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爾法元自學3天開悟走完千年棋史、從0到1完爆阿爾法狗，人類經驗再一次被人工智能的算法狠狠吊打。當微軟機器人小冰的寫詩才華超越偽文青，又有“最像人的機器人”Sophia首獲公民身份入籍沙特。“只要你對我好，我就會對你好”——記者會上，“她”還跟擔憂AI威脅的人類曖昧地抖了個機靈。

出版界，那些宣稱人工智能、機器人改變世界的眾多圖書早已紛紛上架。影視界，已是懷舊風物的賽博朋克又重出江湖。近年，科幻電影諸如《攻殼機動隊》應運而生，在上世紀末的東亞城市地景中重新召喚未來。“高科技，低生活”的冷酷機械感，也納入時裝設計的情調，制造一派賽博朋克的消費潮流。

惶然之間，上世紀末紅火一陣的后人類理論再度興起于學界，世界各地大小會議不斷。我們從未如此迫切地因技術引燃的興奮而慌忙探出脖子張望未來。“無機生命將取代有機生命”——世界暢銷書《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向公眾描繪的“未來”似乎不再遙遠。

本月，維綸紐瓦（Denis Villeneuve）的電影《銀翼殺手2049》就在我們的AI震驚余波之中應景登場了。作為1982年斯科特（Ridley Scott）經典賽博朋克電影《銀翼殺手》的續作，《2049》備受矚目，甫一出場即斬獲好評無數，在近幾年好萊塢翻拍的科幻爛片之中脫穎而出。

幾十年間，復制人的世界已幾經易變：當Nexus-8型號制造了“大停電”反抗事件后，復制人一度停產。新老板華萊士接手公司，后又復產。新版Nexus-9型復制人能力更強，也更為服從主人的命令——即使收到主人要求自虐、自殺的指令，也會毫不猶豫執行。在這一背景下，新故事中的復制人不但談戀愛，甚至還生下了小孩，變得比人類更富人性。

這些命題雖然不算全新，但在電影中的開創性再現，必將成為我們審視后人類經驗的又一新文本。倘若今天的我們都早已是賽博格，那么科幻作品中對于技術、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極致推演和想象，已構造于我們正在步入的未來之中。

從2020到2049，現實世界的大歷史怎么了？

《2049》保持了前作新黑色（Neo-Noir）和賽博朋克（Cyberpunk）風格，但整個敘述卻顯得朋克不足、氣悶有余——一方面，這自然因為更新換代后的復制人（Replicant）K馴順且個性寡淡，同樣也與2020到2049背后現實世界的發展改變有關。

追憶1982年《銀翼殺手》的賽博朋克，無法脫嵌于影片背后恢弘的歷史大畫卷。過去一百年來兩次世界大戰與戰后重建之下危機重重，冷戰格局下的軍備競賽興起，美國軍事工業聯合體發展，核危機一觸即發。文化界卻是另一番充滿活力的叛逆景象，60年代披頭士文化、反戰思潮和后現代文化逆流而上。新技術的想象，伴隨硅谷崛起和互聯網普及而不斷滋長；賽博空間、黑客文化、賽博朋克和反烏托邦，在科幻小說和電影中形象地出落了一幅迷人而絕望的未來畫卷：霓虹籠罩著漫天雨水，城市陷落在末日的陰暗與泥濘之中。

而《2049》的今天呢？末日的瑰麗仍并未到來，人工智能的技術現實已經卓有績效，足夠我們驚得將口張作“O”型，而其未來的市場潛力更不可小覷。人類與智能機器的結合已是迫近的現實——不論機器的人類化（如人工智能），或是人類的機械化（如賽博格），不知不覺間，我們都“變成了后人類”。或許如同賽博朋克的定義者、科幻小說家斯特靈（Sterling）早已宣稱的那樣：“沒有一個派別能宣稱把握了人類的正確命運。因為人類已經不存在了。

電影工業的科幻作品總是謹小慎微地不斷追問何為“人類”，如何理解復制人（也是賽博格/仿生人/人工智能）的身份？在《2020》的世界之中，人與復制人之間難以分辨，主角Deckard和Rachel對自己的真實身份產生疑問，而這種疑問驅動著情節的發展；到了《2049》，這種追問依然存在，但“誰是原生人類” 的發問、以及“是與否”的答案卻不再成為問題核心。

當天生設有“服從機制”的Nexus-9型號木訥小生K成為《2049》的男主角之時，《2020》的男主角硬漢Deckard已證實是Nexus-7型號復制人——這類復制人被置入記憶，以為自己是人類的一員，還會伴隨時間而衰老。在《2049》之中，復制人如K并非想要“成為物種定義的人類”，而是欲求如何讓自己的降生有意義，要如何掙得自己的身份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的渴望來自于一個奇跡——復制人的生育所昭示的獨特性。

從戀愛到生育，復制人的奇跡要求重新定義人類

1961年，在新版《控制論》中，維納問：“機器可以生育另一個機器嗎？”他同時擔憂道，“如果機器變得越來越有效率，那么，機器占據統治地位這一災難將距離我們越來越近。”

科幻小說中，“復制人”擁有情感似乎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那么，假如復制人能夠“繁衍”呢？《2049》影片開頭已提出這個問題。K在追殺逃跑的軍用復制人——擁有無限生命的Nexus-8型號之時，意外發現了一具女性尸體。檢驗后發現“她”是復制人，并曾生下過一個小孩。這個小孩便是Deckard和Rachel的孩子。

復制人生下了復制人小孩，那么ta還只是“復制人”嗎？ta是非人、非復制人的“怪物”，該怎么去定義ta的身份呢？想像人類自己制造的“物種”能夠自行繁衍，簡直是一種升級版的恐怖谷理論（人對與自己相似度極高的人形機器人的好感度會大幅下降），這足以顛覆現有人類秩序的想象。也因此，K的上司要求K湮滅所有復制人繁衍的證據，包括被“生下”的孩子。但此時，以“服從”為“天性”的K卻陷入猶豫，理由是：“我從未殺過任何被生下來的東西。”——嬰兒出自母體，也許有靈魂。

Deckard與Rachel的亡命戀愛，創造了復制人的后代，促成了對于人/復制人/機器人之本質的反思。事實上，“絕對理性”本非機器人（Robot）的本性，Robot其詞源可追溯至斯拉夫語中的“robota”，意思是“被強制勞動者”，指封建制度下被強制勞動的農民。遭受奴役的“Robot”本不是冷血的機械，而是有感覺的人。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質問：“機器人懂得如何去愛嗎？”艾西莫夫的小說對此樂觀，其作改變的電影《變人》（Bicentennial Man 1999）便相信總有一天機器人能與人無異，甚至，比人類本身更能懂得什么是愛。

虛擬情人：想象0/1的肉體

新的復制人造物主、公司巨頭華勒斯冷酷地指出，即使奴隸也會繁衍，即使奴隸想要自由。那么，由o/1構筑的人工智能呢？電影中，K的AI全息女友成為另一種人/非人的參照。Joi與K的情話里，體現了靈魂有無肉體的矛盾：“我嫉妒你，你由三個元素組成”；“可是兩個元素更優雅，寶貝”。

與電影《她》（Her，2014）中的云端情人類似，Joi也是一個虛擬的人工智慧情人。不過，Joi是一款萬能產品，她“被設計”成屬于使用者的愛人，依照用戶的意愿，滿足使用者有關情人的所有幻想。Joi只有一種固定的長相，齊劉海長發小臉的溫柔模樣——最直男的女性審美。

人工智能已發展出愛與欲的情感，盡管這些情感很可能內置于算法與程序，但虛擬情人的愛情又確確實實在虛擬影像和聲音之中發生了。當Joi與復制人妓女合體，與K享受床笫之歡之后的次日清晨，Joi對妓女下了逐客令，而妓女則嘲弄Joi，“我進入了你，而你并沒有你自己想像的那么特別。”這反過來也表明，Joi這樣一種批量復制的商品，其實有能力想象自己的“特別的”。的確，Joi會因為“特殊性”的存在而欣喜若狂，她甚至在得知K可能是那個萬中無一的“生出來的男孩”時而為他取了一個真正的名字，Joe。如此一來，純粹的0/1構成與碳素生命體，復制人與AI全息商品，又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呢？他們都在經驗之中生發出對于“真”和“特殊性”的渴求。

Deckard的眼球是人造制品，但重見昔日戀人仍有滾燙的淚水留下——盡管這戀人被他識破并非昔日的對象；K的記憶是虛假的植入，但沿著記憶的蛛絲馬跡卻尋回了真的木馬；現任銀翼殺手K找到前銀翼殺手Deckard之后，詢問他所養的狗真假與否，Deckard說：“你我不知道，你得問他。”在《2049》中，真實與虛假在裂隙之中不斷翻轉，“人類”不再是一個被欲求的范疇，而是被擱置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一種“非人”的新存在狀態。此時“人性”，也不再是傳統人文主義所定義的“人性”——我們需要新的詞匯來界定它嗎？

銀翼殺手K想要成為“真的”、或電子情人Joi所說“特殊”的存在，盡管他本身只是被設定為障眼法中的一枚棋子。故事最終，K救下了Deckard，精疲力竭的最后一刻在雪中流下眼淚，呼應了1982年的Roy的臨死一幕，他們都失敗了，他們沒有遭遇革命，但卻又在失敗中見證了奇跡。

“我見你們人類無法相信的事情。我目睹攻擊艦在獵戶星座邊緣起火；我看見C光束在Tannh?user Gate附近的黑暗中閃亮。這些時刻都會消失于時間洪流中，就像淚水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時刻到了。”《2020》之中，那位英俊、浪漫、狂熱又充滿詩意的復制人Roy如同天之驕子，早已灰飛煙滅，他在4年壽命終結前道出人類所不知曉的奇跡，成為科幻熒屏中的難忘一幕。

沒錯，《2049》不再有這種恣肆的浪漫，它的故事進入了比前作更為監控嚴密、人性蒼白的時代，卻也見證了更大的希望——繁衍與復制、人類與非人的另類可能。賽博朋克的多元化和無政府化世界沒有出現，但在2049年處在資本主義與科技巨頭高度控制的社會之下，游走在社會邊緣的人物卻也成為革命的源頭。復制人妓女和底層勞動者正集結為地下組織，反抗大企業全權控制的敵托邦（Dystopia）世界。而漫天黃沙與核輻射殘跡之下，地球環境也不知不覺中進入了新的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