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珺瑤 上觀數據

你EMO了嗎？

疫情期間，經常聽到年輕人在社會平臺上這么發問。EMO是一個網絡流行語；原本是一種情緒化的音樂風格，但到了互聯網世界里，被網友們衍生出“喪”“憂郁”“傷感”等多重含義。

學業停滯，就業競爭壓力增強，未來不確定性更大……正處于人生探索階段的年輕人，對未來的規劃和原本生活的秩序也都被這突然的危機打亂，焦慮感和無措感自然加重。

針對于此社會現狀，有什么安心良策呢？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與上海大學歷史系的成慶老師作了交談。

受訪者供圖

疫情給了年輕人參與社會的機會

問：您覺得這一波疫情對年輕人，尤其是經歷了較長封控的年輕大學生造成了什么影響？

成慶：疫情肯定給大學生造成了負面影響，尤其是長期處于封閉空間下，情緒上多多少少出現了問題.... 這兩天我也在社團中和學生們進行一些關于疫情影響的討論。

其中可能有一些角度，是我們不大能預料到的，比如有的學生會覺得疫情給了更多的空閑時間去讀想看的書，聽想聽的音樂。這個過程中，他們獲得了自由學習生活的感覺。疫情還讓他們有機會參與社區的服務與交流，感覺到社區的人際關系變得更加緊密了。

疫情的危機其實帶來一些新的變化，比如學生們開始意識到該如何與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相處。他們過去都是個人化的自處方式，用流行的說法，多少有點“社交恐懼癥”，不愿意與人打交道。疫情的長期封鎖，則“強迫”他們有了另外的集體生活，獲得了新的集體合作經驗，類似像學校里同學們自發組織的“個人物品交換活動” ，就建立了新的社交聯系，形成了他們過去不大會有的新的關系模式。雖然這種關系模式是短暫和特殊的，但多少會讓人意識到集體生活的積極作用。

再舉個例子，近期許多上海的大學生都開始陸續返鄉，為此，他們也成立了很多返鄉互助群，互相分享乃至互相幫助。從人生的成長經歷來看，或許多年之后他們會懷念這段同舟共濟的經歷。而這些，都將成為他們人生的重要閱歷。

另外我注意到的一點是，過去和這些年輕的大學生談到宏大的社會問題或社會政策時，他們往往不會回應，甚至也不會主動去思考，認為和自己沒有太大關系，但這次的疫情卻把他們強行卷入到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里來，這無疑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社會化”過程。

所以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場危機，留下的絕對不僅僅是傷感和悲痛，還會留下一些其它層面的東西，值得我們去反思，去展望未來到底該如何改善，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動力和活力。我個人其實期待會有一個新的開始，因為這次的疫情對這些年輕人來講的確是一次身心的大危機，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認識自己以及社會的契機。

問：您認為讓年輕人“參與集體性的活動”，是不是讓他們緩解焦慮的一劑良藥？

成慶：人作為社會生物，當面臨困難時，可能除了物質層面的基本需要，而更需要一種集體性的認同，這是需要他在這場危機中自己去尋找的。

在馬斯洛的需求原理中，撇去最基礎的生理需求，其他還有我們所說的認同的需求，被愛的需求及自己社會實現的需求等等。

對今天的普通中國人而言，最基礎的認同理應來源于家庭。但在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今天家庭單位的規模遠不比以前，另外在社會流動背景下，家庭的穩定性也變得脆弱。所以很多年輕人雖然也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在精神層面上其實缺乏群體的認同滿足。而這樣的認同感，在職場上也很難獲得，因為中國的企業模式并不足以提供這樣的認同需求。

所以鼓勵參加公共性的社會活動，其實就可以把我們的日常認同“在地化”。不僅僅是跟好朋友去喝個下午茶、逛街這樣的日常行為，可能更需要的是參與某些帶有公共性的集體活動，比如做慈善活動的志愿者，去戶外旅行，去共同參與一項體育活動等，其中的意義感就會填補心理需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進行社會服務所感受到的回饋滿足感，是非常飽滿的，也有重要的公共價值。

如果年輕人在這場疫情之后，有意識地看到這些需求，并自發地慢慢搭建起不同的公共平臺，讓更多人感受到更豐富的生命內在，自己也許也能擁有更多元的認同滿足。

學會自己掙脫社會的“牢籠”

問： 眼下，社會秩序恢復在即，從“長期處于封閉空間”到“即將重新面對現實社會”，對于有期許的年輕人，在心理上會有落差感，在這一時刻您會有什么建議給到學生呢？年輕人該如何做疫情后的能量修補呢？

成慶：我在疫情之初，曾給華東師大的同學們作過一次講座，當時主要談的“安心之道”，強調處于危機的環境里，我們暫時讓自己不要被負面的情緒壓倒。佛學中有一個觀念，那就是人其實是“非主宰性”的。意思大概是指，任何事態的發展是無法憑借我們一己之力去主宰或影響的，而是有多元的因素與條件共同作用。所以，如果我們能意識到“非主宰性”無時無刻的存在，其實就是幫助我們能夠緩和自身當無法改變環境時所產生的“焦慮情緒”。

而對于今天的年輕人，又可能要逐漸從“安心之道”走向“安身之道”，比如“怎么重新理解你跟周圍的人、單位、社區、社會甚至國家的關系”，這都是屬于“安身”層面的。最基礎的層面，就是要“讓自己活下來”。對于現在的年輕人而言，“安身”的意義大概在于畢業了之后就業的問題，找一個讓你可以生活下去的職業。

問：說起“安身”，目前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內卷”現象普遍，社會環境整體對年輕人造成了很大的壓迫感。您作為導師是否有關注到這些現象？

成慶：你說的這個壓力是普遍存在的。

今年就業情況特殊，人才交流會舉辦機會少，還有就業市場萎縮，再加上互聯網裁員，年輕人也在想“怎么辦” 。在社會主流環境的逼迫下，好像只有“考公”、 “考研”甚至“考教資”的選擇了。這個“求穩”的趨勢在這幾年很明顯。很多畢業生也不再留在大都市打拼，可能畢業了就直接回到家鄉，這是他們在社會環境的逼迫下作出的集體性選擇。

當社會發展紅利消逝時，這些年輕人能不能從中找到自己未來的職業方向？目前看來，雖然有學生也在思索如何讓自己的適應能力更強，但大部分人似乎還是想迫切地找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

但穩定并不代表不焦慮，或許意味著內心更為焦慮。年輕人最大的焦慮，就是已經不敢擁抱不確定性，內心糾結，缺乏面對失敗的勇氣。

而未來的社會，最需要的可能反而是愿意不斷嘗試和學習的人，但現在的大學卻往往很難培養出具備這種認知理念的人才，充滿了工具主義的價值觀，大家都瞄著獎學金和各種證書，評價標準偏向于那些遵守單一規則的人。

問：您在講座中也講到您這一代人生活經歷的維度更豐富些，比如體驗過相對貧困的農村生活，體驗過職業經歷的各種挫折，但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生下來就衣食無憂，他們能通過什么樣的機會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生命的實踐性”或“生命的價值體驗”呢？

成慶：不是年輕人的內心不豐富、不熱情，而是每一代的“風口”不同。

舉個例子，如前些年的互聯網風潮，可能塑造了一代互聯網的英雄。但這一代年輕人卻還沒有找到適合他們的領域。

疫情帶來的啟示可能是，年輕一代的生命熱情，未來能不能轉向例如剛才談到的“社會服務”上呢？

在你的工作、娛樂消遣之外，我們還有自己的“業余時間”，我們或許可以思考，除了職業人、娛樂人、家庭人的角色之外，我們又要如何為這個社會服務？就像這次疫情當中，許多年輕人在社區的公共服務中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這種能量如何在未來的日常生活中繼續展現出來，或許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至于你說的“生命體驗”，我覺得首先年輕人要有意識做社會的先驅者和開創者。社會沒有的，就要靠自己去創造這些平臺。這些其實是這一代人在生命實踐的道路上需要面臨的重要挑戰。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原標題：《年輕人，Emo該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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