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即將步入不惑之年，此時的中國經濟與改革初年比較已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穩(wěn)步推進，與改革破冰期探索比較，政策方針是要穩(wěn)中有進，著力解決周期與結構失衡矛盾，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未來開道；而金融領域的進一步改革與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2012年以來，利率市場化加速，存貸款利率的浮動區(qū)間進一步擴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簡稱“811匯改”）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被納入SDR新貨幣籃子，亦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歷史性時刻。

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肯定了過去幾年金融改革取得的成就，利率市場化進展明顯。

姚洋還指出，近年來推動最快的還數國企改革，尤其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展望未來，國有企業(yè)改革仍將是未來幾年改革的重點，特別是一些債務纏身的國有企業(yè)可以通過債轉股的形式實現有效去杠桿，并帶動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成長周期。

匯改的時間窗口還沒有到

澎湃新聞：如何評價過去五年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的進展？

姚洋：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在幾個層面上都有所推進。首先是金融領域，我們的利率基本放開。這個放開其實主要是通過開放民間金融放開了利率，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宣布了存款利率、貸款利率都是可以浮動的。當然，存款利率還受一定管制，浮動的范圍不是很大。

由于民間金融放開了，所謂的影子銀行部分就被打開了，實際上就意味著利率自由化。因為老百姓可以選擇，既可以把錢存到銀行里，也可以存到影子銀行里，所以通過影子銀行基本上實現了利率的市場化。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很大的改革措施，只不過我們沒有把它描述成一個改革，但事實上起到了這個作用。現在很少有人會去抱怨金融方面的管制，主要是影子銀行和直接融資得到了發(fā)展，大家的投資渠道還是比以前更多了，這就是改革。

澎湃新聞：近年來也出現了金融亂象問題，這是否意味著過去幾年金融改革過于超前？

姚洋：金融領域改革推進的是很快。在金融領域犯的錯誤就是2015年的“811匯改”。匯改本身沒有錯，應該讓我們的匯率更加靈活，但選擇的時機是錯的。在人民幣貶值壓力最大的時候搞匯改，這個時機選錯了，造成了金融對外開放的反復。外匯儲備大量減少，其中顯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熱錢，是資本出逃，而不是我們正常的對外投資，其后不得不進行外匯管制。

澎湃新聞：你認為在人民幣貶值周期時不宜搞匯改，但這個時間窗口似乎不太好判斷。

姚洋：我覺得時間窗口還沒到。有些人說時間窗口就要到了，可以放開了。我覺得還應該讓中國經濟再往上走一點，至少應該讓匯率回升到6.3左右再開始考慮。現在還在6.5、6.6之間波動，我覺得還不是太穩(wěn)。

澎湃新聞：所以你認為金融開放的改革反而受到了負面的影響？

姚洋：對，負面影響非常大。整個對外金融的開放走了回頭路。

推動最快的是國企改革，尤其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澎湃新聞：你認為過去五年來改革的亮點是什么，成效如何？

姚洋：推動最快的實際上是國企改革，尤其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其實有幾個顯著的例子，一個是新華都入主云南白藥。新華都以254億元購得云南白藥控股公司50%的股份，控股公司持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實際上新華都持有了上市公司20%的股份，而且包括新華都的老板陳發(fā)樹本人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這樣合計起來就超過了20%的股份，這是混改的一個成功的案例，另一個混改的例子就是東北特鋼，到地方上去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中小國有企業(yè)都在實行混改。

國有企業(yè)改革會成為未來幾年的改革的一個重點。特別是一些債務纏身的國有企業(yè)，可以通過債轉股的形式來實現改革。去年10月11日國務院出臺了“債轉股”的指導性意見，為民間資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投資機會。市場上有錢，就是缺好的項目。很多國有企業(yè)其實都是好項目，技術能力、機器設備都是國內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唯一缺的就是合理的管理模式，通過混改可以帶來新的管理模式。

澎湃新聞：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yōu)做大，與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兩者間有沒有矛盾？

姚洋：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到廣東順德訪問。因為順德是國有企業(yè)改革最早的地方。我對順德市經委主任說，你們搞國有企業(yè)改革，在我們北方那叫國有資產流失。他說在我們這里我們把國有企業(yè)改革叫做“止血工程”，他說如果不改，國有資產還在流失了，那才叫“流血”。因為國有資產都沒發(fā)揮作用，現在把它改了國有資產都發(fā)揮作用了。你說這是不是“止血工程”？這其實就是換個角度來考慮，生產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發(fā)揮國有企業(yè)的生產能力，造不出來社會需要的產品，這才是最大的損失。

澎湃新聞：“互聯網+混改”、“PPP+混改”、“債轉股+混改”、國資進入民企、外資參與混改、交叉持股等各種模式不斷涌現，現在有說法認為這些模式都沒有在實質上打破壟斷，這樣是否有可能成為不打破壟斷的借口，由此阻礙市場化改革進程？

姚洋：大家是被大型央企給迷惑了。我們國家現在還有十幾萬家國企，上世紀90年代那一輪改革還留下來12萬家，這幾年我估計還有10來萬家，央企才一百家左右。我們?yōu)槭裁匆炎⒁饬Ψ潘鼈兩砩夏兀窟@些巨型的國企你要改實際上是很困難的，要改也是緩慢的，要放在十幾年，二十年的時間中去改。另外還有10來萬家地方國企都是中小型的，這些企業(yè)面臨的競爭壓力大著呢，沒有任何壟斷能力。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周期

澎湃新聞：你多次強調應注意經濟周期的因素，是否同意現在“新周期”的說法？

姚洋：我自己的判斷是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周期。就像上一輪1998年到2003年，我們國有企業(yè)改革也是推進的非常快，改革完成之后就遇上一個新周期。新周期中這些改制之后的國有企業(yè)可以輕裝上陣，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澎湃新聞：過去年的穩(wěn)增長的壓力比較大，在未來幾年還會有改觀嗎？

姚洋：我覺得下降的周期基本上結束了。下調周期從2010年開始，2010年是最高峰，2012年之后大家明顯感覺到壓力。2012年至2015年這四年，特別2014年、2015年，企業(yè)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經濟周期基本上是七年一個小周期，七年下降七年上升，從2010年算起基本上就七年。上一輪周期從2003年開始到2010年，然后現在下降到2017年。所以2017年應該是個拐點。只要貨幣和財政政策不要收得太緊，復蘇會自然發(fā)生的。

未來應該變賣部分國有資產補實養(yǎng)老金個人賬戶

澎湃新聞：除了經濟與金融領域，其他領域的改革推進如何？

姚洋：另一個重要的改革在戶籍制度方面，盡管沒有完全按照三中全會的精神去執(zhí)行，但也有推進。戶籍改革變成了各個城市自己決定的重要改革措施。例如，深圳把戶口轉變成居住證，實質上變相把戶籍制度改了，當然，居住證帶有的福利還是沒有戶籍制度多，但已經包括教育和養(yǎng)老等正常的公共服務，唯一有所欠缺的就是買房會受到一定限制。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戶籍限制仍然較嚴。但二、三線城市會利用戶籍制度改革爭奪人口，特別是高端人口。

農村土地改革的進展相對來說慢了一些，也沒有達到三中全會的要求，但是各地的土地確權還是基本上完成了。一旦土地確權完成，農民土地長期持有的權利就有了保證，給農民吃了定心丸。過去隔幾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現在基本上土地不再重分。

澎湃新聞：接下來的這五年會有一個改革的重心嗎？

姚洋：我覺得國企改革是一個重心。當然我還是希望農村土地改革，包括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往前推進一步，現在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沒動。周其仁老師給深圳做過一個方案，但最后沒有推行下去，這方面我們應該再推進。戶籍制度也應該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難改就先過渡到居住證制度，然后再慢慢地往居住證上增加各種權利。

未來5年，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個難點。我們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全面小康有一個目標就是社保全覆蓋，要說當前小康社會哪個目標沒達到，恐怕就是社保沒達到。我們社保的統籌現在只到城市，連省都沒達到，人社部部長說三年內要實現全國統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zhàn)。相比之下，醫(yī)保做得比養(yǎng)老保險好。因為大家要看病，所以醫(yī)保推進的快。

養(yǎng)老保險覆蓋率很低。即便在城市，居民的全部養(yǎng)老保險覆蓋面積就60%左右，還有40%的人口在城市沒有養(yǎng)老保險，農村就更低了。現在還面臨一大堆人養(yǎng)老保險是空賬，我是反對個人賬戶名義化的。從整體來看，個人賬戶的空賬數額不是很大。四萬億對于整個國家并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我們應該讓國有企業(yè)變賣一些股市上的資產，或者通過引進戰(zhàn)略投資變賣一些資產，在未來的5到10年里用變賣的國有資產補實個人賬戶。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