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難民問題愈演愈烈，約6500萬人背井離鄉，流離失所，而傳統的難民問題解決手段——遣返回國、地方融入和重新安置——無法滿足當前難民規模的需求，而各地難民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

對此，牛津大學移民、政策和社會中心（COMPAS）副主任Nicholas Van Hear提出了一個烏托邦的構想，主張建立一個兼具民族國家和國際組織特性的全球性避難所，統一管理各地難民；并與各個難民聚集地的東道國達成協議，設立一系列自我管理的避難所領地，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各個避難所領地之間互相聯系，人員可以在其間流動。

Hear認為，這既能減輕東道國救濟難民的壓力，又能改善難民的生存狀況。他同時提出，目前全球各地已有一些實踐，表現了這一構想的不完美形態。這一烏托邦構想實際上提出建立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實體，但矛盾之處在于這一實體的領地又建立在既有的民族國家境內，如何獲得民族國家的認可是一個艱難的問題。

在過去三年間，迎接還是拒絕移民新浪潮——全球的北方國家都在這一問題上搖擺不定。目前，因本國或國外的爭端，大約有6500萬人被從故土連根拔起，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度漂泊多年，而政策制定者正在尋求解決大規模難民問題的辦法。聯合國正在引導國際社會制定關于移民和難民的全球協議，計劃于2018年秋季達成。但是，根據迄今為止類似國際協議的經驗，許多人懷疑各個國家是否會采取更多的行動。也沒有多少人相信，當前的難民問題解決框架能夠勝任這一任務：難民離散問題的三個傳統解決方案：遣送回國、地方融入或者重新安置——似乎都無法滿足目前難民規模的需求。只有一小部分離散人口通過這些途徑解決了他們的困境，而另外大多數人則長期滯留在難民營，或者在動蕩和受限的環境中自謀生路，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合法的謀生手段，不能過上像樣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些激進的提案，試圖解決難民和移民的挑戰，包括建立新的國家、城邦和自由區。我和我的同事羅賓·科恩（Robin Cohen）回顧了這些方案，并提出了另一種選擇：從難民自身的社會聯系中，并在同情者的幫助下，建立一個同盟性的、跨國的政治組織，我們稱之為“避難所”（Refugia）。與我們回顧的其他方案不同，我們并沒有把它設想成一個孤島或者封閉領地，而是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地區和空間，將難民聯系成一個政治組織，它既不是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國際組織，而兼具兩者的特性。避難所最關鍵的特性在于它的不同部分相互聯系，互相之間保持流動性，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在我們看來，這樣一個跨國政治組織可以滿足難民的需要，又不需要既存國家作出過分的利益妥協，比目前不連貫的、不人道的安排好很多。

避難所的預演

事實上，一些不完美的避難所形態已經存在。

在長期收容大量難民的國家，如約旦、肯尼亞和巴基斯坦，移民們自行建立了脆弱的社區。這些人與在遠走他鄉進入全球化大城市的親戚和朋友保持聯系，后者更加幸運，進入了柏林、倫敦、紐約和伊斯坦布爾、約翰內斯堡、孟買等不同種族和背景人口共存的城市。

跨國主義已經成為一種解決離散問題的持久方案。事實上，許多三局人口組成社區已經處在一種跨國空間中。在某些情況下，大城市里的離散人口已經和難民故鄉的人口一樣多，甚至更多。多倫多的斯里蘭卡泰米爾人口，是泰米爾人文化首都賈夫納的兩倍。

幾個離散海外的群體已經創建了跨國機構。比如，泰米爾人舉行了跨國選舉，以維持跨國機構在全球舞臺上為離散的泰米爾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并可能做得更多。舉行這種選舉的技術手段也變得越來越復雜。此外，文化領域也存在一種避難所的原型，如藝術、音樂、舞蹈、預演和體育的跨國流動。2016年，難民團體第一次參加了奧運會，這是溫和的一步，但卻默認了一個與民族國家無關的群體。

現在關于難民城市的設想也部分反映了避難所的構想。一種觀點認為，許多新興經濟中建立的促進貿易和制造業發展的經濟特區，是一種適用于難民的模式。例如，學者亞歷山大·貝茨（Alexander Betts）和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主張，附近的經濟特區應該給約旦扎塔里難民營（Zaatari refugee camp）的失業難民以工作機會。他們認為，這一案例可以推廣成為大規模難民的全球性解決方案。

第二個關于難民城市的概念浮現于地方政府和社區主導的倡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巴塞羅那，它歡迎難民的態度與西班牙國家的愿望相違背。美國所謂的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ies）是另一個構想——目前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攻擊，在地方層面上也有一些有趣的發展。

另一個關于“避難所”的預演是將難民營轉化為全面的難民城市。隨著難民在難民營滯留的時間越來越長，越來越多的難民找到了位于或接近城市的居所，城市的難民定居點已經發展起來。一個例子是多米茲難民營（Domiz Camp）,這是駐扎在伊拉克北部的敘利亞難民營，它被認為是一個“難民共和國”，因為它的居民已經建立了社區中心、商店和禮拜場所。

此外，還有遷徙流動的共同行動，將來自不同民族和種族的移民和難民聚集到一起，比如，在同情的公民幫助下，難民和移民在交通樞紐聚集建立了臨時的定居點，比如，法國和意大利邊境的文蒂米利亞難民營（Vintimille camp），法國和英國邊境的加來“叢林”難民營（Jungle camp），還有位于希臘和馬其頓邊境的伊多梅尼難民營（Idomeni camp）。盡管通常是骯臟的，且很容易受到破壞，但這種通過移民萍水相逢互相援助而產生的社區，在有關東道國的幫助下產生和復制，構成了一個不完美的避難所原型。在更小規模上，可以看看雅典廢棄的奧尼若酒店（Hotel Oniro），如今是200-250名難民的家園，他們在積極的公民幫助下管理自己的酒店。同樣重要的是，一些社交媒體網絡提供關于偷渡路線、價格、節點和瓶頸的信息，也表現了共同遷徙流動和避難所的在線形式。

實用主義烏托邦

全球性避難所如何付諸實踐？想象一個連接松散的群島，將沖突地區、其鄰國或過境國的難民區，以及在更遙遠地區定居的難民聚攏到一起。避難所是作為難民移民目的地的富裕國家、作為沖突地區鄰國的發展中國家和難民自身三者之間商討的結果。避難所的組成領地需要征求所在的民族國家的許可或者容忍。

避難所政治組織的組成部分將是自治的，最終將是自給自足的，他們也會像今天某些國家的自治地區一樣，承認東道國的主權。來自這個全球政治組織各個組成部分的所有避難所居民（Refugian）將會選舉出一個跨國的虛擬議會以管理避難所。在每個地區也會有一個地方議會，貢獻于這個全球代表機構，同時也代表著東道國和避難所居民雙方的利益和關切。

經過不同避難所與不同主權國家之間的協商，不同避難所之間將會有人員流動。有些人可能生活在離散的領地或空間，另一些人可以與東道國的公民一起生活，尤其是在大都市中。

避難所可以形成自身的經濟，另外可以將提供數據處理、編程、圖形設計等遠程數字服務所得收入作為補充。通過雙方協定，避難所居民可以在東道國工作。他們將向居住領地所在的民族國家納稅，同時也要向更加廣泛的避難所全球組織納稅。后者的一部分收入將會用來支持那些選擇留在原籍地區的人員。這有點類似于今天移民工人通過自行組織的非正式資金轉賬系統向母國的朋友和家人匯款，如Hawala匯款系統和Hundi匯款系統，或者通過p2p移動平臺，如M-pesa（部分繞過國家和銀行）。這些將會允許更富裕的避難所向較貧窮的部分提供幫助。

而在教育方面，將會有一個國際性的避難所業士學位課程（baccalaureate，原指法國和一些國際學校的中學畢業會考），人們通過數字遠程學習獲得學位，學位受到所有避難所的承認，同時東道國也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承認。教育是促進就業的關鍵資源。

而這些安排的最終結果是，難民問題不再主要是東道國的責任，而是更加分散的實體的責任。這將是一個務實的安排，可以視作一種脫鉤的雙方協議：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它們將會看到，把難民問題交給難民自己管理，將會符合它們的利益，而難民將更喜歡他們自己創造的自治新社會的前景。

結語

有人可能會說，我們的提議可能會導致國際難民的“貧民窟化”，難民被禁錮在被遺棄的貧瘠土地上，缺乏創造收入的手段，不能創造一個體面的社區和一份體面的生活。我們認識到這種反烏托邦噩夢的危險，而且確實地看到它正在緬甸和孟加拉國的邊境上上演。我們的設想與之的關鍵區別在于，在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起起伏伏中，避難所居民可以在其組成領地的各個部分之間流動，避難所的總體大于孤立部分的總和。

將上述所有不完美的避難所生活和文化預演片段放到一起，把它們合并為一個共同的跨國政治組織，可能是擺脫目前僵局的一種方法。通過難民，以及民族國家體系和國際治理結構內同情的公民組織的集體行動，這樣的安排可以通過逐步和累積的方式實現。它在本質上是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不需要政治和文化上的異質性，而僅僅需要在原則和行動上達成團結互助的簡單協議。這可能是一種烏托邦的愿景，但它也務實地調和了東道國和難民之間有時相互矛盾的利益。

本文原載于2017年10月17日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