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進攻命令

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一月。身處平叛前線的唐軍大將李光弼接到了唐肅宗一道讓他如芒在背、徹夜難眠的命令：整軍備馬，收復洛陽。

此時安史之亂已經進入第六年，經過長期苦戰，長安已經重新回到唐王朝的掌握之中，而東都洛陽卻依然在叛軍主將史思明的掌控之下。為避開史思明的凌厲攻勢，李光弼率領唐軍退守河陽一線，像楔子一樣死死釘在這里，消耗了叛軍大量有生力量，雙方在潼關以東形成了新的平衡。此時，對于李光弼來說，自保實力、堅守陣地雖有余，反戈一擊、吃掉對方則不足。任何脫離堅固城防工事，尋求與敵主力決戰的企圖都將面臨巨大的失敗風險。

李光弼的戰略意圖非常清晰：加強河陽防線，繼續吸引史思明叛軍主力集中于河南，同時朝廷乘機以郭子儀率軍從河東一線大舉東出，直搗叛軍老巢河北，讓叛軍首尾不能相顧、陷于戰略被動。待史思明率軍北返之際，河陽一線的唐軍主力再全力追擊，方可與河北的郭子儀部形成犄角之勢，收克復洛陽、殄滅叛軍之全功。

在堅守河陽的一年多時間里，李光弼不止一次地向朝廷提出上述建議，然而等來的卻是這樣的一紙命令，這讓李光弼不禁發出一聲長嘆。

安史之亂圖

得之不易的戰略平衡

一年來，唐軍能夠在鄴城一敗、東都再失的不利境地下恢復到如今的戰略平衡，個中甘苦只有李光弼自己知道。

唐至德二年（757年），經過長期準備，唐王朝終于艱難擺脫了靈寶大敗、玄宗幸蜀、潼關失陷的全面被動局面。唐肅宗以靈武為基地，集中朔方、回紇、安西、河西精兵十五萬，發起了對長安叛軍的全面反攻。在回紇騎兵的有力策應下，唐軍乘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殺父篡位、造成叛軍內訌之機，經過苦戰，終于一鼓作氣攻克了長安、洛陽，取得了平叛之戰的階段性勝利。

但玄宗、肅宗父子被久違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忙著在東西兩京重修宮室宗廟，分封宗室功臣，給了退守河北的安慶緒叛軍以難得的喘息之機。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唐王朝對已經降唐的叛軍主將史思明羈縻不力，導致了史思明的再次反叛。史思明不僅擊敗了圍攻安慶緒的數十萬唐軍，還乘勢再次襲占洛陽，使唐王朝的平叛之路遭受重大挫折。

唐肅宗像

唐肅宗、魚朝恩將慘敗的罪責推給了主持收復長安洛陽、功勛卓著的老將郭子儀，將其兵權解除。李光弼臨危受命，成為前線唐軍統帥。面對老對手史思明及其手下來勢洶洶的叛軍主力，李光弼和部下冷靜分析局勢，否定了“加兵陜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和堅守洛陽孤城兩種方略，針對河陽北接澤州、潞州(治今山西晉城、長治)，利則進取洛陽、不利則退守潼關，有“猿臂之勢”的有利地形，制定了固守河陽一線的戰略。

對于李光弼的守城戰，老對手史思明是領教過其厲害的。早在至德二年，李光弼就曾以不足萬余守軍，牢牢堅守住了河東重鎮太原，抵擋住史思明十萬大軍的進攻，“斬首七萬余級”，取得了太原保衛戰的勝利。此時面對河陽城外叛軍圍攻、敵眾我寡的不利局面，光弼向諸將慷慨陳詞：“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后遣李抱玉、荔非元禮、郝廷玉、論惟貞等驍將與叛軍決戰，一舉擒叛將徐璜玉、李秦授，殲敵無算。經過一年苦戰，李光弼最終將戰線穩定在了河陽一線，令叛軍攻破潼關、再陷關中的企圖破滅。

自作聰明的惡劣后果

戰果來之不易，自當倍加珍惜。但唐肅宗看到河陽戰線逐漸穩定，便忙不迭地命令李光弼向洛陽發動反擊。李光弼捏著這份命令，目光落在了身負皇命而來的監軍——魚朝恩身上。

影視劇中的魚朝恩

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玄宗始以宦官為監軍，節制諸將。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以宦官邊令誠為監軍，監視大將高仙芝、封常清及其率領的潼關守軍。彼時東都洛陽和兩河大片土地已陷入敵手，高仙芝、封常清帶領的潼關守軍成為確保關中和都城長安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身為監軍的邊令誠直到此時還不忘大發國難財，一再向高仙芝索賄。被拒絕后，邊令誠懷恨在心，進饞言于唐玄宗：“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加之高、封二將不愿遵玄宗出關與叛軍決戰的命令，促使玄宗下令將二人處死。唐軍痛失兩員能征慣戰、效忠朝廷的大將，潼關唐軍為之氣衰。

監軍之制就這樣在平叛戰爭中首開惡例。此后，宦官擔任的監軍一再在唐軍平叛過程中起到阻撓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眼前這位魚朝恩大公公。乾元元年，唐肅宗生怕功高震主的武將難以駕馭，遂任命不通兵事的魚朝恩為所謂“觀軍容使”，監視九節度使會攻安慶緒盤踞的鄴城，結果六十萬唐軍被史思明打得一敗涂地。

而此次進攻洛陽的命令，便是魚朝恩屢次以叛軍將士多是幽州人、朔方人，思鄉心切、兵無戰心為由上書唐肅宗，請求盡速收復洛陽的結果。

看著一臉得意，期待借自己的將士之手建功洛陽的魚朝恩，李光弼內心只有苦笑。魚大公公哪里知道，他那里得到的所謂消息，只是史思明為引誘唐軍脫離堅城而精心策劃的謊言。而此時，李光弼手下，地位僅次于他的大將仆固懷恩，由于嫉妒李光弼的功勞，也和魚朝恩一唱一和，催逼光弼趕快出戰。

何去何從，李光弼必須做出決定。如果違逆皇上和監軍大人的意思，焉知自己不會像前任郭子儀一樣丟官去職，被眼前這個野心勃勃的仆固懷恩取而代之？也許這還是最好的結果。如果肅宗皇帝痛下殺手，自己豈不要像高仙芝、封常清一般被臨陣拿下、橫死軍前？

李光弼掩卷長嘆，明知這是史思明設下的陷阱，但還是定下了進攻洛陽的決心。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與史思明對陣于洛陽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軍依險設陣，但仆固懷恩卻在魚朝恩的支持下布陣于平原開闊地。李光弼告誡他：“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但勇而剛愎的仆固懷恩卻拒不聽命。史思明趁機襲之，唐軍大敗。無奈之下，李光弼、仆固懷恩率朔方軍渡黃河退保聞喜，魚朝恩退保陜州，懷州、河陽一線被史思明占領。李光弼費盡心機穩定下來的陜、洛形勢就此宣告瓦解。

史思明得手后，立即以其子史朝義為前鋒，直驅陜州、潼關，企圖乘勝再入關中。關鍵時刻，史朝義陰謀殺掉了史思明自立為帝。叛軍內部再次陷入長達幾個月的內訌，四分五裂之際，再也無力組織對關中的進攻。幸運之神再次站到了唐王朝一邊。

唐肅宗深知是因監軍掣肘才導致唐軍失敗，因此并未重懲李光弼，反而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但是，李光弼最終還是離開了河南、河北平叛主戰場，來到江淮次要方向，平定浙東袁晁叛亂、保證江南水道暢通。從此，仆固懷恩取代李光弼，成為唐軍平叛主將，并主導了安史之亂的最終平定。

郭子儀、李光弼，這兩位自安史亂起便奮起抵抗、功在社稷的一代名將最終都未能親手平叛，殊為可惜。

郭子儀像

悲劇人物的時代宿命

李光弼身上，鮮明體現了中晚唐武將的悲劇宿命：盡心竭力、效忠王室，但在皇權猜忌防范之下難得善終。然而站在唐王朝一邊，對功勛武將的監視掣肘，卻也有著一番難以言傳的情非得已。

安史之亂前，邊將難治、不聽號令的現象就已顯露。叛亂期間，安史二逆自不必說，唐王朝對己方軍隊的調度，也不能指揮自如，名將哥舒翰的遭際就很能說明問題。叛亂初期，哥舒翰在高仙芝、封常清被殺后，就任潼關唐軍守將，他和部將對楊國忠的弄權與唐玄宗的昏庸非常不滿，王思禮等將領皆勸哥舒翰當機立斷，誅殺楊國忠，以消除叛軍“清君側”的口實。雖然哥舒翰并未同意，但卻斬殺了楊國忠派來監視哥舒翰大軍的將領杜乾運，還吞并了他的萬余軍隊。這件事可以說明在手握軍隊、專征一方的大將眼中，唐中央政府的權威已然不再神圣。或忠或叛，只在將領的一念之間。

叛亂爆發后，在叛軍的強大攻勢下，李唐皇室已是驚弓之鳥、噤若寒蟬，自然對己方將領不服調度的行為格外敏感。而李光弼自己，也恰恰給了唐王朝掣肘監視自己的極好借口。肅宗登基后，以李光弼為河東主將，鎮守太原。而此前在太原統兵的御史崔眾驕橫跋扈、欺凌守將，對讓自己將軍隊交由李光弼節制的命令也不予理睬。光弼大怒，命人將崔眾捆綁起來，即行斬首。此時恰逢朝廷使者來到太原，任命崔眾為御史中丞。面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的朝廷使者，李光弼直言：“崔眾有罪，我已經把他抓起來了。你如果不宣詔，我就斬御史，如果你宣詔，我就斬中丞。”一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霸氣。然而在朝廷看來，武將不請示皇帝便自行斬殺前線文官，是典型的不臣之舉。如果蔓延開來，各路唐軍紛紛效仿，則很可能安史之亂尚未平定，李唐王朝便已瓦解。由于戰事緊迫，唐肅宗并未深究此事，但已經埋下了君臣不睦、相互猜忌的隱患。

此后，肅宗、代宗屢次派遣宦官為監軍，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等功勛將領正是其重點監督對象。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皇帝昏庸、制度缺失、所用非人，擔任監軍的邊令誠、魚朝恩、駱奉先等宦官，或頤指氣使、驕橫跋扈，或貪財好貨、強行索賄，或攬功于己、諉過于人，不但沒能起到監督將帥，保證中央政令軍令暢通的正面作用，反而一再掣肘將領正常軍事指揮行動，造成巨大負面損失。除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等大將眾所周知的遭遇，立下赫赫戰功、在叛軍中享有“來嚼鐵”美譽的來瑱，因得罪位居中樞的權宦程元振，竟被以讒言害死。取代李光弼成為唐軍主將的仆固懷恩更是因為監軍駱奉先輕信謠言，向朝廷誣告將勾結回紇謀反，最終被逼叛逃，引回紇、吐蕃入寇，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而李光弼本人，雖然是克平大亂、中興唐室的靈魂人物，也不免被魚朝恩、程元振等宦官聯合構陷，在吐蕃入寇、天子出奔、都城再度淪陷的緊急時刻都不敢親赴救援，最后竟然憂懼而死，實在令人扼腕。

李光弼像

安史之亂前后，武將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對待安史叛軍投誠而來的驕兵悍將，朝廷極盡籠絡討好之能事，準其自帶其軍、自領其政、自統其民，導致河北強藩屢屢作亂，直到唐亡；而對忠于唐室的武將，朝廷則或監視掣肘、百般刁難，或明升暗降、削奪兵權，或貶謫發配、流放賜死，除郭子儀為人寬厚忍讓、深諳進退之道，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外，得善終者寥寥。

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朝廷對強橫不法的武夫，按照強橫的程度，給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強橫，得到的待遇也愈優厚。對順從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績和威望的程度，給予輕重不等的猜忌，功臣們因此對朝廷有所顧慮，不肯輕易脫離兵權和防地。”在這種兩面三刀、欺軟怕硬的悖謬政策引導下，越來越多的武將選擇擁兵自保、圖謀割據，大唐中央政權的權威也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泥淖中逐漸掉入谷底。

作為平定安史之亂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經歷過軍旅生涯的輝煌，卻以悲劇方式在落寞中收場，這也預示著初唐、盛唐武將建功疆場、繪圖凌煙時代的永遠結束。而中央政權對李光弼等武將的忌憚，也使文官帶兵、以文制武成為兩宋以后中原王朝軍事制度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形態。雖然宋明等王朝整體上逐漸喪失了漢唐時期對外擴張的積極性，但不可否認的是，武將叛亂、分裂國家、沖擊政權的情況也被杜絕。若李光弼在天有靈、觀此大勢，不知又當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