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凡花”：一周城市生活

劉懿琛趙琦王越洲陳鑫培明星辰

2022-06-03 20:35

來源：澎湃新聞

疫情封控期間，家庭生活中“母親”作用尤為凸顯，她們不僅要負擔起照料家人的繁重家務，同時也在促進鄰里交流、聯絡居民關系等方面展現出潛能。5月21日，一場以“上海疫情中的基層婦女”為題的線上講座邀請了《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的日常生活》的三位作者，介紹基層婦女們面對疫情時的挑戰與應對，通過作者的解讀，引發讀者對城市化發展、社區共治以及性別議題等方面的思考。

本期回顧，我們聚焦《海上凡花》一書，探討該書如何通過學術的力量和溫度，讓這群“草根婦女”被“看見”，并為社區治理和城市化發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間。

（本期主持：劉懿琛）

近期回顧

從對象到主體——《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讀后

作為上海1949至1978年間最大規模的住宅建設實踐，以及繼石庫門里弄后最具歷史意義的居住空間，命運多舛的工人新村近年來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2019年出版《從模范社區到紀念地：一個工人新村的變遷史》是第一本全面、系統研究工人新村的理論著作。而近期出版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則聚焦于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女性生活，以學者團隊同六位基層女性、三對母女的合作式學術研究為特點，探討城市發展與家庭社區視角的性別議題。我認為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讓人看到了一番女性研究與書寫的新氣象。

從研究對象到研究主體

本書共7個章節，第2章“工人新村婦女口述簡史：她們的生命歷程”、第3章“工人新村婦女日記”——這兩個章節，基本可以看做是基層女性的自主創作，占比全書篇幅約40%。學者通過口述史、日記工作坊的形式，將傳統的研究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了研究主體。盡管她們在書中被稱為“研究參與者”，從這些口述內容和日記記錄中來看，她們并不完全是作為對象被觀察和研究的，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主體意識。

學者的研究目標中包含這樣一個部分：試圖為工人新村處于困境中的基層女性群體發聲，引起社會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從而為她們爭取更多的資源以改善生存條件。基層女性參與研究的目的雖然是隱性的，但實際上與學者并沒有差別，她們大方、勇敢地為自己發聲，訴說自己的生存現狀，同樣是因為相信這樣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所屬群體的生存條件。她們不只是自己的代表，也是群體的代表。只是說，學者擁有提煉、總結和深化問題的能力，基層女性則通過真實的闡述來參與研究。在這些闡述中，跳躍著各種各樣思考的火花，雖然并不是系統的、理論的，但其沖擊力并不亞于學術性思考給到讀者的感受。基層女性的闡述在本書中并不是學者論述的補充，雙方是互相對話、共同探討的關系。

從書寫對象到書寫主體

自最早的書吏用蘆葦稈在尚未干燥的泥板上“寫”下楔形文字開始，書寫一直都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普通人是被動的，他們的行為和思想能夠呈現在漫長的歷史中，都有賴于知識分子的書寫。普通人是被動的，他們的行為和思想能夠呈現在漫長的歷史中，都有賴于知識分子的書寫。普通人的生活和境況一直是書寫者源源不斷的靈感和資料來源，但是他們卻很少有機會參與到書寫中來，甚至成為書寫的主體。口述史很古老，一般認為凡利用口述史料寫作的歷史都可以稱之為口述史，甚至可以認為，人類在發明書寫之前，一直都以口述史的方式來保留歷史。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創建，標志著現代口述史學的誕生。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口述史也開始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各類人文學科研究所使用。它的重要性在于，將口述獲得的資料從日常生活中提取，并讓其有機會進入歷史的話語體系中去。這意味著，沒有書寫權力的普通人有機會“直接”而不是“經由”知識分子參與到歷史書寫中來。有了口述史的加入，來自各種學科的書寫少了“精英性”的色彩，開始具有了“人民性”。不夸張地說，口述史是一個能夠改變社會歷史觀，從而改變歷史的強大工具。在《海上凡花》中，學者將基層女性的口述內容、日記工作坊等一手資料，作為書目的重要章節直接刊出，實際上是把書寫的部分權力從知識分子那里讓渡給了普通人，讓她們從書寫對象轉變為書寫主體。這種共同書寫的方式，豐富了書寫的形式和內容，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知識分子的書寫特權壟斷。

女性研究與女性書寫

女性研究想要取得話語權，或是融入父權制色彩濃重的學術研究體制，適應性生存；或是努力構建女性自己的話語體系，另起爐灶。《海上凡花》讓人看到了后者的可能性。純女性的學者團隊，純女性的基層群體，本書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性別特點，這種特點不僅是表面上的性別，讀者看到的是女性特有的包容、開放、互助和共情能力，在學術研究領域所能夠帶來的十分不同的氛圍。最打動我的，是研究過程中學者和基層女性的雙向教育。

在書中，我們看到基層女性在家庭和社會關系中受到的壓迫和傷害，但她們又是那么堅韌不拔地為了生存與生活而戰斗和忍受，而為自己發聲是爭取平等權利的第一步，在學者的幫助下，她們做到了；與此同時，學者也試圖去理解和真正走進與她們屬于不同社會階層的基層女性的真實生活，在字里行間，流淌著象牙塔外的“真實”所帶來的非一般的觸動和引發的深度思考。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人生的互相書寫，學者書寫基層女性的遭遇和學術性的反思，基層女性也在書寫學者的這段寶貴研究經歷——《海上凡花》這本書就是在雙向教育與互相書寫的合作下，培育出的平凡而繁茂的花朵。

《海上凡花》中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女性的境況與心理，具有“工人新村”的歷史與空間所造就的特殊性，亦反映了“她們”因“女性”的身份而受制于社會與家庭約束的普遍性。特殊性是本書研究的側重點，而普遍性則構成了女性學者與基層女性合作研究的另一重要基礎。不同階層女性的互助與合作發聲，之于女性群體整體具有非凡的意義。

（文/趙琦，自由撰稿人、圖書裝幀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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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成為母親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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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東京貧困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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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基層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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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坡道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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