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來，受新一輪疫情散發沖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穩就業、穩市場主體的相關問題成為決策部門關注的重點。

當前的就業市場情況怎么樣，面臨哪些挑戰？中國應該如何出手保就業、穩信心、穩經濟？澎湃新聞專訪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澎湃新聞：4月份，多個反映經濟運行的指標明顯走弱，您怎么看目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

賈康：當前形勢總體特征就是有非常嚴峻的表現，國務院領導把它稱為“超預期”。新增疫情等不確定性與不利因素綜合在一起，超預期的不確定性和挑戰性不可回避。

現在采取的對策集中體現在黨中央國務院給出的一系列年度工作的指導與措施，其邏輯是延續的：從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了大的方針、大的思路；到兩會上部署的工作框架；到4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到前不久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對整個工作的緊急部署；還有這期間關于加快建設統一大市場等文件的指導精神與給出的操作要領。

我覺得，應對挑戰性的問題，充分估計超預期的形勢嚴峻性而采取一系列對策的框架，已經相當清楚。這里面就涉及人們關心的經濟增速以及就業和消費的問題。

消費和就業是有內在聯系的。如果說就業形勢不好，那么再往后的消費肯定也難以提振。當然，政策上可以采取一些短期促銷措施。但總體來說，必須有就業，老百姓才有收入，才有后面的可持續消費。

澎湃新聞：是的，談到就業就要涉及市場主體。在經濟環境面臨多種不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很多人都說“信心勝于黃金”，您認為在穩住市場信心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賈康：經濟學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中，已特別看重預期的作用。國務院也已經在“超預期”概念上內含了這樣一個考慮：超預期的壓力在市場上對未來預期的影響，肯定是往下的利空，現在要調整這種趨勢，使預期能夠穩定而且在今后向好的方向轉。

這方面涉及大量的市場主體，穩經濟大盤首先要穩他們的預期和感受，而現在1億多的市場主體里面，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是民營企業。這方面，中央反復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求更好地建設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市場。

這里邊也碰到一些要解決的問題，比如說，以民營企業為主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中沖殺出來的數字經濟平臺，要怎么樣糾偏和整改？房地產業界一度讓人們所感受到的盲目激進擴張與其后的打壓，對老百姓可能造成一定心理壓力乃至焦慮不安，怎么樣合理掌握防范風險？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后，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言簡意賅地指出要防止調控管理過程中出現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我認為，對這是不可忽視的，在進一步引導預期的過程中間要做糾偏。

實際上，政策導向已經有明顯的轉向。比如對房地產市場，現在的政策導向是強調要保障它的剛需和改善性需求，使之得到融資投資等方面的支持。對于平臺企業的糾偏整改，中央已經給出信號，要完成整改，繼續支持他們更好更健康地去創新發展。

我覺得，下一階段要根本地改善企業主體預期，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目前在動態清零抗疫技術路線已經有路徑依賴的情況之下，如何在必要的動態優化中處理好抗疫，是很現實的問題。上海、北京還都需要進一步在這方面總結經驗，爭取做得好一些。

澎湃新聞：您提到的電商企業是平臺經濟的一部分。近期監管層釋放出了支持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的信號，您怎么看平臺經濟、數字經濟在支持就業方面的作用？

賈康：從直觀來看，數字平臺跟過去所說的寡頭壟斷現象特征是比較吻合的，因為它數量不可能很多。這些年來在中國成為頭部企業的數字平臺，最有影響的還不到10個，所以看起來是寡頭壟斷。而過去的說法是，寡頭壟斷必然要排斥其他市場主體的創新競爭，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這在數字經濟時代有所變化。美國曾幾輪調查亞馬遜、微軟等頭部企業，但沒有采取過去如強制拆分電話電報公司AT&T的模式。必須清晰看到，數字經濟平臺的流量為王，幾家獨大，直觀上必然形成寡頭壟斷特征，但是現在數字平臺的寡頭壟斷形式，卻可以拉動上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業與其一起發展。就業方面，這不是排斥創新和減少其他企業的就業，而是可以帶出一個供應鏈、產業鏈。

這個情況已經在中國有很生動的表現。當然，這也會排斥一些原來供應鏈上的傳統就業機會，但總體來說，屬于創新過程中的就業結構調整。因此，必須與時俱進地全面分析數字經濟平臺所謂寡頭壟斷的表現及其實際效應。

總體來說，對數字平臺頭部企業，是如何避免出現“二選一”等不當的壟斷偏向，同時鼓勵他們更好地發揮供應鏈、產業鏈上的集群效應拉出更多就業機會的問題。同時，這種就業機會在中國還伴隨有普惠金融和普惠發展的意義，對于原來相對弱勢、草根層面的群體，產生了促使他們致富的社會價值。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了平臺經濟的整改和糾偏，這過程中還需要注意些什么？

賈康：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框架之下，應爭取把法規的清晰性和合理性水平加以提高。現在中央已經明確說了，要鼓勵資本的健康發展，并確立了“紅綠燈”的概念，“紅燈”針對無序擴張，“綠燈”針對健康發展。資本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是個中性的概念，不是個貶義詞。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外資都是生產要素，都必須投資有所回報，這是資本的本性，可以把它稱為發展，也可以稱為擴張。

促使資本良性發展有序擴張而避免無需擴張，關鍵應當是：要“有法可依”，并進而推進到“良法善治”，這顯然會是個漸進過程，其中有試錯，也有教訓。例如前些年P2P的大量出現，爆雷以后現已全部取締，這些經驗教訓總結下來，就是督促我們更好更快在形成“紅綠燈”的可依據法規方面有所作為。

從成立上海自貿區開始所確立的原則很好：企業應該面對的，是一個盡可能清晰簡潔的負面清單，至于以后發現了新的問題，比如說P2P總結下來什么不行，負面清單中可以加上去，實踐證明，總體上大趨勢是還可以簡化負面清單中一些過于繁瑣的方面。這樣，企業面對負面清單后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只要不碰不能做的事情，別的都是創新試錯中可以去施展身手的舞臺。在這個環境里，由粗到細地要把法規合理化，而且要承認和做好其動態優化。

澎湃新聞：單從保就業來說，您覺得要如何保住存量就業崗位？有觀點提出供給側政策的“推繩子”效應，這要如何解決?如何看待“要國企發揮增就業的作用”？

賈康：“推繩子”效應主要說的是貨幣政策，在經濟升溫的時候，它的作用好像非常有限。貨幣政策像是個繩子，車輛往前走得過快，拉著管用，走得過慢，往前推則不管用。這時候，財政政策更多地要發揮作用。

我認為，目前增加就業還是要回到原來主要的就業從何處提供這個基本判斷上：90%以上的新增就業已是由民營企業提供的。

那么主要就得靠為數1億多的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包括幾千萬的個體工商戶。一定要千方百計讓他們在疫情沖擊之下能夠生存，維持基本的就業面，才能進一步解決老百姓有收入、能消費的問題，使整個中國大市場的消費潛力釋放。

澎湃新聞：現在，就業方面也有供需不平衡。您如何看？您還提出過，要提高大學生參加“村官計劃”等過渡方案的積極性，這方面要如何提高？

賈康：增就業方面，應有多樣性的考慮和過渡的措施。其中的一個例子是村官計劃，它肯定不能唱主角，但它是可選項，而且我認為是今年必選的措施之一。過去就有這方面的經驗，“村官計劃”是可選擇的各種方式里的一種。

另外，我覺得一定要有一些緩沖。原來規定的在某個時點之前沒有找到就業機會的大學生，檔案會打回原籍，今年就不能夠延續過去的時間安排，要把時點后移，先解除大家心理上的壓力和焦慮。大學生就業相關的一些條件也得放寬，要有緩和的安排。我覺得，最基本的期待其實還是要等經濟的景氣回升后，整個就業局面才能有比較決定性的、符合意愿的向好。

澎湃新聞：在刺激經濟的政策選擇上，您認為投資和消費哪個為重？

賈康：都重要，但是從邏輯上來講，中央已經非常好地強調了，有效投資是關鍵。因為咱們經濟學的原理非常清楚，整個經濟的循環是供需之間的互動，需求環節上得到供給的滿足，在最終消費端就是消費潛力的釋放。老百姓過美好生活要依靠有消費，但得到消費，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間，必須是依靠擁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購買力從收入來，收入從就業來，就業則從有效投資來。如果看清楚這個關系，就能領會黨中央國務院所說的有效投資關鍵作用，是完全符合嚴謹的學理分析的。

抓住有效投資的當下要做什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適度超前安排基礎設施投資，這非常正確。中國可做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很多方面：要做許多年才能達標的海綿城市建設，綜合管廊建設，許多百萬人口規模以上城市的公交體系建設，全中國缺幾千萬個停車位的建設，新基建的建設，等等。這些方面適當超前建設，符合客觀規律。

這些年，中國基礎設施總體上做得還不錯。有人認為做超前了，我們總結下來，認為主導的偏向不是超前，而是提前量不夠。這有多種的客觀原因，也有主觀上認識不到位的原因。

客觀層面，在發展基礎之上，已有可能更多地調度可用要素安排建設的適度超前。主觀方面，就要做出一些機制創新，比如說PPP、政府引導基金等來產生政府有限資金的放大作用，從而一次把提前量打得足一些。這樣算總賬，長期看起來是更合算的。

學理上講，適度超前符合規律，并且目前在中國有明顯的擴大內需應對短期沖擊、進而銜接中長期發展后勁的特殊現實意義。

中國有14億人的大市場，總體是中等收入階段。但現在要爬坡過坎爭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的居民收入差距又非常明顯，中央現在強調要更多注意促進共同富裕，總理說還有6億人左右每月的可支配收入為1000塊錢上下，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如果把這個局面往上抬，可知消費潛力的釋放會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伴隨著中國走向現代化，要抓住消費。但是重視消費絕對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抓住了消費來刺激它，中國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這個認識就太簡單了，而且容易引出認識的誤區，忽視有效投資——那么這種消費哪怕一時能夠紅火，也終歸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澎湃新聞：消費方面，也有人提出給老百姓發現金、發消費券來提振消費。也有人提出，消費券力度相對不大，應從財政安排更多資金拉動消費，您如何看待？

賈康：最簡單地說一下看法：消費券在2020年的中國實踐，主要是地方政府促銷。這實際上是有資金來源的，是在促使企業能活下來的全過程，政府提前預支了企業必然產生的流轉稅。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總體來說是輔助性的。它使有一定消費支付能力并有消費意愿的人得到了引導和鼓勵支持。

那么更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靠什么？更多的就得靠低保等類型的支持了。有人說發現金，如果能夠把現金準確地發給低保人群，那就是直接提高低保標準的問題。如果說再把低保水平以上的一些人也使之得到現金，那就得有可操作性。

我認為，發現金的可操作性不能擴大到所有的14億人。我們若學境外的一些做法，按人頭每人發一筆錢，一是我們發不起，二是效果肯定不好，因為沒必要給富豪也發一筆錢，在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之下，要避免這種情況。

還有一個可選擇的就是，在相對清晰地認定需要得到扶助的對象的前提之下，去發只能換得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消費券，也就是美國所稱的coupon。這樣的好處是確實解決了低中收入階層增加消費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較有針對性地體現了政策的合理性。美國在這方面運用此種方式多年，我們不妨可以在某些區域借鑒這樣的經驗。

澎湃新聞：您提出刺激經濟還可考慮實行預算調整方案。今年的增長目標為5.5%，您如何看待2.8%的赤字率？有機構預測，全年經濟增速如要接近5％，需要增加約2萬億元財政赤字，您如何看待發行2萬億特別國債的觀點？

賈康：2.8%的赤字率，是兩會當時在沒有“超預期的情況”之下提出的一個代表性指標。發行2萬億特別國債的建議，實際上等于說要做預算調整方案。這是有先例的，1998年有過這樣的操作，有值得總結的成功經驗，我個人也傾向于要抓緊做這方面的通盤分析和積極穩妥的考慮。

綜合管理部門如果認為今年確實有必要借鑒1998年的經驗，則要及時形成方案設計供決策最后拍板。而這里面的量值一定是要依據盡可能全面的信息，既積極又穩妥地去確定。

2020年，我們的抗疫特別國債是1萬億元。今年疫情的實際沖擊，總理說了，困難比2020年發生疫情嚴重沖擊時還大，那么至少是不是要發1萬億以上？同時，抗疫特別國債在管理上是不反映在赤字上的，但預算調整方案里邊也會包括其他一些事項，可能涉及到對赤字率的調整。因此，一定要全面地考慮以后再作通盤設計。

我認為，是需要積極考慮做預算調整方案的。這對于實現今年的目標有重大意義。確實如前面提到的超預期情況，現在看全年如要實現5.5％左右的經濟增速，不出臺非常之策就極難達到了，再又考慮到從短期運行銜接到中長期的保障速度量值的意義，我作為研究者，覺得應該積極穩妥地考慮今年作預算調整方案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