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楊長云

（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獵巫：塞勒姆1692》

塞勒姆女巫案：一種不可觸碰的恐懼

1692年1月下旬，解凍期剛把新英格蘭從異常寒冷的冬天復蘇過來；彼時，印第安人正在兇殘地攻擊緬因的約克縣。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馬薩諸塞的新總督威廉·菲普斯爵士從威廉三世那里獲得了新的特許狀，準備起航，他意在使這塊殖民地擺脫無政府狀態。正是在這個時候，塞勒姆村牧師塞繆爾·帕里斯一家出現了奇怪的事情。

第一個遭受折磨的，是牧師十一歲的外甥女阿比蓋爾·威廉姆斯；很快，同樣的癥狀出現在九歲的貝蒂·帕里斯身上。這對表姐妹說有“隱形的東西”對她們又咬又掐。她們先是痛苦號叫，接著逐漸失語，身體瑟瑟發抖，腦袋感到眩暈。她們一瘸一拐地走路，身體又不時變得僵硬。兩個女孩都沒有發燒，也非患有癲癇。身體失去活動能力，雙手瘋狂擺動。女孩們突然開始說愚蠢、荒誕的話，時而躲到角落，時而鉆到椅子或凳子底下，其中一個掉到井中。

阿比蓋爾還試圖飛到空中，甩著手臂，發出飛起來的響聲。在17世紀，疾病是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是受到大范圍的關注。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擁而至。等到帕里斯牧師受夠了兩個女孩怪誕的行為之后，他找來了醫生。然而，在醫生診查過之后，卻給出了超自然的解釋：“惡魔之手”在背后操縱一切。這樣的解釋嚇壞了這對表姐妹，使她們的癥狀進一步惡化。

在女孩們亂吼亂叫一個多月后，帕里斯和妻子要暫時離開塞勒姆，便將孩子托付給他們的近鄰瑪麗·西布里上門照顧。瑪麗·西布里當時已有六個月身孕，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很好奇兩個女孩的異常行為，于是決定安排一個秘密實驗，以揪出藏在黑暗里的女巫。在她的指示下，帕里斯的印第安奴隸約翰將女孩們的尿液混入黑麥面團中，放在爐上烤制。隨后，西布里把這塊蛋糕喂給狗吃。這種反魔法的方式是一種古老的英式秘方，據說是將女巫引到狗身上，或者將咒語轉移到狗身上，也有說是用這種方式燙傷女巫。

在塞勒姆女巫審判期間一名女孩被指控

不管是哪種目的，這一舉動把帕里斯氣得臉色鐵青，也給西布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女巫蛋糕”卻據說奏效了，幾天之內，貝蒂和阿比蓋爾就說出了幾個名字。女孩們說有三個女巫在塞勒姆活動，她們清楚地看見這些女巫乘著桿子在空中飛行。

很快，恐慌籠罩在馬薩諸塞所有的村鎮，其間夾雜著各式各樣的謠言、添油加醋的小報故事、若隱若現的黑影、風聲鶴戾的印第安人邊界……鄰居相互舉報、丈夫舉報妻子、子女舉報父母、女婿舉報岳母、孫女舉報祖母，等等，農夫、石匠、牧師、高官，各個階層都牽涉其中，從6月的第一次絞刑到9月的最后一次絞刑，十四個女人、五個男人和兩條狗因為巫術被處死。

美國作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非常深入詳細地復述了1692年的這場塞勒姆審巫案；但她不是按照“時間、地點、經過”把故事層層推進的方式敘述，讀者甚至在這本《獵巫》中找不到對這一事件本身簡要的完整梗概。她把牽涉其中的人物、地點、時間、過程和原因等分解到故事進展的各個階段中去。與其說是“敘述”故事，不如說是在“分析”故事。將讀者帶入到不可觸碰的恐懼中：誰在陰謀暗害你？你會是個巫師，自己卻渾然不覺嗎？無辜的人也會有罪嗎？在那個舉報盛行的夏末，還有人會自認為安全無虞嗎？

60歲的Bridget Bishop是塞勒姆獵巫審判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女性

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卻是宗教的

如今，塞勒姆已經成為隱喻，是人們防控“超自然疫情”的疫苗，以及笑柄。當恐慌擊潰理智，當我們反應過度或矯枉過正，當我們抓捕或交出外來者和煽動者時，塞勒姆會瞪視著我們。這場似是而非、自欺欺人、反烏托邦的癔癥狂歡里的每個鮮活個體，不正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自己嗎？

這是一個反轉的警示故事：一個孩子行為不端，受到懲罰的卻是她周圍的世界。我非常同意希夫的話：“無論是幻想還是交談，受害者都以侵略的警告、歷史預言、《圣經》意象和本地緋聞的方式提供了他們從成人世界吸收的東西。”問題不是他們為何傳播荒謬的故事，而是1692年的人們為何會相信這些故事？

女巫（巫師）究竟是什么？17世紀的任何一個新英格蘭人都可以說出來。無論是審巫案中的原告或被告，還是卷入其中的法官或牧師，他們對女巫都有同樣的想象——就像馬薩諸塞2月的洪水一樣惡劣。他們也會援引英國博物學家約瑟夫·格蘭維爾的定義：“憑借與惡靈的聯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異之事，已知的技術和自然之力對此無能為力。”巫師通過簽署契約獲得將自己變為貓、狼和野兔的能力。他們對黃鳥情有獨鐘。巫師不限性別，但通常為女性。巫術通常在家族的母系支線中延續，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卻是宗教的。

希夫對女巫做了認真的歷史考察，證實了大西洋兩岸巫術存在的普遍性。人人都可能成為巫師，但一些“天賦秉異”的人尤其可能，在超自然力量的幫助下，他們紡織出的毛線比平時要多，完成家務的時間也創造了紀錄；他們還會迷惑動物，過于熱切地關心鄰居的疾病，或是奉上有毒的藥劑。

一個缺乏安全感的族群，居住在變幻莫測的荒野邊緣，而那種末日來臨的專制主義壓力，始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凡此種種，使人們習慣于將眼睛望向客廳的陰暗處、望向森林，直奔不安分的靈魂。人們互相監視，舉報鄰人的任何異常舉動。無論仰望星空，還是端詳鄰居，當我們身處1692年，我們都像塞勒姆村民一樣，保持著“神圣的警醒”，成為一雙雙盯著別人的眼睛。

塞勒姆事件中的“女巫”審判

假若身處1692年的塞勒姆現場，我們會是誰？

那么，我們會是誰？是帕里斯牧師家里的兩個女孩嗎？她們和其他很多17世紀新英格蘭的女孩子一樣，是容易被撒旦法術蠱惑的人。這些清教徒女孩，哪怕有筆且會寫字，也沒有機會留下只言片語。她們整日都要擠奶、繞線、制黃油、除草、洗衣、做蠟燭。只有魔鬼出現的時候，女孩們才能清晰地說出她們的愿望。從魔鬼許諾給女孩的事物中，可以窺見17世紀少女夢寐以求的東西：華美服飾、出國旅行、時髦書籍、休閑時光、黃金、丈夫，以及家務上的幫忙。

17世紀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女孩的形象。她應該“謙虛、虔誠、勤勉，且不知疲倦。她說話時既不唐突也不啰唆。她每天會讀兩次《圣經》。她父親是她的君主和法官，有絕對的權威。她對父親言聽計從，在二十多歲后對新婚丈夫同樣如此。”或許正是這種父權家長制的壓力使女孩們走向癲狂，他們組成核心群體、假傳神諭。她們抽搐、推搡，在巫案中扮演獵犬、預言家、民間醫生、道德權威和殉道者的角色。只有當這些孩子意識到帶來了嚴重后果時，她們方亂了分寸，承認自己只不過覺得好玩、撒了謊。

我們可能是如阿比蓋爾·霍布斯和安·多利弗一樣與繼母不和的人。新英格蘭女孩正值青春年少，卻穿著暗褐色的衣物，在細致的肖像畫中與她的母親十分相似。很多孩子在母親分娩的時候成了孤兒，他們的出生殺死了母親，令他們內心愧疚不安。這便導致了一種世俗的恐懼：“惡毒的繼母”。巫案發生時，阿比蓋爾這個任性的少女舉報了她的父母，并因此而高興。

希夫揭示了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阿比蓋爾在緬因當仆人。和繼母關系不和、顛覆叛逆的形象，使像阿比蓋爾這樣的女孩儼然“無家可歸之人”。由于各方面原因，新英格蘭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離開家鄉，借宿他處。其中有一部分孩子成為仆人。成為仆人后，女孩得避開男人猥褻的雙手，或是男主人的性侵。毆打女仆的現象比比皆是，理由多種多樣：她們不懂禮貌、毫無秩序、謾罵他人、面色陰郁、粗俗輕佻……1692年，塞勒姆到處都是復仇女神。

我們也可能是目中無人的布里奇特·畢肖普。她是塞勒姆鎮中的中年居民，大約五十歲出頭，有過小偷小摸的經歷。她與丈夫鬧得不可開交，后來丈夫離奇死亡，令人生疑。她又與鄰居和繼子爭吵不斷，最終因巫術受審。她被指控在五個女孩身上施展了巫術。在審判中，一個女孩說畢肖普把她從紡車上拽到河邊，威脅要淹死她；另一個人說畢肖普吹噓自己殺過人；第三個則講述了一個受害人的鬼魂故事；小貝蒂·帕里斯和小安·帕特南則講述了審訊時受到的折磨。連阿比蓋爾的繼母也出來揭發畢肖普，說后者用鐵棒打她，逼迫她收回供詞，她們還一起參加了“女巫集會”。

另一個水手講述道，在一個安息日，太陽剛剛出來，他就被吵醒，發現畢肖普站在床邊。她微笑地朝他頭上打了一拳，就從窗口消失了。這種意淫手法在現代也并不少見，男人不斷塑造風流女人的形象，又不斷地幻想得到，在得不到的時候就毀掉。從法庭記錄可知，畢肖普雖然已屆半百，但“曾經美艷動人”。陪審團逐漸相信：畢肖普似乎習慣流連于年輕男人的臥室，讓他們喪失行動能力，無法說話，這些癥狀通常與另一種“魔法”手段手關。她放蕩輕佻，在男人心中閃耀著迷人光彩；他們可以準確地回憶起她的衣著。

另一個受審的蘇珊娜·馬丁也因為美艷有著同樣的遭遇。人們控告這個矮小而傲慢不恭的寡婦，她的乳房在早晨豐滿挺拔，到了下午卻變得又小又癟。控告者說她在白天哺育妖精。她們為自己辯解，她們被起訴的原因也絕非勾引男人，而是對村里的女孩實施巫術。盡管如此，不論是男人的“因愛生恨”，還是女人的嫉妒，或是村鎮中年輕女孩與年長女人間的競爭，性在這場獵巫中被充分放大。在一整年中，女幽靈經常上床騷擾男人，但在可見的世界里，往往是男人有意無意地溜到不屬于自己的床上。

《You Won't Be Alone》劇照

知識分子被處決，總督也被“惡魔”迷惑

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這場審巫案中找到自己。在希夫的講述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喬治·伯勒斯。也正是在讀到關于他的故事的時候，我寫下這兩句話：伯勒斯儼然是代表正義、道義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化身。我們也可能是與伯勒斯交心的十七歲少女瑪格麗特·雅各布斯，她感情充沛，多愁善感，雖然被桎梏于污穢惡臭的塞勒姆監獄，但最終還是保持著一顆良善的心，不斷懺悔、認錯。

伯勒斯是唯一因巫術被絞死的哈佛畢業生。四十二歲的伯勒斯最后受審，首先被處決。他平靜地走上梯子，再次表明自己是一個叛逆者。脖子上套著絞索，站在高處，腳下是他曾經的親戚和教民，他突然慷慨陳詞。他把《圣經》背得滾瓜爛熟，超越了自己所能。伯勒斯深諳布道，講得莊嚴熱切，抑揚頓挫，激發了人們的敬畏，“仿佛看見了閃電的降臨”。

目擊者稱，那個星期五，伯勒斯說的話贏得了“全場的敬慕”。“巫師”伯勒斯如此真誠，令人質疑審判的公正性，一度引起人群抗議。科頓·馬瑟這只狡猾的狐貍不得不向人們保證，對伯勒斯的判決是公正的。多年后，科頓·馬瑟轉向醫學，提倡預防接種，以此種方式對這個錯誤做出自己的回應。

我們可能都是科頓·馬瑟或者馬薩諸塞的新總督菲普斯這樣的人，既不可能預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襲擊，也以道聽途說的故事來解釋來自無形世界的攻擊。菲普斯寫道，剛抵達馬薩諸塞時，“我發現這個省被最可怕的巫術或惡魔附身反復侵襲，已經蔓延到幾個城鎮。很多可憐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磺燙傷；有些人的身上被針扎；有些人被推進水火之中；還有些人被拖出家門，越過數英里的樹梢和山峰。”

無論是誰，都沒有見過這些現象。當人們閉上眼睛，卻能看見東西時，誰能來證實真假？不管是那些女孩的異常舉動，還是菲普斯的振振有詞，希夫認為，這些正符合19世紀神經學家讓-馬丁·沙可及后來的弗洛伊德所稱的“癔癥”。擊垮這些女孩的可能是她們的靈魂狀態，瑣碎的家務，父母過度關注或是疏于關心，無論何者，這些“惡魔”均是神經過度疲勞制造的。

表現塞勒姆女巫審判的畫作

我們還可能是在被指控是巫師后有能力逃走的菲利普·英格利希和瑪麗·英格利希夫婦，或是陰郁好斗、蓬頭垢面的女乞丐莎拉·古德，心直口快、喜歡虛張聲勢的酒館老板約翰·普羅克特，他們都被控犯有巫術罪。也許相反，我們是那些告密者、舉報者、審巫案中的原告。比如據稱能預測未來、看到出生前之事的小安·帕特南；或是一人就指控了七十人使用巫術的瑪麗·沃爾科特。

案件結束后，犯罪現場只留下一個卑鄙的超自然形象

由于地理環境、天氣原因、政治色彩、社會失序、經濟競爭等原因，1692年審巫案中的人們表現異常，但只消一年，這些曾經揭發鄰人、親朋種種“惡跡”時仿佛過目不忘的人突然集體失憶了。就好像所有人只是突然從同一個超自然的夢中醒來，用力擺脫那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老安·帕特南因為邊界土地糾紛指控麗貝卡·納斯，因為她的丈夫反對帕里斯和詹姆斯·貝利。在這個糾葛里，經濟利益和政治關系、教職爭奪纏繞在一起。惡意和誘惑用無形的墨水寫就；人們無從知道17世紀塞勒姆村民內心真實的想法。

當然，在1692年，等級觀念相當強烈。地位差別無時無刻不在顯現：在家里，在安排座次時，或是在大街上。塞勒姆村的女孩對眾人的背景都很了解，深知誰的社會地位高，誰的社會地位低。華麗著裝是富人的特權；她們觀察到的富人著裝有多漂亮，魔鬼允諾她們的絲綢和衣服就有多漂亮。在審判中，司法是公正的，但懲罰依社會地位而定。

1692年逃走的疑犯要么有錢，要么和愿意合謀的牧師關系密切。而巫術據說本身也有等級和家長制度。女巫從一個比男巫更厲害的人那里獲取法力。審巫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獨立前、政治文化成熟過程中，精英統治與大眾民主之間的暗中較量。而顯然，只有窮人、農夫、乞丐、奴隸、游離主流社會圈之外的異見者等社會底層成為犧牲品。希夫總結道：“沒有重要人物因此而受到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