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9日，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北路校區召開了由華東師范大學教務處和對外漢語學院主辦的“文學閱讀與通識教育”研討會。作家韓少功、王安憶、翟永明、孫甘露、格非、畢飛宇，學者童世駿、汪暉、陳思和、王曉明、賀桂梅、汪涌豪、陳恒、袁筱一、梁超群、倪文尖、田雷、毛尖、朱康、羅萌參與了研討。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黨委書記童世駿在致辭中介紹了該校的通識精品課，并且引用李大釗的話，強調人文學科之于通識教育的意義：文學教我們“發揚蹈厲”，哲學教我們“扼要達觀”，史學教我們“踏實審慎”。

文學寫作與“偉大的心靈”

作為會議討論的起點，韓少功的發言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當下大學教育面對的難題：我們的時代信息爆炸，傳統的知識灌輸型教育越發變得不合時宜；學科分化過細，醫腦的只管腦皮，醫腳的只管腳毛，做現代文學的談不了當代文學，做明史的談不了清史；知識脫離實踐，知而不行，“文青”“文藝”成了指代言不及義、邏輯混亂的負面詞。于是，自學能力的培養、通識教育的弘揚、社會調查的普及，就變得尤其重要。

王安憶和翟永明的發言在不同程度上呼應了韓少功的判斷。王安憶這些年在復旦大學從事創意寫作的專業碩士教育，她介紹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她的學生里，來自重點大學的理科生多了起來。她好奇這些學生為什么本科不讀文，得到的回答是，“學霸”往往不好意思報文科，本科讀了理科，給家里有了交待，到研究生再選自己喜歡的文學。

翟永明坦言，自己當初是在電子科技大學念的工科。在她那個年代，講求的是術業有專攻，高校期待學生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專業上。但她自己卻是個“不務正業”的“反面教材”，好讀雜書——并非按照文學史系統地讀文學，而只讀自己感興趣的書。

翟永明

如果說通識教育作為對大學教育現狀的療救，已經成了某種普遍共識的話，那么文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便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格非批評越來越多的文學專業學生只讀理論，不讀作品，他認為，華東師范大學的好傳統正是重視文學作品選讀的教學——毛尖的通識課是對這種傳統的接續。在講述了一個患有嚴重憂郁癥的學生通過閱讀《紅樓夢》被治愈的故事后，格非總結了文學的三重意義：文學幫助我們獲得存在感，幫助我們擺脫知識和話語的奴役，幫助我們反省日常生活。

對畢飛宇來說，文學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教化的意義。讀小說，讀到那么多的人物，我們的心會變大，因為我們心中有別人：是這種內心可以裝滿許多人的大，教會我們什么叫寬容和寬恕。畢飛宇認為他自己就是被文學再造的，文學把一個本可能成為十惡不赦的混球的人，變成了一個安靜的人，讓粗鄙的靈魂變優雅，讓急促的靈魂變從容。

——而這，無疑要訴諸閱讀。王安憶感嘆，現在的學生猶如變異了的物種，她不理解為什么他們讀書那么痛苦，那么慢。她自己是在閱讀里泡大的，如今依然每天輕松閱讀十萬字，年輕的時候甚至能讀二十萬字，她等人的時候會把墻上的東西看完，需要用文字來喂眼睛。

畢飛宇

畢飛宇和王安憶不同，讀書很慢。父親告訴畢飛宇，天底下的書讀不完，所以畢飛宇仿佛賞玩古董似的讀一本書。有時候一個上午只能看十頁，內心的滿足卻是巨大的，一個好的詞語搭配也能讓他高興半天。與文學伴生，畢飛宇獲得了極好的生命狀態。他愛它，也堅信，它也愛他。畢飛宇區分了小說家的閱讀和批評家的閱讀：小說家的“小說課”之所以更“好看”，是因為他們不像批評家那樣，在下結論前有論證的負擔。但論證，換言之，做功課，對大學生卻是必須的訓練。

格非說，如果閱讀和寫作只能二選其一，他會放棄寫作。閱讀的快樂不容放棄，做一個偉大的讀者是第一重要之事。閱讀文學，給了我們秘密的快樂——對此孫甘露深以為然：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閱讀瞬間，其中真正的喜悅不可分享。孫甘露否認存在什么完美的書單，在閱讀的曲折道路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起點，都會通向不同的方向，這將伴隨人的一生。

如格非所言，偉大的讀者和偉大的作家一樣有一顆偉大的心靈。

通識教育與文學的位置

在下午的學者討論中，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童世駿教授首先從哲學角度考察了文學在通識教育中可能起的作用——他分析了講故事和講道理的關系，論證了三個命題：講故事往往更能講清道理；聽故事往往更能讓人講理；然而，雖然在講清道理和讓人講理方面，講故事有優越性，但光靠故事是不夠的，還是需要道理或闡述道理的部門。

童世駿首先舉了周梅森的小說《誰主沉浮》和鐵凝的小說《誰能讓我害羞》作為例子，認為這兩部文學作品能夠讓我們更好地梳理改革開放以來，基于利益、認同和價值的不同人際關系。故事的效力可見一斑。其次，借助理查德·羅蒂，童世駿指出，故事更能讓人聽得到且聽得懂，因為文學能夠提高人的想象力，在這個意義上，它是通識教育、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形式。不過，最關鍵的是，故事之所以能夠講道理，是因為它不僅僅是故事。在后形而上學時代，故事和道理的界限被打破了：最實質的論證是常識和理論之間達成的反思平衡，同樣的觀點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敘事）形成的重疊共識。也就是說，每講一個故事，就是邀請聽眾進入一個場景，把講述者和聽眾的見識進行平衡，這里已然有了思辨，可以提煉出道理。

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的汪暉教授認為，現代中國最成功的通識教育——他更愿意稱之為人文教育的構思，來自師范教育。師范學校培養中小學老師，旨在讓社會上的每一個成員有基本的素養，有相互交流的基礎，指向的是教育公平化。汪暉對許多師范院校的改名不以為然，他認為我們應該重視自己曾經的人文教育傳統，重視——比如說——格非提到的師范大學文學作品選讀課的模式。在他看來，通識教育不僅僅是大學的事，而是從小學到大學的過程。

根據汪暉的分析，中國的人文教育變成專業教育也其來有自。二十世紀初，一部分人希望把文學變成科學，使文學的知識從自然知識中擺脫出來，在新的學科制度中有一席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學科地位；另一部分人則試圖與十九世紀處于支配地位的科學世界觀對話，和自然律的知識對抗，強調文學的獨特性、偶然性，強調其不受自然律支配之處。然而，這對立的兩方面雖皆有其歷史合理性，卻更類似某種技術理性和浪漫主義的二律背反，存在著局限。

或許，文學閱讀能夠打破這種專家文化，重新呼喚出全面的人——新的政治主體。汪暉認為，文學經典能夠激活歷史中真實存在的斗爭，把這些斗爭變成活的、我們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文學閱讀便不可能只是為了提高修養，它毋寧是重新認識歷史和當代世界的方式，汪暉緊接著援引魯迅的《死火》說，閱讀就是用溫熱燃燒自己，在死亡的過程中重生，變成新人。文學在這個意義上的敏感性和創造力，是汪暉最為強調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賀桂梅教授對文學和通識教育的關系提出了三點思考。首先，在現代社會談會通，不得不面對的是專業化的現實，換言之，需要在更高層面把通識教育和文學史教育、古代經典教育和現代文學教育溝通起來。其次，二十世紀的文學經典與學生的現代經驗更有親和性，但二十世紀的經典還不穩定，尚在經典化的過程中，需要通過通識教育來篩選，使之再經典化。第三，文學因其復雜性和特殊性，可以容納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以“愛情”“城市”這樣的主題為線索來講授文學，便是立足文學來會通別的學科的嘗試。

教學空間與閱讀的技藝

誠如研討會第三場的議題說明所言：當我們說通識教育要“仔細的研習文本、傳統的經典文本”，

需要追問的是，何謂“經典文本”？如何才能稱得上是“仔細的研習”？在通識教育的框架里，面對跨學科的學生，研習的“仔細”有沒有限度？在這里，閱讀的技藝與教學的技藝匯聚在同一個空間里，變成了同一種技藝：在教學里呈現的閱讀的技藝，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效傳遞，變成學生學習中的閱讀技藝？我們能否通過閱讀技藝的傳遞，在現實的教學空間里形成一個文學的共同體？

對于上述問題，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倪文尖教授歸納了文學教學所面對的三組矛盾：閱讀的個體性和現代學校教育的公共性的矛盾，閱讀的無限性和課堂教學的有限性的矛盾，文學的神秘性和一般讀者的非敏感性的矛盾。繼而，倪文尖認為文學教師有兩個任務：首先，“取法乎上”，讓文學愛好者變成文學科班生，讓學生意識到文學是作家用語言和情節把握世界的方式，即文學的內容就是它的形式。其次，“微觀入手”，建立核心文本，預設這些經典文本是全息性的，承載著文學的全部秘密。老師利用有限的課時重讀、細讀這些學生耳熟能詳卻熟視無睹的文本，動態地“還原”作家的創作過程，揭示文本秘密，使學生獲得震驚感。

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朱康老師的發言，則是對他把愛情文學作為通識課內容的正當性辯護。2009年，法國左翼哲學家阿蘭·巴丟在他的《愛的多重奏》里，把當代的愛情觀念歸為兩類：自由主義的（社交網絡使愛變得無風險）與自由放任主義的（愛被化約為身體的享樂）。這與美國右翼思想家阿蘭·布魯姆在1993年出版的《愛與友誼》對愛欲在當代墮落的判斷如出一轍。面對同樣的愛情危機，巴丟的方案是，強調愛情本身：愛是堅持到底的冒險，是最小的共產主義。布魯姆則把愛情聯系到言語，希望通過閱讀來拯救愛情。也就是說，對左翼而言，愛意味著行動，對右翼而言，愛意味著言說。朱康在觀念上支持巴丟，但在實踐上支持布魯姆。

在朱康看來，類似于愛情的危機，我們今天還存在著閱讀的危機：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閱讀，讀安全的心靈雞湯；另一方面則是自由放任主義的閱讀——大量地、無邊際地讀，但每一次閱讀都是瞬間，是一夜情。閱讀的過剩其實是閱讀的匱乏，大量的閱讀并沒有塑造我們，使我們發生改變。朱康的方案是對布魯姆的顛倒：先通過愛情來拯救閱讀。用學生對愛的需求，使他們產生閱讀的沖動，并且，在close reading的意義上，讓學生建立和文本的親密的、愛的關系（read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在這個意義上，老師需要做的——如倪文尖教授所說——是為每個文本發明一個新文本，“我讀出的文本和你讀出的文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每次閱讀都是新的閱讀，從而在教學中使學生產生震驚狀態，與學生建立文學的共同體。

華東師范大學教務處處長雷啟立教授談通識課程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通識教育在中國的勃興？

雷啟立：近二十年來，有關大學教育的“博雅”和“通識”之呼聲不絕于耳。從我的直觀看來，當代中國大學教育中的通識教育是糅雜博雅（liberal）和通識（general）的。我們從三個方面通俗點說吧：一是對高等教育現實困境不滿的反撥。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家長希望孩子上個好大學，讀個好專業，將來好就業。可是，上完大學以后，畢業了卻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行業認為大學畢業生出來啥也不會，專業教育口徑不夠寬，基礎不夠厚，不好用。招了大學生進企業再培訓。社會上覺得年輕人少教養，缺常識，沒擔當，都不知道未來該怎么辦。這些看法當然是不無偏頗的，叫大學教育不能承受之重的，但各方面的怨言、期待，逼迫著大學教育不能不做出一些改變。作為通識的教育（general education ）因此而具有現實意義。

其二，現實社會發展變化快，越來越頻繁的職業變化使得厚基礎、弱專業成為大學本科教育培養方向的新潮流。通過大學教育完成對大學生知識、思辨、邏輯、研究能力的訓練，從而形成超越一般偏狹的職業技能訓練，超越普通公民教育的洞察能力、歸納、研究問題的能力，這也通識教育中的liberal arts元素因而被要求和召喚。

其三，更具有liberal 意義的是，雖然今天人們的精神狀態已經非常的日常生活化了，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不愿意被過于現代和工具意義的價值理性所綁鎖，人們對于審美、智慧、情感、理性、信念的追求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這就使得通識教育與對個人心靈的“遠方”的召喚、挖掘和解放密切相關。這種內生動力是如此的綿綿不絕，使有質量的、好的通識教育特別的令人珍視。

澎湃新聞：您能否介紹一下華東師范大學的通識課程？

雷啟立：華東師大的通識教育，或者可以用我們第一任校長孟憲承先生的大學理念來說，是圍繞“智慧的創獲，品行的陶熔，民族與社會的發展”而展開的。這三個核心概念被分別翻譯為Creativity、Character、Community，我覺得真是好，言簡意賅，準確傳神，契合孟校長有關大學理念的原意。近十多年來，華東師大的通識課程逐漸形成了：面向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開展的，以價值觀念的傳遞、科學思維方法的確立以及完整人格的塑造為主要目標的通識課程系列。意在促使學生涉及不同學科領域，拓展視野，啟迪心智，開闊思維，使之具備寬廣的學養基礎，獲得充足的精神成長，進而形成終身受益的基本素質。

我們為此開設了一系列好課程。講課程類型可能太無趣，講課程名稱吧：古文字專家劉志基老師的“漢語文字演變與中華文化傳承”，地理學專家束炯教授的“地球自然環境的復雜性”，物理學馬學鳴教授的“物理學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更年輕一代的哲學系晉榮東教授的“批判性思維”，生物學杜震宇教授的“食品安全與科學理性”，還有如“哲學史中的理性傳統”“哲學思維與方法論”等“理性文化”系列課程。背后其實包括藝術美育、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信息科學等八大類。這些課程要求緊而有力，在科學、人文知識的傳授背后，是學問的方式與方法，是對個人品格的陶冶和修煉，有對國家與民族理解與認知，以及深沉的愛。所謂智、格、社會等要素都在背后。

華東師大的通識課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文學和人類美好情感的發掘和重視。我們很多老師開設了極具文學、審美性的通識課，通過不同路徑的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分析，來體現大學教育中關于文學、人文、美育等方面熏陶和訓練。比如朱康、羅萌等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愛情文學》，羅崗、倪文尖等教授的《現代城市文學與電影經典》，袁筱一、梁超群等教授的《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經典與闡釋》。這些課程將學生從不同維度進入到文學作品的閱讀和開掘中，通過細讀探究、深入討論等教學手段，把學生從手機族帶入到經典、名著的世界。最近，教育部對華東師大本科教學進行審核評估，我們從圖書館的大數據中調查統計中，發現，有學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三十次進圖書館，借閱過幾百本書。在是有學生借閱圖書中，文學書的借閱數遠遠高于其他學科。

不謙虛地說，從我了解的與其他大學通識教育開展情況的比較來看，我們的通識教育是具有鮮明華東師大風格和特色的。

我們同樣也有一個夢想，希望通過這些好的通識課程的開設和熏染，幫助學生養成健全人格。借助各類general、liberal要素的帶入，加強“全人”培養，造就能夠改造社會，而不是被社會改造的人。在通識與專精、個人詩性與技術理性、博雅教育與職業訓練的爭拗之間找回大學精神。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每位教師，每個課堂的努力，讓中國高等教育走出所謂的“靈魂”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