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翠花，上酸菜”可以喚醒冬眠中的東北人，沒有酸菜的東北是不正宗的！

其實不光東北，廣西螺螄粉、安徽臭鱖魚、新疆酸奶、山西老陳醋、上海糟鹵……都表露著人類對酸腐口感的偏好，也可以說是一種生物本能——利用胃酸進行消化的物種通過攝入酸性物質促進消化吸收，減輕消化系統負擔，也可以促進食欲。

19世紀初，德國部分地區的農民從酸菜貯存工藝中獲得靈感，用類似方法來保存牛羊的青綠飼料，后來經過不斷迭代更新，逐步形成了現代的青貯飼料。1945 年，芬蘭化學家阿圖里·伊爾馬里·維爾塔寧（Artturi Ilmari Virtanen）因為對現代青貯工藝的貢獻獲頒諾貝爾化學獎。簡單說，青貯工藝的科學原理在于：利用飼料發酵，提高飼料的酸度，讓有害細菌失去活性，從而達到一個穩定保存的目的。

青貯飼料在養殖業大規模推廣以后，不但有效克服了飼料配方季節性的問題，可以實現動物的常年增重，同時也大幅度擴展了飼料來源，提高了營養轉化效率。目前，青貯飼料不僅廣泛用于牛羊等反芻動物飼養，同時也用于生豬、家禽養殖；甚至也有魚青貯飼料。可以說，青貯是人類在動物飼養方面的革命性突破，等價于新大陸物種的發現和利用。

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農耕為主的國家，動物飼養的主體是農戶家庭，這就注定了養殖規模很小，飼料來源和養殖方式也相對原始。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一直試圖推廣青貯技術，但受制于當時的農業生產實際，養殖并不是農業發展的重點，進展十分有限。

我國青貯飼料的大規模推廣是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國家大力整頓奶牛養殖，提高規模化、規范化養殖水平。隨著奶牛養殖規模化的興起，青貯飼料得以大量進入奶牛養殖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來，隨著國人食物消費結構的升級，動物性食物消費不斷增長，國內養殖模式規模化全面提速，飼料產量從2008年的1.1億噸增長到2021年的2.8億噸。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已經認同玉米作為飼料的現實，在筆者看來，青貯飼料走進公眾視野并獲得認同也是早晚的事。

但多少讓人有些意外的是，一則“小麥青貯一畝1500元”的小視頻會掀起這樣的風波，甚至“齊紈魯縞”的典故也被刨出來溫故知新。

這件事的原罪在于“高價”——一畝成熟小麥才1200元，憑什么半生不熟的青麥能到1500元？事出反常必有妖，基于這一推理邏輯，有網友捋出了一條線索——那一定是境外勢力哄抬青麥價格以達到損害小麥收成的目的，就像當年齊桓公哄抬魯縞價格讓魯國人都不種糧食那樣，簡單說就是對我發動“糧食戰爭”。

若是平常的年份，這種“推理”大概會被歸入陰謀論而一笑置之。但今年以來，由于新冠疫情以及美元量化寬松的政策，全球農產品價格始終維持在高位運行，俄烏沖突爆發后，更是出現價格跳漲，目前處于196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小麥價格今年以來就上漲了50%，“糧食危機”的說法更是時有耳聞。在我國，受到疫情下“囤貨”的影響，全社會對糧食安全的弦更是繃得比任何時候都緊，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輿論的恐慌。

“小麥青貯”輿情爆發后，有關主管部門迅速反應，要求各地“排查毀麥開工、青貯小麥等各類毀麥情況”，“確保顆粒歸倉”。政令一出，相關養殖企業停止收購青貯小麥，事情遂告一段落，但也令種植青貯小麥的農戶欲哭無淚。

這里不妨回到問題的最初——青貯小麥的價格上來，做一探討。當我們談論價格，有時指的是雙方的合意，是達成買賣的價格，比如證券市場的價格，它對應的還有實際成交量。這個價格可以作為市場的風向標。

還有一種價格，只是單方面意愿的表達，例如房地產掛牌價格，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至于賣方愿意掛1萬還是1億，與成交價格往往并不對應。現實中之所以掛牌價和實際成交價接近，是因為絕大多數賣家是想成交的，離譜的價格顯然不會被接受。換句話說，在小視頻里出現任何報價都不用奇怪，因為它不必對應實際成交。

那么，我國小麥青貯實際價格（而非個別的報價）是多少呢？全國3.5億畝小麥，有多少用做青貯，做青貯的又有多少能賣到1500元/畝呢？是不是只要有一畝青貯小麥賣了1500元，全國人民就可能吃不上面條了呢？

根據我們調研，在過去幾年當中，1噸青貯小麥不超過300元，最好的價格也不會超過400元。這個價格大致與玉米青貯價格相當，畢竟兩者是完全替代的。一畝地青貯小麥生物量2噸，按照每噸400元計算，實際價格應該是一畝800元，這個價格較成熟小麥1200元要更低，更符合社會一般價值認同。

而也正是由于小麥青貯和玉米青貯的完全替代性，在青貯飼料結構當中，小麥青貯份額始終很低——一畝玉米青貯的生物量有4噸，而小麥才2噸，所以絕大多數小麥都會以籽實形式收獲，而不是青貯。2021年全國玉米播種面積6.5億畝，其中青貯玉米面積大約為4000萬畝。結合青貯飼料結構，業內測算2022年青貯小麥面積不到400萬畝，約占小麥種植面積的1.1%，而實際情況可能更少。簡言之，小麥青貯的用量非常有限，甚至不值一提。

當然，小麥青貯的輿情也反映出一些實情，就是今年小麥青貯的用量確實增加了，并由此推動小麥青貯價格上漲。但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短期和技術性的——2021年整個黃淮海地區夏季洪澇嚴重，玉米青貯收獲不理想，很多養殖場沒有囤夠玉米青貯。當時養殖戶從經營策略來講，也希望等一等——一來減少現金占有，二來存在價格下跌可能，三來考慮到疫情防控增加了運輸難度和成本；再不濟到2022年也能用小麥過渡一下。

綜上，“小麥青貯”并不會導致全國人民沒面吃。相反，小麥青貯現象恰恰是我國糧食安全有保障的表現。2021年，我國小麥產量1.37億噸，玉米產量2.73億噸，而玉米都做了飼料——不是說玉米不能吃，而是說國人對食物的選擇更豐富了，除了米面，還有肉蛋奶等等。而提供肉蛋奶恰恰是需要青貯飼料來提升的養殖業。

在之前的專欄里，我們曾談論我國的“口糧絕對安全”，這是由我國糧食生產能力和約占全球一半的糧食庫存來保障的。2021年中國水稻小麥產量是3.5億噸，人均每年500斤，折算成大米面粉是人均每天超過1斤。同為14億人口的大國，印度人均年產僅有240斤，每年都在出口稻米和小麥，而中國卻是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

強調糧食安全固然無可厚非，但決策卻不應出于恐慌。在我國農業發展的大圖景下，糧食安全和小麥青貯并非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目前，我國國民的食物營養水平處于黃色人種的最高水平，這是包括推廣青貯技術在內的農業規模化、專業化發展的結果。實在沒有必要一聽“小麥青貯”就變色，自廢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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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冰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