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們面對寶貴事物消失時的感情一樣，語言的消失也喚起了人們類似的感受。語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為何？那些行將消逝的語言，其所具備的價值，值不值得發動全社會的資源來保護？

2010年，老博阿（Boa Senior）去世，她是世上最后一個能說阿卡博語（Aka-Bo）的人，這門語言只在孟加拉灣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上的部落中被使用。從關于老博阿之死的新聞報道中，我們可以發現，她從2004年的大海嘯中幸存下來——部落里的長老們曾預言過這場災難；同時，她也經歷過日軍在1942年的侵略，以及之后英國殖民者的統治。

語言學家安維塔·阿比（Anvita Abbi）認識老博阿已經很多年，他說：“從她父母死后，博阿就成了世上最后一個能說阿卡博語的人，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四十年。她時常覺得孤獨，并不得不學習印地語的安達曼方言，以此來和他人交流。”

語言的消失自然是不幸的，但究竟是為何？阿卡博語就像其他種種瀕臨消失的語言一樣，對世上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沒有什么影響。不過，就像我們面對寶貴事物消失時的感情一樣，語言的消失也喚起了人們類似的感受。

可同樣也有觀點認為保護小語種語言無非是在浪費時間與資源。我嘗試好好弄清楚這兩種彼此對立的態度。

關于小語種語言，最為簡單的定義就是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使用這些語言的人數沒有過半。通常當人們提到小語種時，指的是那些即使是在其使用范圍最廣泛的國家或地區里都只是少數人在使用的語種。

這就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我們尤其關注目前瀕危的小語種，或是那些不加以搶救保護就將面臨消失的小語種。

當一門語言消失時，我們所懷有的那種悲傷其實是很復雜的情緒。老博阿之死不僅標志著一門語言的消失，也標志著她所屬的文化的消失——這種文化曾是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們極為關注的。這也是由壓迫和暴力所導致的損失。另外，就“世界上最后一個能說某門語言的人”這個身份來說，其中夾雜著一層憂傷的意味。像老博阿一樣的人們將遭遇這樣的境況：那些能和他們用母語交流的人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不管是否牽扯到語言的死亡，曾繁榮一時的文化最終消逝，孤獨，以及失去所愛之人，所有這些都糟透了。

而語言之死所喚起的悲傷之情并不能對語言本身起到任何幫助。至今仍被廣泛使用的語言不用擔心面臨悲劇結局，因此也不會像小語種那樣喚起我們內心的情緒。不出所料的是，關心小語種的存亡也常被當作多愁善感之舉。研究語言政策的學者們觀察到，主流語種常常被奉為既實用又有助于社會進步的，而小語種則被視為發展的阻礙，而他們的價值也被認為主要只是感情用事。

我們傾向于認為，感性是出于對某物的依戀而帶來的夸張情感。之所以稱其夸張，是因為它并不能反映某物的真正價值。已故哲學家G·A·柯亨（G. A. Cohen）描述過一塊反復使用長達46年的橡皮擦，這是他剛當上講師時買的，他“極不愿意失去它”。我們都會珍視這樣的事物：用了幾十年的橡皮擦、我們孩子畫的畫、某次去見愛人或家人的旅途所留下的老舊火車票——這些東西對別人來說一點價值也沒有。如果說重視小語種的價值是多愁善感，那此舉的價值堪比柯亨對他的舊橡皮擦的珍視。故意把橡皮擦消滅掉是殘忍的，要是柯亨寄望于動用社會資源以調查這塊橡皮擦的價值并加以保護，顯然又不合理。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表明了小語種的當前處境：他們所具備的價值，并不值得發動整個社會來保護他們。

對此觀點有不少回應。

首先，小語種的價值不單純只是感情用事的。語言充滿著科學趣味，并且有一整個致力于語言研究的科學領域，以追溯他們的歷史，研究語言與語言之間的關系，以及語言與其所依存的文化之間的關系等。理解語言甚至有助于理解我們的思考方式。一些人相信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會影響我們的思維，甚至會說是語言使得我們的想法得以成為可能。這種主張與所謂的“薩丕爾-沃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有關，哈佛大學的語言學家及認知科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稱該假說是“錯誤，徹頭徹尾的錯誤”。

薩丕爾-沃夫假說自然會和各種令人懷疑的神話傳說聯系起來，這就包括這一普遍認為但又是錯誤的觀念，即認為愛斯基摩人有數量驚人的關于“雪”的詞匯。但其核心觀念又并非如平克所認為的那樣錯得離譜。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沒有語言的話思考將不可能，但諸多證據都指出，語言會影響我們的思考及體驗世界的方式。例如，根據其所使用語言的不同，英德雙語人士會對情緒進行不同的分類，西班牙語和瑞典語雙語人士在回憶過往時光時有著不同的呈現方式，荷蘭語和波斯語雙語人士則對于音調高低有不同的感覺。甚至平克也很清楚地找到了語言與思維之間顯著的聯系：他認為思維潛藏在其語言之下，并稱之為“思維語言”。無論如何，這場論戰只能依靠“經驗之談”加以解決，即盡可能多地研究語言（以及他們的使用者）。由此，語言在非感性化的理由之下依然具備其價值，這一點也不會引發疑問了。

其次，讓我們再深入了解一下感性的價值。為什么有些價值衡量會被稱為是“感情用事”的呢？這種說法常用在形容某些人對與其個人聯系密切的事物倍加珍惜，例如柯亨和他的橡皮擦。柯亨稱這種價值為“個人價值”。而具備個人價值的事物對和他們不具備個人聯系的人們來說，其價值就要小得多了。還有一種感情用事的表現是，珍視那些和對我們在乎的人、事、物之間有聯系的事物。這一價值就體現在發達的名人照片交易中，這也解釋了為何全世界的父母都會把他們孩子的畫作貼在冰箱上。

“感性”這一概念大體上是貶義的——我們把多愁善感視作低等的價值（比如和實際使用價值相比），但就算如此，當與他人的情感聯系不會給自己添麻煩時，我們依然樂于沉迷其中。父母對他們子女畫作的情感不會給他人帶來不便，可對小語種的情感就相反了，因為這需要用于支持相關事業的力量與資源。這也解釋了，為何對一些人來說，小語種根本不值得人們多慮。

然而，感性不是可以輕易被拋到一邊的。更深入地審視，會發現我們的文化是由那些看著非常接近感情用事的價值所支撐起來的。仔細想想下文的對比。我們都會認同的是，柯亨堅持“感情用事”，他拒絕把舊橡皮擦換成新的。但如果是盧浮宮，也會拒絕一個技藝精湛的偽造者提出的，把《蒙娜麗莎》換成一幅比起原作來講修復了畫面損耗的“改良版”偽作的要求，而我們不會將這一決定視作感情用事。相反，如果盧浮宮方面同意了這個偽造者的要求，可以想見，全世界的報紙頭條都會被這則驚人的故事所占據。分辨這兩個例子所牽涉的價值觀時，我們所采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其實彼此間非常相似。兩個例子都分別表明，帶有既定歷史背景的某一概念，其價值高于另一個有著不同歷史條件的概念。

感性解釋了為何應該扶持瀕危的自然語言而非克林貢語。

這種價值是無處不在的。我們保護中世紀城堡、埃菲爾鐵塔和羅馬斗獸場，并不是因為他們是實用的，而是因為他們具備歷史與文化價值。2015年，ISIS武裝在占領摩蘇爾城后摧毀了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物時，憤怒的記者們都強調了被毀壞的文物與古文明和已消失的文化間的聯系。我們之所以重視語言，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歷史與文化價值。事實上，哲學家尼爾·列維就認為這是我們重視語言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在某些語境下，類似的重視與保護行為會被貼上“感情用事”的標簽。要是小語種在某種程度會因為感情化的原因被加以重視，那其實他們并不孤單。

對小語種的重視常被認為是感情用事，但同時也經常受到稱贊。紀錄片《我們依然住在這里》（We Still Live Here, 2010）講述了萬帕諾亞格語（Wampanoag language）的重生，這門印第安人的語言本已消失長達一個多世紀。影片稱贊了這門語言的重生，也表揚了復蘇這門語言的先行者“小腳趾”杰西·貝爾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她的先人曾是萬帕諾亞格人，而自己的女兒則成為該語言重生后的第一個使用者。貝爾德收到了麥克阿瑟基金的資助，用以完成她的研究計劃，而她的成功則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并收獲了不少榮譽，包括波士頓凱爾特人籃球隊頒發給她的“我們之中的英雄”獎項。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歲的卡特琳娜·以掃（Katrina Esau）是僅存的三位能說南非起源性語言“N|uu”的人之一。過去十年，她在家鄉開辦了一家學校，教當地的小孩N|uu語，以此來保護這門瀕危語言。2014年，南非總統祖馬向她頒發了“猴面包樹勛章”。貝爾德和以掃都得到了全球各地的新聞報道，表彰她們對各自社群的卓越貢獻。

看到感性能收獲尊重也是件幸運的事情。如果不僅僅從科學和學術價值關注語言，很難解釋為什么更應該保護現存的小語種，而非讓早已死去的、已經沒人再關心的語言重生；也很難解釋為什么更應該扶持諸如中美洲的蘭卡語（Lencan language）這樣的瀕危自然語言，而不是沃拉普克語（Volapük，19世紀德國天主教牧師創造的語言）或者克林貢語（Klingon，《星際迷航》中的外星語言）這樣的人造語言；并且，很難解釋為什么應該保護瀕危的自然語言，而不是發明一種全新的語言。

我猜，就算是那些對扶持瀕危語言不抱以同情的人們，相比于以掃保護N|uu的愿望，他們更有可能被一門全新的人工語言的創造與發展所迷惑。當然，其實并不存在這種發明活動，盡管發明和壯大一門新語言相當具備科學趣味。更應該保護現存的自然語言，而非創造新語言的原因就在于，前者具備歷史的與個人的價值。這些價值恰恰就和所謂感性有關。

如此一來，小語種語言就是有價值的。這是否意味著社會應該傾注資源用以扶持他們？不盡然。小語種的價值可能不如不保護他們所帶來的價值。關于這個情況是否屬實，不妨看看這兩個因素：扶持小語種給人民帶來的負擔，以及削減語言多樣性的好處。

雖說我們對小語種的重視或許會和保護中世紀的城堡一樣有著相似的理由，但如何去做這兩件事之間，還是有著重要的區別。保護小語種相比于保護一座城堡而言，會給人民帶來更多負擔。我們可以通過雇人來維護一座城堡，但保護小語種的話，不能靠支付人們一定數量的金錢以維持現狀。實際上，我們需要讓人們把語言變成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尤其是當他們要成為使用者的話就更需如此了。有些人可能會樂于充當志愿者，但如果我們想讓語言在熱情之外也得以發展，就必須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不管他們樂不樂意。這通常也會涉及到立法問題，以確保兒童在學校接受小語種教育。

類似的政策是有爭議的。一些父母認為，讓孩子學一門實用的主流語言，是比學沒什么用的小語種語言更好的選擇。然而，對母語為英語的人們來說，他們最常接受到的主流語言教育——包括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并不如他們想的那樣實用。對于小孩子來說，一門語言的實用性，在于能幫助她和更多的人交流，讓她能理解更多的地區，哪怕只是鄰近的國家。但是，英語的使用范圍實在是太廣了，在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都有所使用，哪怕一個只會說英語的人，在這些國家旅游時也不會遇到太大麻煩。如果他決定學習這幾個國家所用的某一門語言，那在實用性方面，他所期望的回報可能很低。

如果英語國家的人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到實用的語言，那我們更應該教給他們那些母語者不太熟悉英語的語言，比如阿拉伯語和漢語這樣的在英美兩國的學校里不常教授的語言。當然，有些英語母語者認為學什么外語都是無意義的，因為英語是如此廣泛地被使用著——想想對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國人的成見之一就是他們不學西班牙語——但那些支持孩子學外語的家長們并不支持這一觀點。因此，支持英語國家的小孩學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且不支持小孩學當地的小語種的人們，往往難以證明他們的態度選擇是實用的。這樣一來，為何英語國家的小孩學習像德語和西班牙語這樣被廣泛使用的語言，會被認為是一件好事呢？我認為理由和那些認為學習小語種是好事的人們所堅持的理由是相似的，即去探索不熟悉的文化，用當地人所使用的語言進行交談以示尊重，以及通過學一門語言來獲取認知技能等等。

語言不會溫和地走向死亡。

我認為讓孩子——包括大多數人——學習小語種有助于增強社區間的聯系。他們能對自己所屬群體的文化和歷史產生新的認識與思考。他們也獲取了這樣一種技能，能參與到那些不懂語言的話就難以加入或難以察覺的文化之中，這便是采用小語種的活動與機會。我花了大概一年半學習威爾士語。我出生并成長在威爾士，但直到最近，我和這里的語言都沒有扯上太大的關系。我現在回到威爾士，帶著對威爾士語淺薄的理解，我感到這個本已熟悉至極的地方又在我眼前呈現為一番新景象。遇到說威爾士語的人時，我感到興奮。很高興我的侄子也在學校里學習威爾士語。對于并不保守的我來說，這種強大的保守感覺令人感到驚奇而又陌生。但不只是我有這樣的感受，而是經常在保護小語種的運動中被反復提及的有益之處。

最后，讓我們想一下非常不同的反對保護小語種的觀點。語言多樣性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圣經》里有這樣一個故事：針對人們建造巴別塔的行為，上帝施加處罰，曾經只說同一語言的人們自此說起了不同的語言，并深陷于語言不通的困擾中。現在已經少有觀點認為語言多樣性是一種詛咒，但很明顯，在其他一些領域的交流中，我們都傾向于制定標準，例如數字、長度和體積等。采用單一語言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這能讓我們在世界各地旅游時，不憚于與我們遇到的人們交談。在翻譯和口譯上也能省下好一筆錢。科學領域的研究進展和其他的新聞也能更快、更全面地被傳播開來。保護語言多樣性，其實也是在維護一種交流的障礙。難道讓盡可能多的語言死去，只留下一種通用語不是更好的嗎？

但平穩且公平地推行一門通用語言是困難的。總的來說，死去的和瀕危的語言并非是在一代代人對主流語言的自由選擇中，溫和地走向死亡和死亡邊緣的。語言的死亡史是一部暴力史，一如在下面這些書里所反映的一樣：大衛·克里斯特爾的《語言的死亡》（David Crystal: Language Death, 2000），丹尼爾·內特爾和蘇珊·羅曼的《消逝的聲音：世界各語言的消失》（Daniel Nettle and Suzanne Romaine: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2000），以及托維·斯庫納布-康格斯的《教育中的語言屠殺》（Tove Skutnabb-Kangas: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2008）。

在不傷害其他語言使用者的情況下推行通用語是一件麻煩事。另外，如果我們在意行為的正義性，只放棄對一些群體和小語種使用者的傷害顯然還不夠。考慮到這些群體在過去所遭受的種種不公，他們大概還應該得到應有的補償。這也是保護小語種運動人士所常持有的觀點。這種補償將以何種形式付諸實踐是充滿爭議的，但顯然不包括將地方語言抹去并另找東西取而代之。

或許，如果有人像上帝一樣創造世界，可能只提供單一語言要比創造多語言環境要好得多，就像《圣經》所描述的前巴別塔時代一樣。但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語言多樣性非常豐富的世界，這些語言都和逝去的歷史時光以及文化彼此關聯，一些語言遭受過虐待和持續的迫害，不過其中一些還繼續得到其使用群體和除此之外的人們的保護和捍衛——一旦我們已經擁有這些事物，除非犧牲大量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否則基本沒有回頭路可走。

本文原載《萬古》（Aeon）電子雜志，作者為倫敦大學哲學講師，莊沐楊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