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陣秦始皇，雖不似秦瓊戰呂布一樣無稽，但多少也會讓讀者詫異。美國學者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為我們呈現了一副司馬遷與秦始皇爭奪世界的畫面：“兩個人參加了同一個比賽。他們都試圖通過重新排序歷史、命名和分類以及控制話語的基礎來定義世界。”在這場比賽中，秦始皇憑借強制和暴力，而司馬遷以道德重建作為管理國家和人類社會的基礎，借助《史記》贏得了比賽。他們爭奪的焦點是“定義世界”（在最初動筆翻譯此書時，我曾猶豫是否將書名翻譯為《定義中國》，而不是現在直譯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

秦始皇與司馬遷

侯格睿是美國當代《史記》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是北卡羅萊納大學艾塞維利分校的教授。1988年，侯格睿獲得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史記〉中的客觀性和解釋性問題》（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1999年，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其關于《史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該書出版后在美國漢學界有較廣泛影響，被認為是與華茲生《司馬遷：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杜潤德《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沖突》齊名的當代美國《史記》研究重要成果之一。該書的結構和各章的具體內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簡要的概括，讀者可以容易地獲得全書的梗概，此處不贅述，我們將目光聚焦侯格睿組織的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上。

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結果顯而易見：司馬遷的竹簡世界最終戰勝了秦始皇的青銅世界。侯格睿客觀地評判了這場比賽。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帝國后，“試圖通過思想的重組使他自己的軍事征服合法化。他試圖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范疇，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定義世界”，即由他來定義理解和判斷世界的術語。“在重新命名的狂熱中，……一個新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們都來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馬遷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馬遷寫了一段歷史，其意圖是點對點消除秦始皇的意識形態結構”。《史記》不是一部普通的歷史，因為它不僅講述了過去的故事，還試圖以象征的方式代表過去。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樣，《史記》是一個宇宙模型，一個寫在成千上萬片竹簡上的世界。事實上，《史記》是一個最終被證明勝利了的競爭模型。秦始皇試圖利用他的政治手段來塑造一個沒有歷史的新世界，但最終他被迫只是在司馬遷的《史記》所創造的宇宙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在這場不同尋常的比賽中，“歷史學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間的真正聯系”，司馬遷的勝出也自然毫不意外。

為什么秦始皇、司馬遷都選擇以歷史作為定義中國的手段呢？侯格睿認為“祖先崇拜、儒學和官僚主義都促成了在中國文明中歷史思想的盛行”，“非常明顯的是，中國人不同尋常地將歷史作為身份認同和發展方向的源泉”。司馬遷不僅把《史記》作為他歷史觀的代表，“而且也以特別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過它的存在，尋求改變那個世界”。作為客觀世界的模型，“司馬遷的歷史具有一種神奇的魔力，他用寫實的筆法記錄超越普通因果關系的具體話語和行動，旨在以這樣的記錄影響世界。《史記》就是用這樣具有表演感和儀式感的語言呈現這個世界。通過《史記》中的命名、歸類和排序，司馬遷給予宇宙本身一種特定的結構”。《史記》五體結構的靈活性發揮了重要功用，它允許司馬遷在不同主題下，靈活取舍史料，既保證了客觀性，又能發揮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司馬遷希望他的讀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讀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門，也不會離開司馬遷，這也是司馬遷在中國歷史上鶴立雞群的原因所在。

司馬遷的世界模型能夠發揮功能，也離不開他獨特的敘事藝術和對人物傳記次序的巧妙編排，這也是模型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過《孔子世家》的敘事分析指出，司馬遷關于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馬遷自己的人生際遇。司馬遷通過描述圣人，也拉近了他與圣人的距離。遭遇坎坷，通過著述獲取后世的認可，這是孔子和司馬遷共同的命運。司馬遷認為這也是歷史的價值，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讓那些被埋沒的圣賢重新獲得應有的地位，這是天道。天道，不應被局限在一個短的歷史時期。伯夷叔齊雖然沒有善終，但他們被孔子從塵埃中打撈出來，被后世敬仰，這是天道。司馬遷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將通過《史記》得到應有的澄清。

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不惜承受腐刑這樣的奇恥大辱。他為何如此急迫地選擇這樣激烈的對抗呢？侯格睿也給出了他的分析：司馬遷發現，他的競爭對手秦始皇從驪山帝陵中復活了，他在漢武帝身上附體了。他們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轍，甚至兩人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謀而合。司馬遷被恐懼包圍著，他一定要完成《史記》，完成世界模型的構建，否則，他與秦始皇的競爭，終將敗在秦始皇的孿生者手上。當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之間的相似之處時，讀者認識到這兩個君主其實屬于同一類型的人。相同的批評適用于二者。《史記》的結構允許司馬遷將二者匹配。

侯格睿把《史記》五體結構下呈現的竹簡世界，與秦始皇陵中呈現的微縮的青銅世界作為兩個具象對比。秦始皇在地下復刻了自己統治的世界，他試圖借助祖先精神對后世的控制，通過地下這個微縮的帝國，萬世統治人間。可悲的是，隨著秦帝國的滅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壞，他的野心也被司馬遷曝光。而司馬遷的《史記》成為后世膜拜的經典，不斷被研究闡發，司馬遷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愿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將司馬遷的《史記》看作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秦始皇陵近乎模型的結構一定給了他頗多靈感。過去的研究成果對《史記》五體結構之功能也有足夠關注，但鮮有將其上升到客觀世界模型的層面，嚴謹的中國學者更不會將《史記》與秦始皇陵類比，這些給侯格睿留下了足夠的發揮空間。

侯格睿發現了司馬遷的野心，司馬遷害怕漢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記》。司馬遷將秦始皇拉回了他試圖否定的歷史序列中，接受歷史的評價；他通過全面記載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貶的敘事手法，將漢武帝置于秦始皇評價體系之下，完成了竹簡世界體系的構建。中國文化中，“野心”不是一個褒義詞，鮮有學者將這個詞用在司馬遷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馬遷，把他看作孔子一樣的圣人（美國學者杜潤德在《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沖突》中甚至將司馬遷稱作“孔子二世”），他認為司馬遷寫作《史記》，有征服歷史的野心，并無貶義。在他看來，司馬遷不僅戰勝了秦始皇，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孔子關于道德世界的創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歷史中的形象。司馬遷以這樣一種體面的方式，結束了與秦始皇的競爭。

《史記》是百科全書式著作，任何一個緯度的解讀都有其合理性，侯格睿從“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馬遷的著史看作他與秦始皇爭奪古代中國的定義權，讓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來，孔子、司馬遷借助道德教化改變世界，他們實現歷史道德教化的手段，就是“正名”，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通過這個模型，將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發揮到極致。較之于《春秋》，《史記》龐大的結構，五體之間的配合，本身就有寓意，什么樣的人入本紀，什么樣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舍、排列及敘事手法上有足夠的空間，使司馬遷能夠盡情發揮。它建構的客觀世界的模型，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幫助司馬遷戰勝了秦始皇，贏得古代中國的命名權，它也是司馬遷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工具。

侯格睿相信，司馬遷通過《史記》理解世界、改變世界，他希望他的讀者—那些能真正讀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記》所構建的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司馬遷選擇了“遁形”，讀者在一個看不見的向導的指引下，與司馬遷共同探尋古代中國，并從中獲得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能力。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微觀模型，并讓模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史記》之所以成為經典，成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鑰匙，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記》傳世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代關于《史記》之注釋、選本及研究汗牛充棟，特別是20世紀以降，海內外關于《史記》的專著及論文更是蔚為大觀，侯格睿作為漢學家，對《史記》這樣一部中國古代經典有如此宏觀之概括，確實值得欽佩，這也是激勵我動筆翻譯的最大動力。

（本文摘自侯格睿（Grant Hardy）著《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丁波譯、謝偉杰審校，商務印書館，2022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該書譯后記，有刪節，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