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創辦于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后，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合組而成。長期以來，西南聯大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氣象，大師云集、人才輩出的空前盛況，成為最具學府氣質與人文精神的大學，是人們心目中理想大學的典范。2017年11月1日是西南聯大建校80周年校慶，1945年迎著春風走進校園的青年們如今也已經年屆90高齡了。本文對西南聯大整部史詩的第一篇章——西南聯大創設的若干問題做進一步的考察：為什么要設立聯合大學？這個倡議是怎樣醞釀產生的？為什么并非所有大學都聯合遷校？

全面抗戰的前夜

30年代的北平，雖然因為新政權奠都南京而失去了“帝都”的身份，卻仍然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告別了征伐不斷的舊時代，北平這座文化古城迎來了一個建設發展時期。國立北京大學地處城里，位于故宮的東北角、景山以東，歷經被并入京師大學校和北平大學兩場劫難之后成功復校，在新校長蔣夢麟的領導下再度中興。長期飽受經費缺乏之苦的北大，這時因為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合作補助，延聘了23位國內外一流學者擔任研究教授，并在1935年相繼完成了四大建設，即西式新圖書館、地質館、學生宿舍和大操場。

戰前北大新竣工的西式新圖書館

而遠在西郊的清華，先是在1928年經過校長羅家倫的不懈爭取，從外交部改隸教育部，廢除了基金董事會，掃除了學校發展的重大障礙，正式的成為了國立大學。此后短短數年，相繼建成生物館、土木館、氣象臺、化學館、機械館、電機館、水力實驗館，擴建圖書館和體育館，并修筑了5棟學生宿舍和新林院、普吉院兩片數十套教授住宅。清華因為庚子賠款的關系地位獨特，經費充裕穩定，出手闊綽，再加上畢業生可以獲得庚款資助出洋留學，得天獨厚的條件讓其他各校望塵莫及。梅貽琦就任校長后，清華迎來了平穩發展的時代，很快躋身一流大學之列。

然而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軍事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中日沖突時有發生，北平城頭上的戰云越來越低。師生們一邊爭取時間發展學術，一邊也心憂時局并著手做了一些準備。1933年初，日軍進犯長城東段，局勢一度緊張，北大奉令將珍貴圖書儀器和重要檔案包括古籍善本、理學院各科全套科學雜志等共300余箱分兩批運到滬杭等地保存，9月華北時局告一段落以后又悉數運回。

同年，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已經享有世界聲譽的理論物理學家王守競“覺得必須為國家做點實際的事情”，毅然放棄原有專業，受政府征調投身國防工業，先后創辦光學儀器廠、中央機器廠，為國家研制生產兵工器材、發電機、汽輪機、電動機、冶金爐和汽車。北大化學系主任曾昭掄率先在校內開設國防化學課程，親自編寫《炸藥制備實驗法》。1936年6月，曾昭掄率化學系師生代表團赴日本考察，以增加對日本的認識。1936年11月，曾昭掄和清華物理系教授葉企孫分別組織師生服務團，冒著嚴寒，攜帶自制的防毒面具、藥品、無線電設備等奔赴綏遠慰問前線將士。1935年，清華果斷停止了文、法學院大樓的建設，由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提議，把湖南作為將來戰事一旦擴大的退路。1936年春天，清華著手與湖南省政府接洽創辦湖南分校，興建校舍，這年冬天還秘密把一部分圖書儀器運到了漢口。

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競教授（左一）

為了應對戰爭，政府從國防、經濟和交通建設、外交等方面進行積極的準備，1935年4月，國防設計委員會和兵工署資源司合并成立資源委員會，從事資源調查和重工業建設，蔣介石親任委員長，翁文灝任秘書長。1935年7月，蔣介石提出：“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后之線，而以川黔陜三省為中心，甘滇為后方。”據此，資源委員會提出了在湘、鄂、贛三省建立后方戰略基地的設想，擬定了雄心勃勃的重工業建設三年計劃。1935年下半年，粵漢鐵路即將全線通車，中國地質學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丁文江決定到湖南考察粵漢鐵路沿線煤礦，以解決一旦戰端開啟華北淪陷北煤不能南運的問題，為國家長期抗戰做準備，同時也為清華大學南遷選址考察。其中，譚家山煤礦是沿粵漢鐵路唯一的重要煤礦，是資源委員會重工業三年計劃中的項目之一。丁文江親自深入到斜度170米、井下傾角45度的洞底考察，不料竟因在旅館煤氣中毒及人工呼吸時致肋骨折斷引起發炎而意外逝世。

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因公殉職以后，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朱家驊出任該院總干事，而朱家驊本人不久被任命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對于中研院院務勢難兼顧，乃請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代理總干事一職。中央研究院采用的是內閣制，實際院務由總干事承擔，這時創院院長蔡元培又在病中，院內諸事實際上都由傅斯年一手辦理。1936年秋天，中央研究院預料戰爭即將爆發，計劃將該院遷移后方，并先將地質研究所一部分移往廬山，該院本部則在長沙籌設工作站。

廬山談話會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他的聲望到達了空前的高度，民眾普遍寄望于蔣介石領導國家共赴國難。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會后蔣介石表示“不但要集中人才，而且要多方征集人才”，“尤其是對國內具有真實學問與愛國熱忱之知識分子與大學教授，更是虛心咨訪，極意尊重”。

1937年6月，蔣介石和汪精衛決定在廬山牯嶺圖書館召開各界代表人士談話會，分三期舉行。7月初，首批受邀人士陸續抵達廬山，他們當中有大學校長18人，包括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等，也有來自北大的教授胡適、張忠紱、陶希圣、趙乃摶、梁實秋，來自清華的教授吳有訓、陳岱孫、張奚若、陳之邁等。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這時已經隨史語所遷往南京，并以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干事的身份參會。恰在此間，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形勢驟然緊張，牯嶺一時成為全國各方矚目的焦點。

7月16日上午9點，第一期談話會開幕式在廬山圖書館大禮堂舉行。下午3點，蔣夢麟、竺可楨、王星拱、朱經農等二十余位教育界人士議決建議于大會：“如戰事發生，學校不停辦。”17日，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做長篇演講，明確表示“盧溝橋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處心積慮地謀我之亟”，“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蔣介石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國民政府第一次以強硬口氣表明抗戰決心，一時間群情振奮，與會者感覺牯嶺的風云都變了顏色。

廬山談話會期間蔣介石發表講話

19日下午4點，召開國立大學校長談話會，蔣夢麟、羅家倫、梅貽琦、竺可楨等與會，交換戰時學校如何處置的意見。20日上午9點，召開教育組會議，胡適談到“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如果真需要一個中心思想，那么，國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動的目標”。22日，參加第一期談話會的各界人士就陸續下山了。

廬山談話會凝聚各方共識，宣示了中國將堅持長期抗戰直到最后勝利的決心。針對教育領域，政府確定了“戰時須作平時看”的總方針，教育界代表一致認為戰時教育非但不能停辦，而且應該是常態的教育，堅持抗戰和建國相結合，著眼于國家發展的百年大計。這個共識成為了此后國家戰時教育政策的“定海神針”，也是后來史詩般的大規模學校內遷的先聲。

倡議設立臨時大學

7月29日，北平淪陷。同一天，日寇派出數十架飛機對天津市政府、鐵路總站、東車站、電話局、郵務總局及南開大學共六個目標進行狂轟濫炸。30日午后，日寇繼續從海光寺方向炮擊南開大學，隨后派出百余名騎兵和數輛滿載煤油的汽車，闖入校園肆意縱火。“秀山堂、思源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煙火之中，煙頭十余處，紅黑相接，黑白相間，煙云蔽天”，這座由嚴修和張伯苓創辦的中國近代最著名的私立大學毀于一旦。當天下午，張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31日中午，蔣介石宴請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等人。在午后談話時，張伯苓表示：“南開已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個南開。”蔣介石當場表態：“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1937年南開大學被日寇轟炸后的建筑廢墟

早在戰前張伯苓與蔣介石就已經建立了良好的私誼，蔣“對南開校風及張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辦學精神尤為欽佩”，多次為身為私立學校的南開撥款、捐款，補助辦學經費，張伯苓已經躋身社會名流，南開中學成為當時最負盛名的中學。此時南開被毀引起了廣泛的同情，張伯苓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被蔣介石視為整個國家堅決抗戰的象征，這也是私立南開大學能與國立的北大、清華聯合起來的一個原因。

當時平津交通已經中斷，參加廬山談話會的平津教育界人士轉到南京繼續商討對策，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等一直暫駐在南京教育部大樓。8月1日上午10點，竺可楨、梅貽琦到南京衡山路51號傅斯年家，商談在長沙租屋為中央研究院及清華避難之所。2日上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開院務會議，傅斯年做報告提出遷湘，除了時在北平由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外，其他各研究所均愿搬遷長沙。當晚，傅斯年在史語所宴請張伯苓、胡適、陶希圣、梅貽琦、曾昭掄、何廉、竺可楨等人，繼續討論遷移事項。就在這段時間，這幾位負責人經過反復磋商做出了遷校長沙的計劃。

之所以選定長沙，除了經常被人提起的清華大學提前在長沙建立分校的原因以外，還要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也在戰前選定長沙籌備工作站，而清華在長沙建設的校舍這時還沒有完工。更重要的背景是，國民政府雖然已經做出背水一戰的準備并對外發表了嚴正聲明，但并沒有完全放棄通過外交和談判手段解決中日沖突，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就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時候，中日沖突的主要戰場還在華北，長沙一帶仍屬于政府的后方戰略基地。

至于組建聯合大學這個提議，根據羅家倫的回憶，最早出自傅斯年，“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而為西南聯合大學的主張，是孟真出的，他為西南聯大，頗盡維護之能事”。胡適（北大文學院院長）、王世杰（原北大法律系主任、時任教育部部長）也是倡議人，經與三校負責人共同商議，決定把有“通家之好”的三校聯合起來。這里要特別指出兩點，一是當時教育部批準的名稱是長沙臨時大學，二是組成這個臨時大學的除了廣為人知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以外，最早還包括中央研究院。

首倡設立聯合大學的傅斯年

“臨時”二字并不是當時教育部已經預感到長沙很快行將不保，恰恰相反，這個臨時大學起初只是為了“使抗敵期中戰區內優良師資不至無處效力，各校學生不至失學”而設立的，是為了收容北方因突發事變臨時逃出來的師生。實際上，當時教育部部長王世杰是不主張大規模遷校的。以浙大為例，據《竺可楨日記》記載，竺可楨在參加完廬山談話會返回杭州以后，鑒于之江大學等省內學校只是把儀器等移到學校后山，因此他并沒有立即做長途遷校的打算。8月19日，南京中央大學被炸，竺可楨才在23號的校務會議上把遷校提上日程，當10月14日竺可楨到南京朝天宮教育部臨時辦公室會晤王世杰時，王世杰當即主張浙大應該留在杭州，分散于各地上課，不主張遷移；還說中央大學遷移四川，他不以為然，將來勢必遷回。長沙臨時大學成立于8月，而9月胡適在給滯留北平的北大秘書長、此時北大實際負責人鄭天挺的信中還勸他們留在北平著述，不過很快胡適的態度也轉為堅決主戰了。

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是兩個南北并峙的學術研究機關。盡管二者的主要創辦者都出身北大，但無疑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具有更親近的血緣，這時又當蔡元培最得意的學生、也是最得力的干將傅斯年實際主持院務，傅斯年具有強烈的北大情結，在討論各學術機關遷移時，他希望把母校和中研院合在一起做通盤考慮以便統籌，而他本人也具備這樣的聲望、辦事能力和廣泛的人脈。而北平研究院及北平大學的創辦者李石曾、李書華等人，雖也系北大舊人，但因為大學區合并風潮導致北大險些亡校一事，已經與蔡元培出現裂痕。李書華又與北洋工學院校長李書田是親兄弟，因此這幾個機關就自然合并到一組了。

1937年8月，政府發布《教育部設立臨時大學計劃綱要草案》，擬在三個地區設立臨時大學，其中長沙臨時大學稱“臨時大學第一區”。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楊振聲為秘書主任。9月10日，教育部發布第16696號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設備為基干，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其中，長沙臨大以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楊振聲、胡適、何廉（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周炳琳（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傅斯年、朱經農（原北大教育系教授、時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皮宗石（原北大經濟系教授、時任湖南大學校長）、顧毓琇（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為籌備委員，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為主任委員。9月13日，籌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9月28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開始啟用。由楊振聲電催滯留北方的教授來湘，并派北大教務長樊際昌北上接各位教授南下。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這一天也成為了西南聯大的校慶紀念日。

長沙臨時大學校舍

西南聯大為何“獨一無二”？

至于為什么只有這幾個文化機關聯合遷移，而其他大學卻單獨遷校呢？這就要分析當時政府教育部門的戰時方針了。

1937年8月11日，行政院頒布《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規定：“戰爭發生時，全國各地各級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務必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比較安全區域內之學校，應盡可能范圍內，設法擴充容量，收容戰區學生。”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形勢更加嚴峻，整個華東地區面臨威脅。8月19日，教育部發布《戰區內學校處置辦法》規定：“一、于其轄境內或轄境外比較安全之地區，擇定若干原有學校，即速盡量擴充或布置簡單臨時校舍，以為必要時收容戰區學生授課之用，不得延誤。二、受外敵輕微襲擊時仍應力持鎮定，維持課務，必要時得為短期休課。三、于戰事發生或迫近時，量予遷移。其方式得以各校為單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級學生統籌支配暫時歸并，或暫時附設于他校。四、暫時停閉。”9月29日，教育部再發《戰事發生前后教育部對各級學校之措置總說明》，對于平津專科以上學校之處置，先在長沙、西安設臨時大學各一所。對于上海的學校，基本原則是“凡可在租界內開班者，仍應設法開學”，“酌量組織國立各校院聯合辦事處和私立各校院聯合辦事處”。

通過對以上戰時教育方針的分析可知：第一，鑒于政府戰時需要搬遷的機關、廠礦數量太多，搶運工作爭分奪秒，在精力和經費都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只能優先保證重要的國立院校搬遷。教會大學因有外國背景一時還可以就地維持，而私立院校則只能各顯神通、順其自然了。第二，當時中國高校分布極不均衡，戰前全國有專科以上院校108所，其中國立大學15所，國立獨立學院5所。北平4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大學；上海3所：同濟大學、暨南大學、交通大學。江蘇、浙江、湖北、廣東、山東、四川、福建、湖南各一所。可見，只有北平、上海兩市國立院校最多，而教育部已經命令上海高校戰時應優先避入租界，交通大學就貫徹執行了這個方針遷入法租界，直到1942年才迫于形勢西遷重慶。同濟大學是個例外，該校于1932年和1937年先后兩次遭到日軍轟炸，主要建筑全被炸光，淪為廢墟，因此不得不遷校。即便如此，同濟仍然遵照部令，先遷入上海市區，后又遷入鄰近的浙江金華，之后才又輾轉內遷。第三，當時戰火仍集中在華北、華東一帶，故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在1937年時還沒有大規模遷校。這樣就能解釋為什么只有長沙、西安兩個臨時大學了，這兩個臨大的設立是綜合考慮到平津淪陷、兩地國立院校眾多且均為重要大學等因素的。

1937年被日軍轟炸后的同濟大學大禮堂

實際上，除了這兩個聯合大學以外，在淞滬戰火燃起以后，復旦、大夏兩所私立大學也曾組建聯合大學內遷，只是該校分為兩部分駐廬山、貴陽兩地，后來在貴陽的第二部再遷重慶時受到當地復旦校友極力挽留。1938年3月復旦、大夏兩校分開，恢復獨立辦學。此外，與長沙、西安兩個臨大同時籌設的還有一個臨時大學第三區，當時選址尚在計劃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2年1月15日教育部曾擬設東南聯大于浙江金華，以暨南大學為主體，收容從上海撤出的各專科以上學校師生，然而年底又將暨南大學恢復獨立，而將其余部分并入了國立英士大學。至于與長沙臨時大學同時成立的西安臨時大學后來改為西北聯合大學，此后為貫徹政府“開發西北”的戰略被一分為五，大部分永遠留在西北。這樣，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就成為與抗戰相始終的、存在九年之久的唯一一所聯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