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的喬治夫婦所著的《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一書（亞歷山大·喬治、朱麗葉·喬治著，張清敏譯，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4年）是領導人心理傳記的典范之作，同時也揭示了威爾遜總統的個人特質對美國在20世紀初的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發生了何種影響。國際政治研究需要宏觀的、戰略層面的器局和眼光，而結合微觀層面的探微燭隱，則可以使我們對國際局勢的風云變幻，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有更為全面、深入的洞察。《總統人格》一書對當下國際政治的現實意義何在？請看本文對特朗普所做的心理分析。

領導人是國際舞臺的主角，他們的性格與喜好，直接影響著內政和外交。因此，探究領導人的命運及其緣由是理解政治世界所不可或缺的環節。半個世紀前，喬治夫婦出版的《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一書，是總統心理傳記領域最為經典的著作。在這本書中，喬治夫婦娓娓道來，依據豐富和權威的一手資料，剖析了威爾遜的個性及其起源，并對威爾遜政治生涯的決定性影響。在隨后的數十年中，引發了學術界的極大爭議，相關批評聚焦于個性的作用及其限度，但它成為領導人心理傳記的典范，同時也是一座無法超越的豐碑。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橫空出世，斬獲桂冠，重新點燃了對于領導人人格及其功效探究的熱情。

威爾遜總統政海沉浮的性格之源

也許中國人對于威爾遜總統并沒有特殊感覺，但他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總統之一，所提出的“十四點計劃”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經典文獻之一；在他的領導下，美國參加一戰，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吊詭的是，充滿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情懷的威爾遜總統，在一戰結束后，雖然親赴歐洲，設計戰后秩序，但在內政上挫折重重，國聯的提議在國會遭遇流產，成為威爾遜一生的兩個悲劇之一。這又直接影響到美國與一戰后歐洲秩序的關系，間接影響了二戰的爆發進程。

要解釋威爾遜總統的政治挫折，他的失敗固然不是單因素的緣由。但威爾遜的個性，在他人生重要關頭，面對各種政治大佬，父親式的權威人物時，他總是表現出驚人的一致行為模式：面對權威，他絕不屈服，不容許別人干涉他的權力，他固執己見，永不言敗，甚至僵硬不懂變通。這一切，均緣由他的自卑情結，他對于強烈低自尊感（自尊感強容易形成虛榮心，過低則容易自卑）的維護，以及對于父親式權威與權力的反抗，自始自終，貫穿一生。

威爾遜的個性，起因于童年時期，在家庭環境中與父親關系的塑造。他的父親冷淡，剛毅而睿智，在如此苛刻父親的陰影下，威爾遜的成長缺少關愛和認可，他從小就無法獲得較高的家庭認可和評價，同時無法獲得正常的自尊。為此，威爾遜極力通過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力，通過向美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關愛來證明自己，同時也是對于父親的一種反抗。

威爾遜的固執、不容干涉、進取、僵硬的個性，伴隨著他的成長，是他政治生涯創造巔峰的驅動力，也是他在普林斯頓當校長時在研究生宿舍選址上受挫的根源，雖然在新澤西議會甚至同國會的關系中獲得了勝利，但他面對那些“父親”式的權威、領導或對手時，永遠是關系緊張、固執、不愿放低身段，因此他并非總是那么的幸運。在國聯方案的斗爭中，洛奇參議員看穿了威爾遜的個性及其弱點，故意刺激威爾遜的低自尊，引發威爾遜非理性的報復，更加執拗不懂變通，乃至國聯方案遭遇國內流產。

凡此種種，我們看到，威爾遜自幼形成的性格，在他每次政治生涯中的“大考”時，均成為理解他的言行模式、思維特點及其政治后果的核心要素。更為重要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威爾遜無法改變自己，導致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命運。雖然領導人的人格強調是差異性，即每位領導人都具有自身的性格特點，但對于他自身而言，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情境下，性格成為解讀功敗垂成的密碼。

如何猜透特朗普？做個心理分析吧

《總統人格》給我們的啟示是，要預測一個總統的行為模式，他的政治生命，他對于國家內政和外交乃至國際關系的影響，必須從最為微觀性格分析入手。喬治夫婦在1998年出版的《總統人格及其表現》，以及巴伯1972年所著的《總統的性格》名作中，均提出了性格分析手法，并試圖理解戰后美國總統的政治沉浮。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臺，這位言行與眾不同，極富個性的領導人，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理解特朗普的內心，是理解特朗普言行的基礎，也是理解特朗普時期他的領導風格、內政外交政策及其對國際關系影響的重要線索。

特朗普的人格特質，展現出一個矛盾和多維的領導人形象。他不受傳統約束，喜歡折騰出新，招式也怪異，不符傳統。他又極其自戀，時刻將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全然不顧周遭環境的感受，正因為如此，他的宜人性（心理學“大五”人格測試中的維度之一，考察個體對其他人的態度）差強人意，跟他共事很難說是一種享受。他又任性隨意，對政策的政治后果，他的言行的后果難以有著清晰的認知。

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內部團隊，極為不穩定，辭職成為家常便飯，都不需要他主動說“你被炒了”。當然，商人出身的他，又有著精明和理性算計的一面，因此斤斤計較，凡事理性權衡，都可以用來交易和交換，不必受到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束縛。這在特朗普對美國的各種國際義務、聯盟義務等處理中表現明顯，他要的是別人買單，而非美國基于國際義務的責任。

作為一個有著如此矛盾和多維的人格特質的領導人，特朗普也呈現出恒定的一些戰略行為特點、行事風格。

其一，他的承諾可能是任性和隨意的。特朗普的很多言行，并非經過傳統復雜的官僚政治程序而作出，他自身也并沒有具備豐富和專業的內政和外交知識。加之他喜歡在推特上隨意發表各種聳人聽聞的言論，時刻對相關盟友、戰略對手等進行外交傳話，信號表達，甚至軍事威懾。但這些表達未必是非常嚴肅和精心設計的，更多是特朗普的隨意和任性的表現，在多次重復而并沒有真正兌現之后，這種表態的真正含義及其效用會大為下降。在看待特朗普所表態的一些積極戰略定位，雙邊關系的合作關系定位時，或發動威懾時，其承諾的可信性同樣也是大可質疑的。

其二，他的內部政治風險是較大的。特朗普的內政治理，雖然有一定的成績，但總體上乏善可陳，而他的團隊遲遲未組建完成，相關人員、不同派系的博弈和變動極大，可以說特朗普的內部政治面臨著較大的不穩定性。同時，在一套成熟和完備的建制面前，雖然他持反建制立場，逐步與美國國內政治有著進一步的磨合，但總是受到的掣肘較大，使得他任性和隨意的個性無法隨意發揮。這決定了特朗普更愿意進行國際秀，通過國際表演來彌補在國內問題上的壓抑感，較為重視在國際上的作為和成就。但反面就是，他的內政不穩定，又會導致外交承諾的可持續性受到不利影響。

其三，他重視領導人個人交往。特朗普雖然受到美國政治的重重壓制，但本質上他是強人政治的推崇者，他喜歡商業中“老板”的感覺，自己獨斷決策，不喜歡傳統的官僚政治，更為依靠個人關系。在對外關系上也是如此，他對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并非特別看重，而對于強勢的領導人更為青睞，有著很好的印象和感覺。雖然他注重商人的利益和理性，但在領導人交往時，他對內心感受和面子也是極為重視。所以，特朗普的外交與他個人的偏好喜惡息息相關，而他采取何種交往的態度，是基于他對于對方領導人的個性、責任、擔當的評價。如果他對對方的期待過高，或認為對方有意欺騙，則可能導致他的非理性的報復。

美國總統是美國制度所培養和選舉出來的，但總統的個性影響甚至決定了他的政治成敗，應對政治事件時的態度、認知和選擇，從而影響他個人的政治生命。國際關系的實踐者也是人，人是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的主體。特朗普的大選成功，與他的叛逆個性所塑造的形象有關，也與他善于鼓動選民的情緒有關。而他上臺以來的種種言行，甚至亂象，無不可以從他的矛盾和多維的人格特質中尋找出根源。

當今世界，一些獨特的領導人不僅吸引著世人的眼光，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國家以及國際關系產生重要的影響。人格是一個人一生中較為穩定和長期的情感認知、態度以及待人接物方式的沉淀，猶如霧里之花，時隱時現，又總是在關鍵時刻能夠決定領導人，抑或普通個人對于重大事件的判斷及其應對，從而彰顯出強烈的跨情境性。反觀之，如果深入辨析了他的人格特質，那么就可以對他在不同政治情境下的行為選擇作出清晰的預期。正因此如此，要想了解特朗普及其行為模式，如何跟他打交道，深入對其進行心理分析是為最為基礎的一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2017年10月13日舉行的政治心理學涼風書會第63期讀書活動暨“喬治政治心理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主題書評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