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惲代英烈士遺墨考:十美元購書款的來龍去脈

日前,筆者在上海市檔案館偶然發現了惲代英烈士致奚季耕的二通信函。
這兩通信函,其中一通是明信片,寫于1921年,全文如下:
季耕先生:
我從謝循初知道你。我曾托他,而且還預備托他在美國代我買書,他介紹我將款交與你,兌成金洋匯與他。所以我請問:
要寄美金十元與他,照現價應得匯銀洋若干給你?
望即復知。復片寄武昌利群書社。
惲代英
九、十二
惲代英(1895-1931),原籍江蘇武進縣,生于武昌,中共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任上海大學教授,創辦和主編《中國青年》,1925年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先后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30年5月6日,惲代英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1年4月29日被殺害于南京,時年36歲。

那么,此函的收件人奚季耕究系何人?謝循初是誰?奚季耕與謝循初又是什么關系?這兩通信函最初又是如何發現的呢?
《雨花臺革命烈士書信選》、《來鴻去燕錄》兩書均收入了此函,但注釋中只提到謝循初系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惲代英全集》(第四卷)則只標明了“奚季耕當時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工作”,其他相關信息均付闕如。如此,便激發了筆者弄清此事的興趣。
經多方努力和朋友相助,筆者終于在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中,找到了奚季耕的相關史料。

奚季耕入行時的職務為特別員,月薪即達105元,應當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對此類“海龜”人才的特殊安排。按照當時各家銀行的薪酬待遇規定,一個大學畢業生入職時的薪酬在30元左右,要達到此等薪酬水準,一般需要10年左右時間。去世前,他的月薪已達到380元,并有本行股票253股。
在1934年填報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人事調查表中,還可以看到,奚季耕時年45歲,妻子周毓新,有三個兒子,分別為18歲、13歲、11歲,三個女兒,分別為8歲、4歲、3歲,其中四人入校,中西女塾一人,惠群女學二人,元夏小學一人。此外,“每年年底窮親戚二三家約送三四十元,另共(供)給二個窮學生讀書”。
在回答調查表中有關問題時,奚季耕親筆填寫的回答頗具個性。如:
問:能操幾國語言?
答:英、德、法。
問:在行服務,有何志愿?
答:想人所未想之事,做人所不能做之事;每月做一樣新事則如愿以償。
問:對于本行何部或何項辦事手續,最為熟悉?
答:只能看,不能做。
問:如有特殊技能經驗,或專門學識,請詳述于下:
答:各事略知一二,一樣不精。
1921年1月至1922年1月,整整一年時間,奚季耕擔任總行國外匯兌處的特別員。惲代英寫信給奚季耕求助,應當是找對人了。

那么,惲代英信中提到的謝循初,又是何人呢?
謝循初(1895-1984),安徽當涂人,1915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后于1919年留學美國易理諾大學,翌年轉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心理學,1921年畢業并獲碩士。1924年后,先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兼私立光華大學教育系主任等。建國后,曾任復旦大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市心理學會理事長等,長期從事心理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是國內著名的心理學家,著有《心理學史》《心理學綱要》《心理學》等,譯著有《現代心理學派別》等。1984年6月26日因病去世,終年90歲。
謝循初先生與惲代英先生的交集,應當是與少年中國學會有關。少年中國學會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在五四運動時期青年社團中,是會員最多、歷史最長、影響深遠的學會。李大釗、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當時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高校學生,如毛澤東、鄧中夏、李達、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等進步學生都參加了這個組織。蔡元培先生曾評價說:“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惲代英和謝循初都是這個組織的首批會員。他們的相識,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信函中提到的利群書社,即是惲代英于1920年在武漢地區所創建,目的是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
惲代英從小喜歡讀書,曾被人稱為“書癡”。他能閱讀和翻譯英、日、德文書籍。他創辦的利群書社“兼售西書”。他在主編武昌中華大學校刊《光華學報》時,特向校方要求“訂閱最新的外國雜志至少兩種,以便在學報中多載有價值之譯文”。他用稿費選購了大批外文圖書,涉及哲學、社會學、歷史學、自然科學等多方面,并擇優譯出介紹給國人。他有一段話,至今讀來都令人深思:“青年要讀書,不讀書,你將來沒有什么可以貢獻社會,即便你縱然想幫助社會,亦沒有什么可以拿去幫助。”他的一生很短暫,但著述卻相當豐富。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惲代英全集》共有9卷,達290余萬字。

至于謝循初先生與奚季耕先生的交集,主要是兩人均屬安徽當涂同鄉,目前尚未發現其他相關史料。
在檔案中,筆者尚未發現奚季耕先生給惲代英的復函。但從惲代英致奚季耕先生的另一信函可以判斷出,奚季耕先生肯定是認真作了回復。此函如下:
季耕先生:
惠示敬悉,承允代匯,甚感。
茲由郵匯墨洋貳拾元,請為代購美金拾元余(可盡錢買),祈為代寄謝循初君。鄙人已即日函知循初了。循初通信地址改為
Mr. H.H.Sie
5535 Maryland ave,Chicago
Ill U.S.A
匯后祈揮一片,寄四川瀘州聯合師范鄙人收。因鄙人不日西上故。
惲代英
九、二六
上函中提到的美國通信地址,即是謝循初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就讀時的收件地址。至于信中提到的回信地址,則正好印證了一個史實,即1921年10月,惲代英到四川瀘州川南師范任教,先后擔任教務主任、校長等職,直至1923年1月。

那么,這兩通信函最初又是被如何發現的呢?在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檔案中,有三件史料可以說明此事的來龍去脈。
其一,中國革命博物館致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公函,寫于1963年12月28日。函稱:“承惠贈惲代英同志親筆書信和偽公債證券等文物和資料,除編目珍藏提供研究及陳列外,并致以熱烈的謝忱。”


和其他民國時期銀行檔案一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相關檔案在1980年代后期移交上海市檔案館之前,曾長期保管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檔案室。從以上三則史料可以判斷出,惲代英烈士的這兩封信函,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檔案管理工作人員發現,并在1963年11月份中國革命博物館前來上海征集史料時,作為革命歷史文物專門上報的。現在原件珍藏在當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檢索相關網站,筆者又發現了二條有關呂志靜的信息。其一,她曾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參加了1959年度全國檔案資料工作先進交流會。其二,1981年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老干部呂志靜由市腫瘤研究所孫所長、市衛生科研處徐處長、中國人民銀行人事處楊處長等陪同,來到楊浦區腫瘤防治醫院,她代表死于癌癥的老伴周濟同志(前中國銀行副經理)的遺愿,捐獻積蓄多年的4000元人民幣作為支持醫院腫瘤科研事業的經費。在上個世紀八十年度初期,這筆錢確實不算小數目。
(作者系廣發銀行上海分行紀委書記,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