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思想周報以翻譯、掃描輿論場上的思想動態的方式，為讀者呈現全球思想動態。本期思想周報，我們關注美國的配方奶粉短缺危機，以及在疫情期間謀取超額利潤的西方藥企。

配方奶粉短缺與兩黨政治博弈

近日，美國多家媒體報道了國內出現的嬰兒配方奶粉短缺現象。許多家長表示，在大流行期間撫養嬰兒的壓力很大，而嬰兒配方奶粉的短缺使他們壓力倍增。目前，美國的家長們正在焦急地尋找稀缺的奶粉供應，或選擇長途跋涉去購買配方奶粉。據巴倫周刊報道，因全國嬰兒配方奶粉短缺問題，美國總統拜登遭受了共和黨的猛烈抨擊。在當地時間5月12日，白宮方面表示要采取行動增加嬰兒配方奶粉的供應。[1]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6日，美國馬里蘭州，百貨商店奶粉貨架空缺，全國范圍內嬰兒配方奶粉持續短缺。

嬰兒配方奶粉短缺與其受害者

針對嬰兒配方奶粉大規模短缺問題，The Conversation 新聞網咨詢了得克薩斯大學兒科健康領域的專家史蒂文·艾布拉姆斯（Steven Abrams）博士。艾布拉姆斯給出了兩方面解釋。首先，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美的貨物供應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雖然該情況在2021年有所好轉，但在2022年初又再次惡化。

其次，在今年二月，雅培營養（Abbott Nutrition）位于密歇根州的生產工廠因故關閉，原因是有四名嬰兒因食用該工廠生產的配方奶粉而感染細菌，其中兩人隨后死亡。雅培隨后在全國范圍內召回多個品牌的常用嬰兒配方奶粉。據CNBC新聞網報道，雅培、美贊臣、雀巢美國和培瑞克四家公司控制著美國國內90%的嬰兒配方奶粉市場。僅雅培就占據了美國嬰兒配方奶粉市場40%的份額，而關閉的密歇根工廠產量占到該公司在美產量的40%。[2]由于美國嬰兒配方奶粉的生產沒有充足的存量，而其他工廠也無法彌補產量上的減少，因此短缺開始發生。與此同時，配方奶粉短缺在報紙、電視和政治演講中得到了廣泛宣傳，從而引發更多的恐慌性購買和囤積。

艾布拉姆斯指出，在美國，多數父母會在某一時間段使用配方奶粉喂養嬰兒，以滿足他們的營養需求。大部分超過6個月的嬰兒會開始食用配方奶粉，而一歲左右的嬰兒則更依賴配方奶粉來獲取營養。另一方面，據數據顯示，在美國超過6個月的嬰兒的母乳喂養比例僅為58%，這與社會缺少對工作母親在這方面的支持有著直接聯系。據《衛報》報道，許多母親在返回工作崗位后發現，自己的工作場所無法提供隱私空間讓她們保存母乳；一些母親甚至表示自己的工作過于忙碌，以至于自己沒有時間去保存母乳，最終不得不放棄母乳喂養。[3]

目前，嬰兒配方奶粉的短缺對于低收入家庭造成了最大的沖擊。此前針對較貧困的婦女、嬰兒以及兒童的聯邦食品計劃（WIC）可以為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嬰兒提供配方奶粉。但目前配方奶粉的成本已經上升，同時其供應也變得越來越少。盡管部分家長選擇驅車找尋配方奶粉或選擇更為昂貴的品牌奶粉，但對于低收入家庭的家長而言，他們難以承擔這些選擇的成本。目前，WIC正在更換配方奶粉供貨商，并允許低收入者使用食品補貼購買不同類型的配方奶粉。

此外，對于家中嬰兒患有過敏、腸道受損或特殊營養需求，需要購買專門嬰兒配方奶粉的家庭而言，本次雅培密歇根工廠的關閉可謂是雪上加霜。據悉，密歇根工廠負責生產全美大部分專門嬰兒配方奶粉，因此對于需要專門配方奶粉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絕對的危機。

艾布拉姆斯強調，嬰兒在出生后的前六個月內應該只吃母乳或配方奶粉，只有這兩種食物才能為嬰兒提供完整營養。與之相對，如果嬰兒面對營養短缺，那么他們就無法獲得發育所需的營養。這可能會導致一系列健康問題，包括影響他們的身體生長和大腦發育。一些父母表示自己正試圖沖淡嬰兒配方奶粉，或通過將奶粉或素食牛奶與維生素混合來制作奶粉，但這些替代品不僅營養不全面，甚至可能無法保證奶粉的無菌性。[4]

配方奶粉壟斷與絕望的家長

在過去兩個月內，共和黨試圖通過抓住配方奶粉短缺的現象來攻擊拜登與民主黨，并試圖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奪回對國會的控制權。此前，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剛當上母親的埃莉斯·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她在2月份曾就該問題聯系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但“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回應”，她向記者表示“拜登對于短缺沒有做出任何計劃”。

針對短缺問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于近期放寬了進口限制，允許外國制造商向美國運送配方奶粉；但局長羅伯特·卡利夫博士（Dr. Robert Califf）也表示配方奶粉的短缺將會持續到7月，并承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處理不夠及時。盡管采取了這一系列處理措施，但拜登政府依舊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國內配方奶粉制造商數量過少的問題。

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美國國內很少有公司或投資者渴望進入嬰兒配方奶粉行業，因為該行業的增長與美國的出生率密切相關。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出生率一直保持穩定，直到2007年開始下降。但是這并非是少數制造商壟斷該行業的唯一原因，目前奶粉行業的壟斷離不開美國國內錯綜復雜的貿易規則和法規網絡，這些規則和法規保護了最大的生產商，并使其他企業難以進入這個市場。在美國，國內生產的配方奶粉占到了全國消費量的98%，美國對外國配方奶粉有嚴格的進口規定和高達17.5%的關稅。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有一份國際配方奶粉的“清單”，這些品牌的奶粉一經進口就會被扣留。被扣留的理由可能包括沒有提供用英語書寫的標簽或沒有列出所有要求的營養成分。

然而，對希望進入嬰兒配方奶粉行業的公司來說，最大的障礙也許是旨在幫助低收入家庭獲得配方奶粉的WIC計劃的結構。目前各州規定，州WIC機構不能僅僅從任何制造商那里購買配方奶粉。法律要求他們對合同進行競爭性招標，并選擇一家公司，該公司最終成為該州所有WIC接受者的獨家配方供應商。作為獲得獨家權利的交換，制造商必須為各州購買的配方奶粉提供大幅折扣。

南達科他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大衛·戴維斯（David E. Davis）指出，在這種制度下，小公司將更難躋身進入該行業。盡管制造商可能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各州出售產品，但獲得WIC合同的品牌在商店貨架上獲得了更大的推廣力度，在非WIC接受者的家庭中產生更大的銷售，而醫生也可能優先向母親推薦這些品牌。占據了99%的WIC供應市場的雅培、美贊臣與雀巢公司的地位幾乎是無法被撼動的。[5]

而廣大的家長和嬰兒則被迫承受著短缺帶來的傷害，甚至冒著被欺騙的風險進行奶粉交易。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住在馬里蘭州肯辛頓的心理健康治療師安德里亞加入了幾個臉書小組，希望能從其他家長處找到匹配的配方奶粉。在進行了幾次交易后，為安德里亞提供奶粉的“供貨商”不斷加價。在最后一次交易中，對方要求安德里亞支付50美元的押金，卻沒有發貨。但比受騙更令人絕望的，是安德里亞的寶寶只剩下幾周的食物了，但她卻仍然無法在商店貨架上找到配方奶粉。[6]

小部分家長在海外的家人的幫助下獲得了配方奶粉，但更多的家長則陷入了無法為孩子提供他們所需食物的焦慮和無力中。更令人沮喪的是，這樣的情況將至少持續到7月。對此，廣大的家長已經表示出了強烈的失望與不滿，而配方奶粉短缺也將會成為影響今年中期選舉結果的重要事件。

引用文章：

[1] https://www.barrons.com/news/us-baby-formula-shortage-gives-biden-new-headache-01652381408

[2] https://www.cnbc.com/2022/05/26/baby-formula-fda-commissioner-robert-califf-expects-shortage-to-end-within-two-months.html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may/24/baby-formula-shortage-breastfeeding-inequality

[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s-causing-the-us-baby-formula-shortage-and-how-to-make-sure-it-doesnt-happen-again-182929

[5]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20/business/economy/baby-formula-shortage-market.html

[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arenting/2022/05/26/baby-formula-scam/

在疫情期間謀取超額利潤的西方藥企

今年以來，關于藥企在大流行中得到超額利潤的新聞不斷得到討論。

根據《衛報》報道[1]，2021年，輝瑞在新冠疫苗產業上的銷售額達到了370億美元，使之成為了歷史上盈利能力最強的產品之一。2020年，輝瑞凈盈利91億美元，2021年為220億美元。隨著2022年輝瑞新冠特效藥、兒童疫苗的上市，這一數字將再次被擴大。2021年，輝瑞的全球收入達到813億美元，而預計今年的收入將會進一步提高。去年該公司獲得了超過800億美元的收入，意味著幾乎全球一半國家的GDP要低于輝瑞公司的年收入。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9日，波蘭衛生部長涅杰爾斯基表示，波方已于上周通知歐盟委員會和輝瑞公司，將拒絕繼續接收新冠疫苗并不再支付相應款項。據波蘭媒體報道，有6700萬至7000萬劑新冠疫苗尚未交付波蘭。

在歐美，很多民間組織和團體批評這些大公司借助疫情的災難大肆盈利。民間團體“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指責稱發展中國家得到的疫苗數量偏低。南非社會活動家哈桑（Fastima Hassan）日前撰文[2]批評，表示目前的醫藥研發、生產和消費模式，其實仍然是“疫苗種族主義”的延伸，并強調非洲國家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由于缺少足夠的資金和設施，非洲的疫苗接種率目前仍然是世界最低。

除此之外，在藥物研發的實際過程中，并非只有藥企本身在投入資金。各國政府也將大量的公營資金注入了疫苗研發過程。比如民間組織“立刻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 Now）就列舉數據指出，輝瑞疫苗的開發者BioNTech得到了歐洲投資銀行的1億歐元貸款，德國政府也出資超過3億歐元。而這些通過公共資金注入得到的產品，理應具有更多的公共價值。

輝瑞等藥企則反駁稱，研發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因此高盈利是一種促使企業研發出更好的技術為公共服務的激勵措施。日前輝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Albert Bourla表示，輝瑞對自己供應全球的產品感到自豪，并且認為公司踐行了為全球人口提供健康保護的承諾。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威爾遜（Mark R. Wilson）近日在網站Politico[3]上發文，從歷史的角度討論了這一問題。他直截了當地指出，確實應該把這些企業視為盈利者而不只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盡管這些企業并不是通過哄抬物價或者投機倒把。但他們的盈利具有超額的性質——主要依賴于人類的整體危機，即全球大流行的巨大規模。

他認為，人們不應該僅僅關注輝瑞這樣的巨型企業，諸如莫德納等公司的盈利能力更讓人咋舌。在疫情開始之前，莫德納并不能被劃為一家大型藥企。但他們今年預計的銷售可以達到150-180億美元。2021年的前三個季度，他們的稅后盈利就達到了73億美元。因而這一類藥企都具有類似的問題。

威爾遜指出，“高投入，高盈利”是過去數十年美國醫藥領域不斷重復的一個邏輯。而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面對藥企高盈利是否道德的問題，包括專家和民眾在內的所有人自然會有非常不同的觀點，而且很難判斷孰是孰非。但是，他認為這樣的場面和問題，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曾反復出現。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關于軍火商是否“牟取暴利”也是當時的民眾熱議的話題。

根據威爾遜的研究，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軍火商采取了限制盈利比例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除此之外，政府還施行過更高的征稅比例，重新協商價格等措施。回看歷史上的稅率，在二戰這樣的大危機期間，美國政府曾經將軍火公司的利潤率限制得比危機之前的比例更低。諸如波音這樣的具有創新力的公司，在二戰中只能得到大約10%的稅前利潤率，而征稅之后的利潤率大概落在3%左右。

據此，威爾遜認為，將輝瑞和莫德納放置于美國政府權力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軌跡中，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輝瑞和莫德納目前的營收就是過高的。因此，他認為政府應該負起監管的責任；而且，歷史已經證明，政府完全有能力這么做。并且，政府也不需要以一刀切的方式征稅，而是應該建立一套機制，來評價在這些藥物研發和生產銷售中獲得了多少公共資金的投入，產品有多大程度上是公益的，以及考慮研發本身的成本，等等。通過綜合考量再對其盈利加以限制，這樣也有利于一些更強調產品公益性質的藥企，幫助它們得到和輝瑞和莫德納等企業公平競爭的機會。

但是，威爾遜也承認，在美國要實現這樣的監管是極其困難的。威爾遜指出，過去數十年來，資本、盈利、自由競爭等價值已經被當作一種“美國價值”。想要推動削減利潤的行動會被定義為“削弱美國價值”。類似的法案在國會立法過程中肯定會遭到極大阻攔——盡管回溯歷史，類似的限制曾是完全可行的。

引用文章：

[1]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2/feb/08/pfizer-covid-vaccine-pill-profits-sales

[2]https://speakingofmedicine.plos.org/2022/05/23/vaccine-apartheid-is-racist-and-wrong/

[3]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11/04/vaccine-manufacturers-are-profiteering-history-shows-how-to-stop-them-51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