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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第一“圣人”，文章紅了人沒紅

2022-06-04 18: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chuàng) 我是艾公子

我相信，每一個受過九年義務(wù)教育的中國人，基本都能背誦一篇題為《愛蓮說》的短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后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此文僅有119個字，卻成為千年來的傳世經(jīng)典，跟劉禹錫的《陋室銘》一樣，都是中國文學(xué)傳播史上的奇跡。

然而，很多人能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脫口而出，但對它的作者是誰卻要好好想一想。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頤，卻不知道周敦頤除了寫過《愛蓮說》還干過什么。

若生在當(dāng)代，周敦頤絕對屬于“歌紅了人沒紅”的那種明星。

但周敦頤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學(xué)家，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個開山宗師，他的思想至今潛移默化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

▲周敦頤畫像

01. 個人與時代

周敦頤是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他生于1017年，出生時并無任何祥瑞異象；但他出生的年代，北宋立國逾半個世紀(jì)了，需要重建一套新的思想體系，以應(yīng)對新的歷史時期。

宋代之前是紛繁變亂的五代十國，那個亂世被宋人描述為人心離散，價值錯亂，道德崩潰。

而亂世的發(fā)生，除了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等因素之外，思想的坍塌，從而失去了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功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國后，幾代士人都在尋找維持人心和社會平穩(wěn)的思想資源。

周敦頤長大后加入了尋找的行列，并最終脫穎而出，成功構(gòu)建了他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經(jīng)過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的發(fā)揚而成理學(xué)，成為此后近千年主導(dǎo)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但周敦頤的一生并不如意。

他最早顯現(xiàn)出來跟別人不一樣之處，是在14歲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帶著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許多書本，在一個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離家數(shù)十里外的月巖，在孤冷的巖洞中讀書思考。這件事，后來被稱為“月巖悟道”，是周敦頤思想升華的濫觴。

一年后，周敦頤的父親病逝。15歲的少年只能跟著母親投奔在京城開封做高官的舅舅鄭向。

鄭向很喜歡這個聰慧的外甥，指點他攻讀經(jīng)史。后來，朝廷給予鄭向一個恩蔭子弟入仕的機會，鄭向沒有推薦自己的兒子，而是推薦了外甥周敦頤。

又五年后，舅舅和母親相繼病逝。

在為母親守喪期間，20歲出頭的周敦頤已經(jīng)頗有名氣。比他大28歲的范仲淹專程到周敦頤讀書的鶴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則三次慕名前往拜會周敦頤。

這些人，還有歐陽修、蘇軾、曾鞏等等，年齡跨度相差大約半個世紀(jì)，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面對時代的根本命題——如何重建一套安穩(wěn)人心的思想體系，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后卻是官職最為卑微的周敦頤，最好地完成了這項使命。

▲湖南長沙濂溪祠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02. 一個“小官”的名聲

在古代，人們評價一個官員的標(biāo)準(zhǔn)，在于他的德行和作為，而不在于官職大小。因此，周敦頤雖然官職不大，但他的政聲很響。

他一生為官30余載，輾轉(zhuǎn)10來個州縣，湖南、四川、江西、廣東等地，都留下他為官的足跡。不過，跟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官至執(zhí)宰、有機會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頤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職，也就是做到廣東的提點刑獄而已。

這可能跟周敦頤不是科舉出身，而是憑借恩蔭入仕有關(guān)。

盡管周敦頤在每個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極佳，但他的升遷極為困難，好在他并不在乎這些。

1040年，周敦頤服完母喪，被派往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任主簿，一個低級的事務(wù)官。一到分寧，年輕的周敦頤就解決了一起陳年舊案，當(dāng)?shù)厝撕荏@訝，交口稱贊：“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薦做南安軍（治今江西大余）司理參軍。有個人犯了罪，但法不當(dāng)死，轉(zhuǎn)運使王逵是個酷吏，想將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爭辯，只有周敦頤不怕，依法力爭。

王逵不聽，周敦頤當(dāng)即決定棄官而去：“這樣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殺人以媚上，我干不了。”

王逵這才領(lǐng)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風(fēng)，后來還推薦周敦頤做了郴縣縣令。

在南安，周敦頤有個上司叫程珦。程珦見周敦頤氣貌非凡，一交談，便知此人學(xué)問不得了，隨即讓自己兩個兒子拜其為師。這兩兄弟便是后來的理學(xué)大儒程顥、程頤。

▲程顥、程頤兄弟畫像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周敦頤每到一地，都勤勉為官，從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為官清廉得驚人。

1054年，他任知州于洪州南昌，日夜操勞，終至大病一場，甚至“假死”過去。好友潘興嗣趕來為他料理后事，看到他整個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清貧得讓人掉淚。

好在周敦頤昏死了一日一夜后，又奇跡般蘇醒過來，不然宋代的理學(xué)要怎么發(fā)展還是個未知數(shù)，而我們也鐵定讀不到《愛蓮說》了。

03. 被《愛蓮說》包裹的糾結(jié)

通常認為，《愛蓮說》寫于公元1063年初夏，蓮花盛開之時。當(dāng)時，47歲的周敦頤在虔州（今江西贛州）任通判。

《愛蓮說》篇幅很短，僅有119個字，寫出了蓮花可愛可敬的七種品質(zhì)，成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傳誦至今。不過，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頤在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糾結(jié)，并給出了他糾結(jié)之后的答案：

關(guān)于古代士人最經(jīng)典的人生命題——“仕”與“隱”的矛盾沖突，該如何抉擇？

在文章中，周敦頤以牡丹、菊花和蓮花三種意象，來指代這對矛盾以及它們的中間狀態(tài)。

而只有一個現(xiàn)實中遭遇磨難，卻又有社會責(zé)任感的人，才會如此糾結(jié)于自己的選擇。

1057年，在西南山區(qū)合州（今重慶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頤迎來了他的長子出生，這一年他已41歲。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后來負責(zé)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認識了周敦頤。兩人暢談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驚嘆：“世間怎會有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周敦頤。

1062年，在寫作《愛蓮說》的前一年，周敦頤的次子出生，此時他的長子僅有6歲。

他一生清廉，家無余財，眼下還要撫養(yǎng)兩個兒子。盡管他十分羨慕陶淵明那種“采菊東籬下”的隱居生活，盡管他對自己卑微的官職并無留戀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現(xiàn)實，與生計問題達成妥協(xié)：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周敦頤《題酆都觀》

說白了，想過陶淵明式的隱居生活，是需要資本打底的。任何時代，這都是一個極其現(xiàn)實的問題。在唐代，“佛系詩人”王維也曾遭遇類似的困境，他厭倦官場，卻只能勉強支撐，因為弟、妹等人的生計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頤也是如此，連他的親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歸隱，他的妻兄蒲宗孟說他“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無奈缺乏“買山錢”——隱居山林的資本，他只得繼續(xù)干著流轉(zhuǎn)的小官。

對于《愛蓮說》的解讀，一些人認為周敦頤對以菊花代表的陶淵明及其隱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態(tài)度。其實并非如此。

周敦頤的親友都曾在詩文中將他比作陶淵明，兩人的區(qū)別在于現(xiàn)實的處境不同。周敦頤的生計壓力決定了他只能在長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而不能是“花之隱逸者也”的菊花。在周敦頤筆下，與其說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說是一種糾結(jié)的心態(tài)。

▲周敦頤賦予了蓮花七種品質(zhì) 圖源/攝圖網(wǎng)

但周敦頤之所以是周敦頤，正是因為他在無奈的現(xiàn)實中尋找到了超脫之道。

在周敦頤筆下，菊、牡丹和蓮都是觀照人生的隱喻，分別暗指了隱逸之樂、富貴之樂和君子之樂。更進一步分析，還可發(fā)現(xiàn)，菊代表儒家所稱的“內(nèi)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蓮則是“內(nèi)圣外王”的結(jié)合。這樣，悲催的處境就變成了周敦頤的修煉之路，一方面做官是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隱居是為了參悟哲理，它們共同塑造了一個愛蓮、似蓮的周敦頤。

1071年冬天，周敦頤終于辭官，實現(xiàn)了歸隱的夙愿。他定居在江西廬山的蓮花峰下，將門前的小溪命名為家鄉(xiāng)的“濂溪”，他的書堂就是濂溪書堂。雖然身體有病，生活亦不寬裕，但他心情愉悅。

兩年后，1073年，周敦頤病逝，終年57歲。

04. 被遺忘的開山宗師

只有追溯周敦頤一生的經(jīng)歷與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這一點：篇幅僅相當(dāng)于一條微博的《愛蓮說》，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傳世文獻之一？

事實上，作為一名極具思想原創(chuàng)性的開山宗師，周敦頤留下來的文字極其有限，總共不過6000多字。

后世研讀他的思想，基本上離不開他的《太極圖說》《通書》和《愛蓮說》。《愛蓮說》內(nèi)涵深刻，但哪怕是一個初中生，也能讀懂一二，至于其他兩篇文章，對不起，一般人如讀天書。

然而，后世構(gòu)建理學(xué)體系，都離不開周敦頤在這些文章中運用的概念，比如無極、太極、陰陽、動靜、性命、善惡等等。

毫不夸張地說，儒學(xué)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頤開創(chuàng)的“濂學(xué)”賦予的。

唐代號稱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貧乏的。整個唐代，儒家出不了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產(chǎn)生的禪宗，誕生了不少哲學(xué)家，一開始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繼而以“接地氣”的理論，介入世俗人群。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識分子屢次主張滅佛的思想根源。

韓愈是一個堅定的排佛主義者（盡管他本人深受佛學(xué)影響），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傳統(tǒng)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來對抗佛教的“出世主義”，在思想深度上難以撼動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譽為“宋初三先生”的孫復(fù)、石介和胡瑗，繼續(xù)以儒學(xué)排斥佛教。但他們?nèi)匀谎赜庙n愈的批判套路，無非是罵佛教為“夷狄之法”“悖亂王道”，這種只有偏見、沒有力度的論調(diào)顯然無法服眾。

宋代的儒家知識分子亟需要構(gòu)建一種更有力度的思想體系，奪回被占領(lǐng)的思想高地，并穩(wěn)定人心和社會。

周敦頤的出現(xiàn)適逢其時，與他同時或比他稍后的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人后來被稱為“五星聚奎”，是儒學(xué)復(fù)興的征兆。

▲宋代是儒學(xué)復(fù)興的時代圖源/攝圖網(wǎng)

周敦頤首次提出要學(xué)顏回，“志伊尹之所志，學(xué)顏子之所學(xué)”。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樣，是唐代以來就被推崇的；但周敦頤專門強調(diào)，顏回也是士人學(xué)習(xí)的榜樣，是“內(nèi)圣”的典范。

在儒家經(jīng)典中，顏回是生活極窮、內(nèi)心極樂的形象。周敦頤說，富貴，人所愛也，為什么顏回卻不愛不求而樂乎窮也？無欲則靜。

由于宋明理學(xué)在后世的宣傳中，人的欲望被刻板地認為是應(yīng)當(dāng)消滅的，導(dǎo)致理學(xué)被“污名化”至今。實際上，周敦頤提倡的顏回式的“無欲”，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說，一個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在闡釋周敦頤這一思想時，專門指出：“學(xué)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

靜不是不動，而是不妄動；無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頤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為圣賢，倡導(dǎo)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長的歷史中，圣人的頭銜僅授予堯、舜、孔子這些遙不可及的偶像，現(xiàn)實中的人與圣人似乎處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頤希望打破這種區(qū)隔，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過程，共分為三層修煉階梯：士—賢—圣。

具體的修煉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個字——誠。正如黃宗羲在《宋元學(xué)案》中說，“周子（周敦頤）之學(xué)，以誠為本”。

周敦頤把“誠”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后至”。一個人通過內(nèi)心的修煉，做到“懲忿窒欲”和“遷善改過”，就能達到圣人“誠”的境界。他把這個過程稱作“立人極”。

他不反對符合道義的富貴，正如他不想他人跟他一樣，為了“買山錢”而苦苦掙扎，但他在社會上標(biāo)懸更高的價值。而這種價值跟世俗的財富和地位毫無關(guān)系，你是馬云也好，你是省部級高官也好，對不起，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個超越外在身份、修煉成具有顏回一般魄力的人，你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資格進階于賢人、圣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個思想狹隘之人，相反，他能夠構(gòu)建起濂學(xué)體系，并成為“理學(xué)鼻祖”，正是源于他的開放與包容。不像前輩士人對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視態(tài)度，他不設(shè)藩籬，兼用三教，“太極”概念主要來自道教，“蓮花”意象主要來自佛教……只有這種胸襟的人，才能真正為儒學(xué)開辟出一條新路。

拋開我們對待理學(xué)的成見，周敦頤是把儒學(xué)拉回人間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貢獻是恢復(fù)儒學(xué)中斷了近千年的道統(tǒng)，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宋代四大學(xué)派——濂洛關(guān)閩，他開創(chuàng)的濂學(xué)是居于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