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保護地球生物資源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于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隨后的十年時間里，109個公約簽署國共投資144億美元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144億美元對應的成效，始終是個無法量化的謎。

當地時間10月25日晚，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在線發表了一篇論文，首次揭開了上述謎底。

受益于1992年之后投入的144億美元保護資金，109個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在1996年至2008年期間平均下降了29%。這項研究由來自牛津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倫敦大學學院、西蒙弗雷澤大學、美國佐治亞大學、布朗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等多個高校和機構的團隊合作完成。

研究團隊給出這份答案其實是順便之舉，重點成果在于其首次提供了一種量化計算方法，進而指導決策者進行未來的保護資金投資。研究者認為，生物多樣性改變的最終速率實際上是受人類發展壓力和保護因素的同步影響，因此建立了一個結合各方面影響的統一模型，稱之為PACI（pressure-and-conservation-impact）模型，并對其進行最優擬合。在這一計算模型中，投入資金、國內生產總值（GDP）、農業擴張、人口增長、政府管理質量等因素均被要求考慮在內。

論文指出，對各國政策決策者來說，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困境在于無法從數字層面看到投入的成效，這也就嚴重阻礙各國政府資金的投入。此番首次給出的量化計算方法，或能對重塑全球生物多樣性政策提供一個建設性的機會。

然而，該論文最后還給出了一個不太好的消息：在他們的計算模型之下，隨著人類發展壓力的持續加劇，我們需要與之平衡的保護資金將只能不斷增加。

歷史決策難題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在所有形式、層次和聯合體中生命的多樣化，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基因）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它形成了一個生命系統，人類只是這個生命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依賴它而生存。

然而，在最近的100年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速度在急速增加。有研究指出，地球上58%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完整指數已低于安全值。農業用地擴張、人口增長、城市發展等人類活動則往往被認為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罪魁禍首”。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1988年開始探討對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需要。1992年5月22日，由其發起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旨在保護地球生物資源。截至2004年2月，該公約的簽字國有188個。中國于1992年6月11日簽署公約，1992年11月7日批準，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書。

最新這篇論文中提到，盡管有諸如《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等多項國際公約的努力，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卻并不理想。

200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六次會議在荷蘭海牙召開，提出“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即各方承諾“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區域和國家生物多樣的喪失速度”。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次會議在日本愛知縣舉辦，會上通過了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所謂的“2020目標”即“采取有效和緊急的行動以阻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并確保到2020年生態系統有復原能力并繼續提供主要服務，從而保障地球生命的多樣性，為改善人類福祉和消除貧困做出貢獻......”

研究者則認為， “2010目標”至今仍未實現，而“2020目標”目前看來也將不能實現。而這些目標之所以實現困難，關鍵在于各國政府擔心投資“打水漂”。

該項研究的主持人，來自于牛津大學的Anthony Waldron表示，“25年以來，我們已經知道必須投入更多資金用于自然保護，否則我們將面臨類似于恐龍滅絕的一次現代大規模滅絕。但是政府和出資者并不情愿提出必要的預算，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幾乎沒有事實證據能證明保護資金會帶來任何成效。”

Anthony Waldron認為，這次的研究結果將能鼓勵這些決策者重拾1992年達成《生物多樣性公約》時的積極性，并在當下為地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充分資金。

首次給出量化計算模型

研究者在論文中指出，生物多樣性改變的最終速率實際上是受人類發展壓力和保護因素的同步影響。為做出準確預測，他們給出一個需結合各方面影響的統一模型，稱之為PACI（pressure-and-conservation-impact）模型。

通過對PACI建立回歸模型（對統計關系進行定量描述）來預測BDSs（生物多樣性下降分數），回歸模型中的變量因素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保護資金（按年算）數據、GDP、農業擴張（以及它和森林減少的關系）、人口增長、政府管理質量等。

在最優擬合的回歸模型中，研究者得出一些結論。保護資金能急劇減小BDS值，而GDP增長和農業擴張則傾向于增加BDS值。在最貧窮的國家，也就是GDP基數很低時，GDP增長的影響會減弱。在用于農業土地比例相對較小的國家，農業擴張影響更大，反之在農業土地比例本身就處于中上水平的國家，這一因素就不太重要。

另外，研究者還得出，隨著政府管理質量的改善，農業擴張的后果會被相當程度地降低。而GDP增長的影響效應則會隨著人口增長的加劇而擴大。最后，相比于在高收入國家，保護資金在低收入國家能發揮更好的效果，或者在瀕臨滅絕物種越豐富的國家，效果也會大大提高。

在研究過程中，還參考了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紅皮書》中所有鳥類和哺乳動物在1996年至2008年間的狀態變化。該團隊發現，在1996年至2008年期間，全球BDS中的60%僅由7個國家引起，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有7個國家實現了生物多樣性凈增加（也就是BDS為負），分別為毛里求斯、塞舌爾、斐濟、薩摩亞、湯加、波蘭和烏克蘭。

研究團隊還利用模型做了一次預測，假設每個國家能增加500萬美元的保護資金（全球年度預算將提高42%），對作為生物多樣大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秘魯來說，BDS值將分別下降33%和54%。

另外，不同的發展階段導致國內社會經濟壓力不同也會使得投入資金發生變化。例如，在1992年至2003年期間，秘魯如果想讓生物多樣性喪失減少50%，就需要在原有水平上再額外支付460萬美元。然而，如果處于2001年至2012年期間的社會經濟環境壓力之下，完成同樣的目標將額外支付570萬美元。

研究團隊最后指出，此番創造性提出的量化計算模型雖然為目前緩慢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了光明，但同時也暗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壓力的加劇，我們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保護資金與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