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22日，“新視角·新方法·新觀點——宋史學術前沿論壇”在上海師范大學西部外賓樓101會議室舉行。這次會議由中國宋史研究會主辦，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古籍研究所承辦。上海師大古籍所教授、宋代法制史專家戴建國是本次會議召集人。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四十位學者與會，其中不乏著名的宋史學者，比如老一輩的朱瑞熙先生、龔延明先生，史金波先生、汪圣鐸先生也提交了論文（因故未到會），還有相當引人矚目的包偉民、李華瑞、葛金芳、程民生、陳峰、程妮娜、虞云國教授等學界大腕。因大多數與會者都是教授（或研究員），為行文簡便，下文一律不加“教授”等頭銜，敬請明鑒。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論壇是“大宋史”專家學者聚在一起切磋、交流的會議。所謂“大宋史”，是著名宋史學者鄧廣銘先生1982年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旨在強調當時前后并存的遼、宋、夏、金各王朝之間的聯系與影響，而不是局限于趙宋王朝。這個理念對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次論壇可以看作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大宋史”學界同仁的對話與交流。論壇上的報告和討論相當精彩，甚至不乏激烈的交鋒，限于篇幅和個人能力，無法就每一位專家的報告展開報道，大體上按討論比較集中的主題稍作歸納整理，掛一漏萬，請諸位專家與讀者諒解。

學術回顧：從“積貧積弱”論到“宋粉”成群

簡單的會議開幕式過后，中國人民大學包偉民、上海師范大學朱瑞熙先后作主題報告，題目分別為《近四十年遼宋夏金史研究學術回顧》、《<宋史辭典>前言》。包偉民在報告中指出，“40年來遼宋夏金史領域的學術推進尤其明顯，最重要的表現就在于，國人對公元10至13世紀——尤其是趙宋王朝——歷史的看法，產生了近乎逆轉性的變化”。一個外在的表現是，以前一提起宋朝，人們往往聯想到“積貧積弱”這個定性的判斷，而在當下，中青年學者越來越不滿足于在中國史內部來認識宋代的發展，而是“希望將其置于當時的世界歷史背景下給予新的評價”（李華瑞語）；同時，社會上涌現出一批“宋粉”，極力推崇宋代所取得的成就。不過，他也指出，近一二十年“大宋史”研究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激增，學術大躍進的態勢十分明晰。在這種背景下，“研究進步帶來的更多卻是臨深履薄之感”，這一領域的學者也普遍產生了一種焦慮心態，其具體表征有：研究方法的缺失感，由此形成“理論饑渴癥”；對時代定位的困惑，“唐宋變革”說的大行其道就是這種困惑的一種反映。

朱瑞熙是《宋史辭典》的主編，他主要介紹了這部辭典編纂的經過，尤其是在“兩位專家撰寫好的共一萬五千多詞條全部失蹤”的情況下，“再請四位教授重起爐灶，分頭編纂”，“廣泛吸取學術界特別是宋史研究同仁研究成果”，盡可能做到圖文并茂，為推動宋史研究提供便利。

“大宋史”研究如何可能？

鄧廣銘在將近四十年前就提出“大宋史”的概念，在遼、宋、夏、金學界內部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也出現了不少致力于“大宋史”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概念似尚未超出“大宋史”研究領域，影響力還比較有限，正如華東師范大學陳江所注意到的，百度百科收入了眾多與會學者的人名條目，卻沒有“大宋史”這一詞條。而本次論壇的一個亮點就是邀請到研究遼、西夏、金的專家與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金波、關志國合作的《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史學》（由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王曉龍代讀），對傳世文獻中的民族史撰述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包括宋代官修正史、宋代會要、使臣見聞錄與筆記、南方民族史專著、大型類書、地理總志等，特別提及少數民族文字記錄的民族史撰述，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鶻文、藏文、傣文等。

吉林大學程妮娜專攻遼金史，她的報告《遼宋金內在聯系的探索》，大體上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考察政權基本制度與文化的歷史繼承與彼此的影響，二是討論大一統政治觀念的繼承與正統之爭，三是辨析漢人在遼宋金發展中的作用。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彭向前在論文中呼吁開展西夏與宋遼金史比較研究，促進西夏學與藏學之間的合作，并舉例說明跨領域、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他研究指出，以往學界常常誤把一些文獻中的“大食”當作阿拉伯帝國，認為西夏與阿拉伯帝國有貿易往來，其實那個“大食”是指喀喇汗王朝。

華東師大陳江的《“大宋史”與“新清史”》以近年引起熱烈討論和爭議的“新清史”為鏡鑒，提倡“整體性”研究，期望走出“漢化”的敘事邏輯和敘事模式。

包偉民在總結發言中指出，所謂“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學者都要同時做宋史、西夏史、遼金史，而是指在從事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研究時，要有一種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間的競爭與互動。

“唐宋變革論”可以休矣？

論壇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近些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唐宋變革論。有意思的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華瑞和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文提交的論作都與唐宋變革論直接相關，可見這個話題的“火熱”程度。21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為基礎討論宋代問題”，將內藤湖南的這一假說視為“公理”，甚至泛濫化，還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變革論”。面對這種現象和態勢，李華瑞先肯定了唐宋變革論對推動國際宋史研究的作用和意義，接著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繼續炒冷飯、吃別人剩下的舊饃，無助于推動研究的進步，反而“弊大于利”。然后他從學術史、政治、性別、多民族國家、國際宋史研究和“問題意識”等方面，對“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做了較為系統的梳理。由此，他認為宋代近世說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唐宋史研究應當翻過這一葉”。

另外，李華瑞還強調了六點：一是歷史分期問題目前在中國史學界和西方漢學界都不再是熱點問題；二是“宋代近世說”的實質是中國文明停滯論，背后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張目；三是這一假說立足于“中國本土”，歷史空間逐步縮小，相反，應多提倡和回應“大宋史”的研究理念；四是“宋代近世說”雖然討論很熱烈，但真正與它對話的著作很少，對唐宋史研究的實際推進收效甚微；五是學術研究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斷推陳出新；六是借此反思“我們自身的研究”，站在現今的角度觀察和把握歷史。

其中第三點特別值得重視。張文在評議中指出，“唐宋變革論”只考慮了內部的縱向變遷，沒有考慮同時代橫向的地理空間上的影響。

與李華瑞和“唐宋變革論”說“拜拜”的態度不同，張文更傾向于對這一概念做一些調整，“使這一問題重新回歸本土解釋框架”。在他看來，唐宋時期最大的變化是國家—社會關系的調整。中唐以前，大體可稱之為國家—社會一體化階段，中唐（以兩稅法實施為界）以后，國家與社會開始分離，至北宋，形成國家—社會兩分化模式。他認為，宋代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性質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體制分化導致經濟繁榮、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形態呈現出新的特征。總之，他認為唐宋時期確實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但這項變革不是技術層面的革命推動的，而是由體制分化造成的。

李華瑞在評議中重申，他說唐宋史研究應該走出“唐宋變革論”，是指內藤湖南提出的那個假說，從學術規范、知識產權的角度來說，內藤的假說是有特定內涵的，包括貴族政治、平民社會、文藝復興說等，如果中國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發現其中的變革，那應該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論”——這樣很容易產生誤解，不利于學術進步。他同時澄清，并不是說不要研究唐宋時期的變化，相反還要繼續探討中國歷史長時段中的分水嶺，至于怎么定性、怎么研究，概念一定要明晰。

對于這樣針鋒相對的學術意見，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姜錫東直言：學術研究就是要提倡“分裂”，不能搞思想統一，你說東我就一定要說西，這樣才有利于打開思路，促進問題的探討。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吳錚強報告的題目是《宋史還能談什么？》，他本來想從三個方面來談，但限于時間，只討論了“唐宋變革論”問題。他也認為不必再講唐宋變革論，但他的理由與李華瑞的不同。李華瑞從各個角度探討唐宋變革論的實質，發現很多方面其實是有問題的，所以要告別唐宋變革說。而吳錚強認為，“宋代近世說”本來就是社會進化論在歷史學上的運用，如果還是帶著社會進化論的視角觀察歷史，即使否定了“唐宋變革”，也會出現新的“變革說”，比如兩宋變革、宋元變革，等等。吳錚強還指出，有學者認為鄭樵、陳邦瞻等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唐宋之際的變革，但這些人并不是從“宋代近世說”的角度出發的——他們作為傳統士大夫，是站在治國平天下的角度來認識典章制度的變遷的。如果我們不考慮治國平天下的問題，陳邦瞻他們那套唐宋變革說自然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戴建國在綜合討論環節指出，“唐宋變革論”所說的變革是從唐中葉到五代的變革，而名字又叫“唐宋變革”，是不是應該包括宋代的變革？也就是說，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待厘清。

史料的擴充：應重視非文獻材料的價值

一般而言，視野的擴張必然要求擴充史料，史料的擴充必將造成視角的轉換。宋史研究的史料擴充問題，也是本次論壇的一個主要議題。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姜錫東在《宋史研究中的兩個較大問題》中呼吁，要更加重視研究“宋代原始遺物”。華東師大陳江認為要加強對少數民族文獻的利用，要加強對考古發掘資料的利用和重新解讀。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虞云國則嘗試利用圖像史料，倡導宋史研究與宋元美術研究之間的互動。他還在報告中“自我檢討”：以前寫宋寧宗時，將他定為弱智。后來他看到龍美術館的一個特展，從美術史料中發現寧宗的題畫詩，“若不能證明其出自他人代作，則其詩才尚可，原來的結論就要質疑”。中山大學曹家齊則以古琴曲《瀟湘水云》為例，探討宋元音樂史的問題，以期實現藝術史與宋史研究的互動。

上海師大古籍所戴建國也對拓展史料來源的問題發表了看法。他倡議借鑒元明清學界的成果和資料，深挖宋代相關文獻價值。他還以朱瑞熙先生《宋朝鄉村催稅人的演變——兼論明代糧長的起源》為例，指出該文是作者拜讀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后，關注明代的糧長、元代的社長和主首與宋代鄉村催稅人的關系，最后得出“明朝的糧長制還是脫胎于南宋的稅章和苗長制”的結論。另外，戴建國還強調要重視開拓新的史料源，與唐史學者相比，除了個別學者，大多數宋史專家對墓志的利用和研究還不夠充分。此外，元明清三朝文獻中散落的宋代史料也很值得挖掘。這些都體現出宋史研究“往后看”的視野。

包偉民在綜合討論環節指出，“對于非文獻材料的敏感度，我們可能不如唐以前那些斷代的學者，主要的原因是宋史的文獻資料相當豐富，既然文獻材料都夠‘受罪’了……而唐史學者因文獻材料所限，對邊邊角角的材料都要盡力去挖。”包偉民還主動自我反省，說他推薦圖書館購買《宋畫全集》，但自己很長時間沒有去看。由此引申開來，就需要研究者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得老老實實去學”。

數據庫與“大宋史”研究

新技術手段對歷史學界會帶來什么幫助，會造成哪些沖擊？近些年，CBDB（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GIS（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數據庫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轉得熱火朝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界（尤其是青年學者）對數據的“饑渴”與興奮。本次論壇有兩位學者涉及這一話題。

一位是浙江大學龔延明先生，他主要介紹了自己的檢索型數據庫——以《宋代登科總錄》為數據來源，可按照字號、籍貫、職官、謚號等關鍵詞檢索相關信息，借此了解宋代科舉家族的形成、宋代進士地域分布的差異以及宋代科舉制度東傳與東亞儒學文化圈的形成等問題。但這一數據庫尚處于初級階段，目前還無法上線，供學人公開使用。另一位是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的耿元驪，他以CBDB為例介紹了關系型數據庫的運用和學術意義。他在報告中指出，“從學術突破來看，利用CBDB而取得較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還很少，或者說沒有，只有一些有趣的現象得以呈現。如何利用這樣的關系型數據，出學術研究的新范式，可能很重要，這對于關系型數據庫能否繼續生存有很大意義。”

包偉民在綜合討論環節指出，面對新技術，不能采取抗拒的態度，而應該給予正面的回應。在電腦檢索的時候，只能字對字，查到“張三”，它就以為是“張三”了，但文獻實際講述的意思是個隱喻呢，這樣一來，電腦就無從判斷了，技術人員也不太可能了解這種情況。再比如，A和B的交往有50次，A和C的交往有20次，根據這個檢索結果，就能判斷A和B的關系比A和C的關系更加密切嗎？天曉得！說不定記載較少的，關系反而更密切呢。還有，史料本身就是一種主觀的敘述，再將這種敘述置換成數據，如果用這種數據來檢索，對文獻本意的曲解可能會更加厲害。比如，元末明初，士人是否做官“失節”，如果把沒當官的算作“正”，當官的算作“負”，看似很有道理，可是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有的人想當而沒當上，有的人迫于生計而當官呢，這種數據化就很容易造成誤導。通過這幾個例子，包偉民說明大數據對歷史研究只是一個輔助，不能產生依賴心理，不必對大數據過于興奮。歷史研究最核心的還是如何發現材料，如何體會歷史文本的問題。

總體而言，這次論壇偏向宏觀思考的多，微觀研究的較少，不過也有一些報告值得關注，比如上海師大古籍所湯勤福的《金朝“五禮”制度抉微》、中山大學歷史系易素梅的《宋代奸的罪與非罪》、華東師大古籍所劉成國的《新見宋人墓志與王安石的日常行實考述》等。上海師大古籍所幾位青年學者的論文也可圈可點，如孔妮妮《晚宋理學家的學術視界與君臣理想——以<大學衍義>為中心的探索》、韓冠群《御殿聽政：南宋前期中樞日常政務的重建與運作》、雷家圣《高遵裕與宋夏靈州之役的再探討》。

另外，北京師范大學葛金芳的報告《在共識性結構中重新定位宋代社會》重申他的“農商社會”說，引起包偉民的質疑；他的“宋代道統高于政統”論，也遭到包偉民的反對，并引起李華瑞、湯勤福等學者參與討論，形成論壇第一個交鋒。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陳峰的《宋朝分權制衡的治軍特點與邊防困境》認為，宋朝在治軍上實行的制衡原則，貫穿于兵權運作的各個重要環節，給邊防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上海師大雷家圣對此提出幾處疑問。格于本文體例，為免枝蔓，恕不展開。

包偉民在總結中表示，這次論壇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討論的核心議題，有的初步形成了共識，有的則需要嘗試和探索各種應對的方式，讓人感到意猶未盡。比如吳錚強提出的“宋史還能談什么”，雖然沒有討論起來，但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每個人都縈懷于心。至于如何推動學術進步，在包偉民看來，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條是舊題新作，還是要關注和重新驗證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核心議題，不能假定既有的結論都是正確的；另一條就是走向歷史細節，“向前看”、“往后看”，注意宋朝與其他政權的角逐，在更大的格局和視野下討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