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上海科學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重印的民國時期“老課本”《開明國語課本》受到出版市場的青睞，同期重印的《世界書局國語讀本》和《商務國語教科書》也變得炙手可熱。《開明國語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部經(jīng)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出版后受到普遍歡迎，先后重新40多次，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代人的成長。所幸這套教材并沒有永久地湮沒在歷史的陳跡中，七十多年后被重新發(fā)現(xiàn)并刊印。人們發(fā)現(xiàn)這套教材雖然時代久遠，但在字里行間散發(fā)出的情趣和韻味絲毫沒有沖淡。于是，各種贊譽和褒揚之辭隨之而來，在其映襯下，當下使用教材的缺失之處愈加明顯。《開明國語課本》到底給現(xiàn)代語文教材以什么樣的啟示以及如何認識該問題，是我們要考量的重點。

一、大作家與小教材

《開明國語課本》是在1932年出版的一套小學教材，課文內(nèi)容由葉圣陶編著，繪畫插圖由豐子愷先生繪制。全書共400多篇課文，大多是葉圣陶的創(chuàng)作和重新改編。這種個人行為編寫教材的方式，對我們而言，是陌生而稀奇的。因為，我們知道中小學教材的編寫工作一項嚴肅的、分工細致的、組織嚴密的、高技術(shù)高難度的工作，絕非是一兩個人能夠獨立完成的。我們的教材必須由一個教育主管部門牽頭成立編寫組，組織專家學者、中小學教師等各方的代表人物，反復開會討論立意、體例、內(nèi)容、知識構(gòu)架等，反復琢磨修改方能付梓。用《收獲》雜志社副編審葉開的話說，現(xiàn)在的教材編寫、出版，已變成了一樁極其神秘的事情。

這種陌生和稀奇感還來自于兩位作者的特殊身份。葉圣陶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曾經(jīng)寫過《稻草人》、《古代英雄的雕像》等深受青少年的喜愛的、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作品。而豐子愷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人，他在散文、繪畫等方面皆有極深造詣。這樣著名的大作家、大畫家不惜自降身份去編寫一套小學生啟蒙入門用的教材，這是我們當下的著名的各種“家”所不齒的。他們愿意做的是擔任大型叢書、雜志刊物的名譽主編、編委等頭銜，去拿各個級別的課題等。況且，即使他們有意向去編一套中小學生用的教材，現(xiàn)行的教材發(fā)行體系決定了，即使你能編輯一套高質(zhì)量的語文教材，也沒法走進課堂，最多是擺放在書店零售的課外讀物。

其實，在民國時期知名學者作家編寫中小學語文教材是件司空見慣的事情。文學家楊振聲曾與沈從文和朱自清一起編過《實驗小學國文教科書》和《中學國文教科書》，他甚至到北平的師大附小做兒童教育改革的實驗。葉圣陶更是熱衷于編寫教材，他與歷史學家顧頡剛合編了《新學制初中國語教科書》，與夏丐尊合編了《國文百八課》，與郭紹虞、周予同、覃必陶合編了《開明新編國文讀本》。民國時期，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有在中小學任教的經(jīng)歷，如錢穆、朱自清、夏丐尊、豐子愷都有擔任中小學老師的經(jīng)歷。特別是西南聯(lián)大的那個特殊時期很多學者走進了中小學的課堂，他們影響和培育了一大批中國知識界的精英。他們并不看輕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著，“因為他們知道，這些看來最淺近最簡單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人的智力開發(fā)、道德情操的培養(yǎng)、人格的確立，最要緊的是在幼兒、小學時期。最不能糊弄的是孩子。把真善美、把愛、把正直傳達給孩子，是為人的一生打基礎(chǔ)，也是為一個健康的社會打基礎(chǔ)。”

二、兒童視角與成人視角

“雨停了。云散了。太陽出來了。遠處的山、遠處的樹又看得見了。山和樹給雨洗過，都很干凈”，這是《開明國語課本》第30課的內(nèi)容。這段話以孩子的口吻，記敘對雨后情景的感觀，文字樸素簡單，沒有過多的刻意修飾。通觀全書，課文內(nèi)容多是兒童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對問題的觀察和體會也多是從兒童的視角出發(fā)。1921 年，葉圣陶在《晨報》副刊上連載《文藝談》，他說：“兒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們都是新鮮而奇異，他們必定有種種想象，和成人絕對不同的想象……文藝家于此等處若能深深體會，寫入篇章，這是何等美妙。”因此，在寫作教科書的時，葉圣陶把孩子當成了平等對話的主體，揣摩兒童的話語方式，從兒童的視角出發(fā)觀察萬物，表現(xiàn)的是兒童的所見所想。課文文字看似簡簡單單，卻勾勒出了兒童世界的童真與童趣，適合兒童誦讀吟詠，有著雋永深長的味道。

在教科書中使用兒童視角，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情，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陷入誤區(qū)，當下流行的教科書這種現(xiàn)象比較普遍。一是從成人視角出發(fā)，將事矮小化處理。在人教版《語文》第一冊上雖然課文數(shù)量不多，課文題目中帶有“小”字的共有9篇，有“小小竹排、小樹、小小的船、小松鼠、小畫家、小熊、小兔”等。使用這樣的稱呼是有意為之，試圖用這種方式來貼近兒童的性靈，給這些客觀事物增加情感的溫度。實際上，兒童看到的是兔子、松鼠而不是小兔子、小松鼠，他們并不完全用這種話語方式表現(xiàn)事物。小是相對于大而言的，這實際上成人視角的隱形介入，很難有效拉近與孩子的距離。另一個誤區(qū)是程式化的擬人及敬稱的泛濫，在當下的課本中一旦提到太陽便是“太陽公公”，一旦提到月亮便是“月亮婆婆”，一旦提到警察便是“警察叔叔”。《開明國語課本》中寫到了太陽，但寫法與這種程式化的方式不同，“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覺？”。這里并沒有使用太陽公公的說法，但這樣的表述方式更接近于孩子的說話方式，更易于貼近孩子的心靈。

三、生活教育與思想教育

《開明國語課本》中有大量的課文取材自日常生活和校園生活場景，生活化和鄉(xiāng)土化的氣息濃厚。課文中有小朋友與先生的課堂對答，有與親友的通信往來，去參觀工廠，看媽媽縫衣服、農(nóng)人種田等。對小朋友而言，這些事情就是發(fā)生在小朋友身邊的真實生活，一切都很熟悉。但正是在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繼續(xù)和描寫中，告訴孩子怎樣面對生活、面對人生。鐘良同學生病，同學去看望，教會了孩子應該互幫互助，讓孩子體會到人情的溫暖（《可愛的同學》）；先生父親病故，同學們要求在教室中懸掛太先生的照片，讓孩子體會到生命的重量和厚度（《兩句話》）；到公園中觀光，勸行人莫采睡蓮，告知孩子應有社會公德（《公園里》）；母親過生日，兄弟姐妹準備食物、種柏樹為母親祝壽，告知孩子應孝敬父母（《母親的生日》）。另外，《開明國語課本》文體比較生動活潑，有部分課文是用信件、日記、游記、意見書、戲劇等形式寫就的，顯得變化豐富，并在課文中教會孩子實用文體的寫作。

這些用白話寫出來的課文，淺顯易懂、充滿情趣，在耳濡目染課堂教學中孩子更容易明白團結(jié)友善、尊師重道、孝敬父母、勤勞勇敢的道理。北京十五中校長邰亞臣看來，這些跨越了70余年的老教材為何還能散發(fā)魅力， 就是因為它的編寫有一條清晰的線索貫穿始終， 教材中滲透著公平、 正義、 自由、 愛與被愛等最基本的社會價值觀，處處體現(xiàn)生命間的微妙關(guān)系，展示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聯(lián)系。《開明國語課本》將傳統(tǒng)的禮儀觀念和現(xiàn)代社會價值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現(xiàn)出，放下居高臨下的教導姿態(tài)，與孩子平等交流，循循善誘，容易被孩子接受。

《開明國語課本》中介紹孫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并沒有說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何仇恨，只是說他見識得多，看不過大家的迷信、看不慣本縣的縣官，用兩個具體的示例說明孫中山先生革命要改造的對象。在介紹林則徐戒煙的背景時，只說林則徐是個熱心、能干的人，清政府派著他，他就著力禁起煙來。這樣的人物描寫方法把人物從高高在上的神擺正到了人的位置上，拉近了與孩子的距離。

四、文學性與工具性

“萬年橋邊小池塘，紅白荷花開滿塘。上橋去，看荷花。一陣風來一陣香”，這是課文《荷花》的內(nèi)容。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句話，但卻似一首雋永秀麗的小詩，讀起來回味悠長，特別是末尾的“一陣風來一陣香”，看似是寫實，卻有說不出的美感。在《開明國語課本》中類似例子還有很多，課文有很強的文學性，讀起來朗朗上口、回味悠長。這樣的文章易于孩子接受和理解，能夠提高他們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葉圣陶特別看重《開明國語課本》的文學性：“本書內(nèi)容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著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拓張到廣大的社會。與社會、自然、藝術(shù)等科企圖作充分的聯(lián)絡(luò)，但本身仍然是文學的。”語文的文學性實際上是一種審美教育，它豐富學生的情感，讓他們有更敏銳的人生體驗。文學是自然而清新的，不嬌柔不造作；是自我情感的真實流露，不是畫里辭藻的堆砌和炫耀。

我們現(xiàn)在的語文教材忽視了“文”的方面，偏重于“語”的方面，重在培養(yǎng)學生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聽、說、讀、寫等技能的訓練成為課堂主導內(nèi)容。教師引導學生認識生詞、分析筆畫結(jié)構(gòu)、聽寫默寫、生詞造句等，學生整天與枯燥無味的文字打交道。而講解課文內(nèi)容時采取的又是“紅領(lǐng)巾教學法”（普希金娜教學法），講解課文的時代背景、劃分段落、歸納主旨、分析主題思想。這兩種教學方式和方式在中小學課堂中長期使用，實質(zhì)上是把語文視作知識和工具，忽視了語文的文學性和審美性。這樣的做法讓很多學生覺得中小學語文是空洞的、索然寡味的，他們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幾乎消磨殆盡。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教學方法可操作和可示范性強，一旦沉淀成為一套固定的教學方法，會成為一種惡性循環(huán)、陳陳相因，短時間內(nèi)很難改變。

結(jié)束語

《開明國語課本》是語文教材編寫的經(jīng)典垂范之作。以其為代表的民國時期教材至今還有很多可取之處，給當今教材的編寫有益的借鑒。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意識到《開明國語課本》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向現(xiàn)代教育邁進并漸入正軌時期的草創(chuàng)教材，其編寫體例、教材內(nèi)容跟當下社會有較大偏離，并不能適用于當今社會。用《開明國語課本》替換正在使用的教材是不可取的，也是無法實現(xiàn)的。2001年，教育部頒布《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guī)定“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單位、團體和個人編寫符合中小學教學改革需要的高質(zhì)量、有特色的教材”，這才有了改變了人教版一統(tǒng)江湖的局面，形成“人教版”、“蘇教版”和“北師大版”三足鼎立，其他教材割據(jù)混戰(zhàn)的教材格局。我們應充分吸收借鑒前代教材編寫的經(jīng)驗和先進做法，寫作編纂更適應孩子成長的語文課本。

（注：本文系武漢大學2010年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責任編輯：彭文博）

原標題：《《寫作》舊文新推︱宋時磊：《開明國語課本》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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