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1月23日的北京德寶古籍秋拍上，有一批西夏文文獻被分成九個標的上拍，其中五個被韋力先生拍到，內容為印本和寫本佛教殘經。通過我們共同的朋友、布衣書局老板胡同，韋力先生非常慷慨地把他拍到的殘經逐頁拍照發給我做研究。經過一番摸索，我基本搞清了這些殘經的內容，陸續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和《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上發表了初步的研究結果。

最近，韋力先生評述2014年秋至2016年春古籍拍賣的《蠹魚春秋：古籍拍賣雜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出版了，里面收進了他在拍到殘經后寫的微信公眾號文章《一口氣拍了五件西夏文經》（頁27-32）。只看過這篇文章的讀者，恐怕對殘經的內容和價值無法獲得完整和準確的認識。下面我就借韋力先生新書出版的機會，依照這些殘經在他文章中出現的順序，把我的研究結果做一簡單綜述。

韋力先生拍到的第一個標的，里面實際上含有兩部書的殘頁。第一部為刻本，經折裝，存六折，每折五行，行十三字，內容是根據鳩摩羅什漢譯本重譯為西夏文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二種也是刻本，經折裝，存五折，每折五行，行十三字，但內容卻是疑偽經《佛說父母恩重經》的西夏文譯本（參看《芷蘭齋藏西夏文刻本〈金剛經〉與〈父母恩重經〉殘葉》，《上海書評》2015年5月3日）。《蠹魚春秋》第30頁刊出的題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西夏文經刻本”的照片，其實是《父母恩重經》。

第二個標的，是一經折裝的寫本殘頁，正反兩面都有字，其中一面經我解讀，發現是對印度密教十幾位大成就者的贊頌（《芷蘭齋藏西夏文大成就者贊寫本殘葉》，《上海書評》2015年9月20日）。至于另一面的內容，我還沒有研究，近期大概會重新撿起來。這部寫本殘頁雖然僅僅拍到八千元，但是它的學術價值卻是非常之高，對于解明西夏流傳的印藏佛教的源流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與這種橫跨印藏西夏三地的世界級文獻相比，同場上拍的那部最受買家關注而且最終拍到二十一萬元高價的明隆慶刻本《喬夢符小令》只能說是一個笑話了。

第三個標的，是一部活字印本的殘頁，內容為藏傳佛學的某種論釋或章疏，其中出現了藏傳《百業經》中一首著名的偈頌，以及一位佛教學者“慧源”的名字（《芷蘭齋藏西夏文活字本殘片中的偈頌》，《上海書評》2015年3月15日）。不論從物理形制上（活字本）還是從內容上（藏傳佛學的論釋或章疏）說，這張殘頁在韋力先生拍到的所有標的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第四個標的，是兩折帶密宗金剛拳印圖的經折裝刻本殘頁，內容為《瑜伽焰口》的西夏文譯本。在拳印圖的上方，還刻有漢字音寫的梵語真言“唵”“啞”“吽”三字（《芷蘭藏西夏文〈瑜伽焰口〉刻本殘葉》，《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15年8月23日）。這兩折殘經也是只拍到八千元，實在是大漏兒。

韋力先生拍到的最后一個標的，是帶彩圖的經折裝刻本。我在2015年8月5日的夜里開始研究這部書，沒想到很快就確定了它的內容，是疑偽經《佛說壽生經》的西夏文譯本（附有經序殘頁，以及《六十甲子生人欠受生錢數誦經卷數所納冥司庫號及曹官姓名》），并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326-335頁所收《佛說壽生經》寫本（編號“俄Α32 19-36”）厘定了殘頁的順序。

翌日凌晨兩點，我就發微信托胡同告訴韋力先生這個發現。當時碰巧辛德勇先生為他主編的《中國史學》雜志（在日本出版）向我約稿，我提出，也許可以制作《佛說壽生經》的夏漢對譯本，也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由于后來家中發生了一點變故，徹底打亂了我的寫作計劃，向辛先生許諾的任務已經無法按時完成，最后只好通知他撤稿。誰知禍不單行，當時我的電腦又出了故障，已經寫好三分之二的文章，再也無法尋回。打那以后，我也失去了重寫這篇文章的興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后這個標的里面也混有其他佛典印本的殘頁和殘片。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韋力先生拍到的這些西夏文殘經在物理形制上具有多樣性，既有寫本（大成就者贊），也有印本。印本中既有罕見的活字本（藏傳佛學的論釋），也有普通的雕版印刷本。雕版印刷本中，有的不帶圖（《金剛經》、《父母恩重經》），有的則帶圖。帶圖的里面，不但有普通的墨圖（《瑜伽焰口》），甚至還有彩圖（《壽生經》）。殘經在內容上也是非常的豐富，可以說是有顯有密，有經有論，有真有偽。有密指有大成就者贊和《瑜伽焰口》這樣的密教的東西。有顯指有《金剛經》《父母恩重經》《壽生經》以及活字本藏傳佛學論釋這樣的顯教的東西，其中《金剛》《父母恩重》和《壽生》三者為經，活字本為論。三經中《金剛》為印度傳來的真經，《父母恩重》和《壽生》為中國人造的疑偽經。

除韋力先生拍到的五個標的外，其他四個標的最后也都有了歸屬。唯一成冊的孤本西夏文字書刻本，是被童立新先生拍走的。在拍賣的前一天（2014年11月22日），我已經在自己的豆瓣網主頁根據公布的圖版，指出此書前面帶有西夏文草書和楷書偏旁部首的對照表，表中第一行先列出楷書的字頭和字旁，第二行列出字頭或字旁出現于其中的楷書字例，最后第三行列出與第二行楷書字例相應的草書形式。我當時的感覺是，有了這個對照表，西夏文草書（比如佛典寫本或呂惠卿的《孝經》注釋）的解讀大概會變得省事一點，但不足以依仗它解讀社會經濟文書中所用的那種最為潦草的西夏文草書。

在2015年7月10日于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幕的民間珍貴典籍收藏展上，曾經展出過這部西夏文字書（《冊府千華——民間珍貴典籍收藏展圖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第82頁）。后來關于這本書的研究，我只知道史金波先生在《西夏學》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發表的《略論西夏文草書》的補論（后收入《瘠土耕耘——史金波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第59-61頁），以及徐文堪先生在2015年9月20日發給我的魏安（Andrew West）先生于同年8月11日在其個人博客（http://babelstone.blogspot.com/）刊布的英文論文《新見西夏文字書初探》（“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最近，史金波先生根據童立新先生提供的原件照片，在《民族語文》2017年第2期發表《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對字書中楷書和草書的對照表做了詳盡的解讀。

還有一個標的被鄭順通先生以四萬元拍得。史金波先生研究過這件東西，證明其為元朝正式建立之前蒙古乃馬真皇后稱制時期所刻《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后附為闊端王子刻經祈福的發愿文。有關成果見于史先生寫的《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及發愿文考釋》（初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第8-16頁；后收入《瘠土耕耘——史金波論文選集》，第541-550頁）。

總而言之，2014德寶古籍秋拍上拍的九個標的的西夏文文獻，我研究了其中五個，史金波先生研究了其中兩個。至于剩下的兩個標的被誰拍得，是否有人曾經研究刊布或者正在研究，目前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