事，似為樂意，今將稿寄上。”查《許壽裳日記》1942年9月17日有載，“得羅孟韋信，附來所著詩樂論提要。”羅孟韋即羅倬漢，故本信系年為1942年9月10日。

（九）第476信  羅倬漢致許壽裳  八月十五日

本信中羅倬漢談及金陵大學畢業生丘祖武的畢業論文擬定作魯迅年譜，請許壽裳予以指導事。《許壽裳書簡集》下冊第1043-1047頁載有丘祖武在八月十四日致許壽裳一信，“季茀師長：因作關于魯迅先生一文，蒙羅倬漢師允代介紹，敬請  先生指教，實為欣幸之至。”云云。查《許壽裳日記》1943年8月18日有載，“得羅孟韋信，紹介金大（金陵大學）丘祖武。”故本信系年為1943年8月15日。

（十）第477信 羅倬漢致許壽裳  八月十五日

本信中羅倬漢說，“丈以六十之年寫字秀勁，又讀(談)詩與人生有恒，欽仰何止。”據文意，此信應是羅倬漢在許壽裳六十歲（1942）后所寫。另據本信中所言請顧頡剛幫助聯系出版羅著《十二諸侯年表考證》事（該書1943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初版），故本信系年為1942年8月15日。

另，覆檢本信影件，釋文有誤漏。“覺辰來蓉一見，到后得一書”應為“覺辰來蓉一見，別后得一書”；“銳初教信不回”應為“銳初數信不回”；“漢《十二諸侯年表考證》寄往教部著作獎勵申請，此書差四，顧置之齊大研究所”應為“漢《十二諸侯年表考證》寄往教部著作獎勵申請，此書審回，顧置之齊大研究所”。

（十一）第478信 羅倬漢致許壽裳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信附有一首“送覺辰兄詩”，題為《成都大炸后在枕江樓送林覺辰之嘉州》，信中最末還言“覺辰兄處，寄信時請問曾否讀到拙詩”。“成都大炸”，是指日軍在1941年7月27日出動108架飛機轟炸成都之事。林曉（覺辰）去樂山（嘉州）開辦造紙廠，也在1941年。故本信系年為1941年11月25日。

（十二）第482信  佘坤珊致許壽裳 八月八日

本信中談及“坤珊自宜山出發，方到貴陽，即被學校派來青巖主持一年級英文事。……，故一年級生沒有暑假，到九月底才能結束”。查佘坤珊（1904-1956），1939年8月受聘于西遷至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后隨校再遷貴陽青巖和遵義。浙大一年級于1940年初遷至青巖，2月9日開課，8月底結束。故本信系年為1940年8月8日。

（十三）第484信  陶善敦（伯勤）致許壽裳  七月十七日

陶善敦（伯勤）為許壽裳夫人。本信中談及“琠兒在此，實是一件大難事，交朋友不好，凡是上海的壞習氣都學好，自己學問一無進步，放了暑假不肯在家坐定，天天出外，有時至夜深回來，說亦無用，我實為他氣死，……”本信中還提及“琠兒心思太活動，不能再住上海，最好渠一人前來”。查《許壽裳日記》，許在1940年8月8日“得內七月廿六日航快”，得知琠兒“考試又不及格，而她自己并不覺悟，仍舊天天外出東跑西走”后，于8月8日夜寫長信教育琠兒。故本信系年為1940年7月17日。

（十四）第485信 湯兆恒致許壽裳 一月二十五日

湯兆恒為許壽裳女婿。本信中主要是談論琠兒離滬赴渝之事。信中言及“琠妹……擬搭廿九日由滬直放海防之怡和輪，途中有郎先生伴行”。據陶善敦1941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本書信集編號第088信），亦同樣談論琠兒離滬赴渝的有關安排事宜，據陶善敦此信還可知，“郎先生”即他們的房東、攝影家郎靜山。本信系年為1941年1月25日。

（十五）第489信 謝康致許壽裳 九月三日

本信內容為謝康應許壽裳之邀請，“設法南來”，九月底前趕到臺灣任編譯館工作事。因臺灣編譯館1946年創立，1947年5月16日即被裁廢，歷時僅265天。故本信寫于編譯館初創，許氏四處延攬人才之時，系年為1946年9月3日。

（十六）第491信 許世琯致許壽裳 二月六日

本信為許壽裳女兒世琯致函父親，談論琠兒西行中止，“勸她來港暫住，在此間補習英文或學打字、速記都很方便”云云。本信與陶善敦1941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湯兆恒1941年1月25日致許壽裳信內容相關。本信系年為1941年2月6日。

（十七）第495信 許世瑮致許壽裳 八月五日

本信中言及“過渝時，與二哥、四哥晤談甚久，二兄皆康健。惟因五四大轟炸，精神、物質上皆大受損失”。查重慶五四大轟炸，發生于1939年，故本信系年為1939年8月5日。查本信影件，釋文最后“臺灣制造廠又搬回外南”應為“血清制造廠又搬回外南”。

（十八）第496信 許世琪及其夫人周褋致許壽裳 一月六日

本信為許壽裳侄子為其“六旬大慶”祝壽前所寫。據《許壽裳年譜》，家人為其六十生日祝壽在1942年2月，許壽裳2月12日日記，“午璿、瑾侄假半山亭治饌為余祝嘏”。故本信系年為1942年1月6日。

（十九）第499信  許壽裳致錢逸塵 日期不明

本信中言，“因北新作梗，印行全集只得如此辦法者”云云。

1937年初，經許廣平和許壽裳等人籌劃，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周作人等人為主的《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魯迅的作品以前大多是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但由于此前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過公堂，且北新書局還有意出版《集外集拾遺》《魯迅書信集》(普及本)等，并對出版《魯迅全集》也顧盼有意，所以拒絕讓出魯迅著作的版權，使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劃泡湯了。經許多蔡元培等協調和各種曲折，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魯迅全集》終于正式發行。本信開頭即說，“三月十二日由港轉來手示收悉”，信中又說“裳十七日來南鄭”。故本信的系年在1938年3、4月間的春夏之交，具體日期不詳。

（二十）第504信 許壽棠致許壽裳 十二月五日

本信言及“《新苗》第十期、十一期陸續收到。……兄又于《宇宙風》內見知堂記魯迅二文”，“上海韜奮等六人被捕”。查《新苗》，即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所辦之刊物，1936年第10期出版于10月16日，其后魯迅去世，許壽裳在該刊連續發表懷念魯迅的文字。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不久，周作人即在《宇宙風》上發表《關于魯迅》、《關于魯迅之二》。鄒韜奮等被捕的“七君子事件”發生在1936年11月23日。故本信的系年為1936年12月5日。

（二十一）第505信 許世琠（詩典）致許壽裳  一月二十日

本信是琠兒寫給父親，談論與郎靜山一起西行赴渝之事。參考陶善敦1941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湯兆恒1941年1月25日致許壽裳信、許世琯1941年2月6日致許壽裳信等，本信系年為1941年1月20日。

（二十二）第506信 許世琠（詩典）致許壽裳  二十五日

本信是琠兒寫給父親，說及“此次西行事不能成功，使我失望萬分”，收到琯姐的電報后擬去香港，下月中開學后不擬再繼續在暨大讀書，等等，寫作時間應在上封1941年1月20日信后不久，系年應是1941年1月25日。

另外，筆者在使用本書信集中，發現編者已系年的那部分書信，也有一些誤漏之處，僅舉四例，以備查考。

（一）第006信  許壽裳致徐蘇甘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本信中說“魯迅君的《故事新編》，已由上海新文藝生活社出版。甚有趣，系小冊，請兄便時代購兩冊”。魯迅的《故事新編》，是在1936年1月，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故本信正確系年應是1936年2月19日。

（二）第007信  許壽裳致徐蘇甘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許壽裳在本信中再次說到，“《故事新編》，請代購兩冊，只要普通裝，每冊三角”。故本信正確系年是1936年2月25日。

（三）第009信  許壽裳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本信最末云，“南方潮濕不堪，弟游廬山之期定后，當告知通訊處”。據《許壽裳年譜》，1937年6月26日，“坐平浦車南下。二十八日由南京轉滬。……同月十六日，……赴廬山避暑，寓牯嶺二百三十六號養樹山房”。本信和第011信，皆是許壽裳1937年7月赴廬山之前所寫。本信的正確系年是1937年6月28日。

（四）第011信  許壽裳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二）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信中言，“《新苗》十九期，宜載本月廿五日畢業典禮紀略，并將全校畢業生名單分院附入”。據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1905-1949)》（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頁）所載，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刊物《新苗》創刊于1936年5月1日，目前僅見到1937年6月16日出版的第十八期，因盧溝橋事變爆發，其后不告而終。該刊第十九期是否正式出版，尚未可知。本信最后還說，“弟赴廬山俟定期即當奉聞”。本信是第009信后二日所寫，其正確系年是1937年6月30日。

2017年5月1日初稿于成都

2017年10月25日修訂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