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約翰·列儂舉行的粉絲守夜祈禱，與安妮·萊博維茨的公路旅行，丹尼斯·霍普的肖像……德國知名導演維姆·文德斯在拍攝經典電影的同時，也拍下了成千上萬的寶麗來照片。倫敦攝影家畫廊這些天舉辦一次名為“即時故事”的攝影展，全面展出文德斯早期的寶麗來攝影作品。通過照片，他分享了其中的故事。

1945年出生于德國的維姆·文德斯在世界影壇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代表，其作品曾多次榮獲戛納、柏林、威尼斯等國際知名電影節的大獎。

維姆·文德斯估算自己在1973到1983年間拍下了一萬兩千多張寶麗來照片，此時正是他的導演事業真正起步的時候，其中只有3500張保留下來。他說：“你會把照片都送出去。有個人站在你面前，你剛剛拍下了他的照片，仿佛他們對這張照片有更多權利。寶麗來照片對拍電影是有用的，但它們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們是一次性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倫敦攝影家畫廊舉辦了一次名為“即時故事”的攝影展，全面展出文德斯早期的寶麗來攝影作品。展出照片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文德斯創作的鼎盛時期，那時他導演了諸如《守門員害怕罰點球》《愛麗絲漫游城市》《美國朋友》等經典電影。許多照片捕捉了拍攝這些電影時的瞬間，但其他大多是記錄了他曾旅行經過的地方：城市、小鎮、沙漠、高速公路，以及旅店。正如他的電影風格一樣，這些照片都呈現出一種憂郁的浪漫主義。“我的第一反應是，‘哇，這些都是從哪來的？’那時的記憶很多都忘記了。我才意識到我一直在瘋了一般地拍照。”

致謝維姆·文德斯基金會

這些寶麗來照片被分門別類，冠以各具特色的勾人回憶的標題：自助快照亭、點唱機、敲打打字機；尋找美國；加州之夢（美國經典老歌）；窮街陋巷（美國經典電影）。這些聚集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印象主義日記，“沒有悲傷，沒有憤怒，只有徹底的純真，不僅是我自己的，也是我周圍所有人的。電影的拍攝日復一日，卻沒有經歷任何了不起的思考過程。電影來自于直覺——寶麗來照片亦是如此。”

我們坐在文德斯圖像公司寬敞整潔的辦公室里，這是一個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綜合辦公樓，里面陳列著文德斯精心布置的數量龐大的圖像存檔。他比預計出現的時間要早，戴著頭盔，穿著防風衣，剛騎電動自行車從附近的家里過來。他那滿頭的銀發，厚厚的圓框眼鏡，和背帶高腰褲，讓他看起來像一個古怪的教授。

致謝維姆·文德斯基金會

今年72歲的文德斯從做醫生的父親那里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相機，那時他還是個孩子，生活在杜塞爾多夫。“他一輩子都在拍照，卻從未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攝影家。他將自己的認識與鑒賞傳授于我，于是我不得不學習曝光、聚焦這些技術活。但是我熱愛做這些，我也從未把自己看成一個攝影師。即便后來接觸寶麗來，也是如此。”

文德斯是否覺得這一點奠定了自己的作品呢？“當然。如果我真的想給什么東西拍張照，我不會用一部寶麗來相機。我從不覺得這東西能拍出真正意義上的照片。”

隨著攝影家畫廊的展出日益臨近，文德斯精心思量該如何展出他的作品。“我確實猶豫過。把它們放進畫廊的唯一合理解釋在于它們能展現曾經發生過的事。它們完好地紀念著曾經的世界——以及我們所失去的。意識到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并不一定是依戀過去，也可能是悲劇性的。”

在畫廊的背景下，這些寶麗來照片是個復雜的存在。它們往往帶著折痕或標記，還有些褪色，它們喚醒了另一個時空，一個遙遠到不可能的時空。不僅如此，它們賦予了那個時代一種神秘而浪漫的氣息，即便已經模糊難辨、破碎不堪。這正是這種笨重又難以聚焦的相機的部分魅力所在。然而，在這個展覽空間里，它們從瞬息的事物升華為了藝術。

文德斯察覺到了這種反常的轉變。“這些寶麗來照片的意義并不在于圖片本身——而在于它們所蘊藏的故事。這也是為什么本次展覽被稱作‘即時故事’——因為它更像一本故事書而非一部相冊。”

伴隨其中的故事確實令人著迷。有一張照片里，文德斯回憶了他于1972年和“一位高挑的年輕女子”的偶遇，當時她就坐在他旁邊，在CBGB的吧臺上，那是紐約的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夜總會。似乎是察覺到文德斯的寂寞，她離開的時候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告訴他如果一個人去舊金山的話給她打電話。

一周后，他真的這么做了——于是開啟了一段和一個叫做安妮·萊博維茨的年輕音樂攝影師的友情。她帶著他踏上了前往洛杉磯的公路旅行。他說：“我和安妮都拍下了一些沿途的照片。”他拍下的安妮開車的照片也出現在展覽里。

“來到紐約后，我和成千上萬人一起在靜默中為約翰·列儂哀悼。”

在另一個故事里，他回顧了自己在洛杉磯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時聽到列儂死訊時的情景。“那是我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他說，“我把車停到路邊，任憑車流經過，情緒慢慢崩潰，我開始哭起來。我坐在那兒一直哭直到再也沒有眼淚了。”沖動之下，他徑直開車到機場，趕上一趟夜間航班前往紐約。“來到紐約后，我和成千上萬人一起在靜默中為約翰·列儂哀悼。這是一個表達共同創傷的舉動。我們都失去了某個本質的東西，它快要走向盡頭。于我而言，那就是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不同于文德斯的晚期攝影，主要拍攝風景和建筑，“即時故事”還展出了幾幅肖像畫，包括著名荷蘭電影攝影師羅比·穆勒，德國演員森塔·貝格爾，以及已逝的丹尼斯·霍普，后者主演了電影《美國朋友》。霍普也曾是一個卓有成就的攝影師。他們以前會互相比較嗎？“并不會。丹尼斯這個人，”文德斯停頓良久，“是個隨心所欲的人。當我們的人生道路交匯的時候，他已經拋下了攝影開始畫畫了。我們談論過攝影，我看過也喜歡他的作品。我們甚至拍過一個電影，里面他飾演的角色談了很多關于攝影的事情。但是對于丹尼斯而言，攝影是過去的事了。從我1976年認識他起，就從未見過他拍一張照片。”

如今，文德斯也把攝影視為過去的事了。“不只是因為圖片的意義已經改變了，觀看的行為本身意義也不一樣了。現在，一切都是表演、傳輸，或許還有記憶。本質上已經不再是圖像本身了。對我來說圖像是和獨一無二性聯系在一起的，是關于取景和構圖。你所創作的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唯一的瞬間。正因如此，它具有特定的神圣性。而這整個概念都已經消失了。”

似乎是為了感念過去，若干年前，文德斯把自己的寶麗來相機送給了好友帕蒂·史密斯。“她的相機又舊又破了，曝光過度，”他說，“我有一模一樣的相機，不過再也不會用了。”

因此，“即時故事”本身也是送給寶麗來攝影及其象征的一首挽歌。“曾經，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你用于生存的另一樣東西——就像食物、空氣、我們開的臭烘烘的汽車，和所有人都在抽的煙一樣。今天，拍一張寶麗來照片不過是個工序。”

文德斯嘆了口氣，揉了揉眼睛。“文化已經變了。一切都不復存在了。我真的不明白我們為什么還牢牢糾纏于‘攝影’這個詞。應該有一個不同的名詞來指代，但沒有人會上心去找這個詞了。”

“即時故事”是倫敦攝影家畫廊和維姆·文德斯基金會以及柏林C/O基金會合作舉辦的展覽，展出時間從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2月11日。本文原載于英國《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