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戰后的德國，所有與納粹主義有瓜葛的德國人都必須付出代價。他們或是被監禁，或是被處以職業禁令，或是要繳納一筆罰金。奧地利1938年3月被德國吞并，成為第三帝國的一部分，那么，那些與納粹有關的奧地利人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呢？本文原刊于《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2期，作者阿諾德?蘇潘（Arnold Suppan），奧地利科學院院士，原奧地利科學院副院長，原維也納大學東歐歷史研究所教授；譯者陳琛，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漢學系碩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部分內容，原文注釋從略。

德國著名社會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出生于1923年，是“戰爭世代”的一員。他在2005年5月提到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一個問題：“雖然我們在歐洲擁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卻沒有共同的記憶，這一事實將會帶來怎樣的后果？”“毫無疑問，對創傷性歷史經歷的敘述與記憶不僅是借助官方的歷史政策傳承下來，也在依靠家庭發揮作用，將這一切傳給年輕一代。歷史事件發生之時，老一代還是兒童，年輕一代尚未出生”。“家庭內部關系以及家庭成員共有的傳統與刻板印象可以把記憶固定下來，從而使其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學術與政治利用，社會記憶代表了人們對當代史的認知與闡釋的一個特有層面。

“集體罪責”與“德國恐懼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晚在1942年，盟軍領導人已廣泛接受集體責任的原則，尤其認定德國人負有“集體罪責”。1943年11月1日，羅斯福、丘吉爾與斯大林達成如下共識：“德軍在各占領國犯下了殘暴的罪行，所有牽涉到這些暴行的德國軍官、士兵與納粹黨黨員，都應當分別遣送至他們施加犯罪的國家，根據該國的法律接受審判并得到懲罰。”隨著納粹針對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與塞爾維亞人的滅絕行動以及進一步的滅絕計劃被公之于眾，指向全體德國人的集體罪責這一當代觀念逐漸形成——如果哪個德國人沒有參與過抵抗納粹或是淪為納粹犧牲者，此人就有罪責。由于罪行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德國恐懼癥”在多數交戰國幾乎成為人們的普遍感受。

1945年3月，英國副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在英國議會中發言道：“他們（德國人）跨越了舊的界線，因此我要說，他們不能向老歐洲求助。如果他們必須作出賠償，他們是沒有資格訴諸道德法律并請求他人寬恕的，因為他們自己就一向蔑視道德法律，毫無同情憐憫之心。”

毫不奇怪，“德國恐懼癥” 在蘇聯達到了頂峰。沒有一個國家遭受過那樣大的破壞，失去了那么多生命。官方宣傳如同火上澆油，輕而易舉地加深了蘇聯人對德國人的仇恨。

就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德國作家兼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也在1945年12月30日通過BBC的廣播節目“致德國聽眾”中表達了自己對德國人“可怕的集體民族罪責”的看法：

有些人意識到，針對德國的仇恨已堆積如山，從此他們的世界變成了灰色；有些人在很久以前，在無數個不眠之夜想象著德國將會因為納粹的不人道行為招致多么可怕的報復。他們無能為力，只能痛心地看著俄國人、波蘭人或捷克人對德國人的所作所為。這些報復都是對一個民族以國家的名義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機械、不可避免的反應。不幸的是，針對個體的公平正義或是個體是否有罪，已經不作數了。

托馬斯·曼

德國知識分子對德國罪責問題的態度與同盟國對戰犯的處置

1946年，戰爭剛剛結束，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德國的罪責問題》中談到“德國人民犯了什么錯？”他設定了四類罪責：刑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與形而上學的罪責。雅斯貝爾斯在形而上學的罪責這一類別中發現了集體罪責的種子，但他只愿意談論個人的罪責。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處決三年后，在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發表了名為《論道德哲學的若干問題》演講，提出“邪惡”的起源問題，并闡述了有關“平庸之惡”這一理論。然而，在耶路撒冷負責審判艾希曼的副檢察官加布里爾·巴赫（Gabriel Bach）糾正了阿倫特。他認為，艾希曼有滅絕猶太人的“可怕動機”。

如果人們閱讀原歷史學家約瑟夫·普菲茨納（Josef Pfitzner）在擔任布拉格副市長期間寫下的日記，還有美國人對納粹國務部部長、黨衛軍高級將領卡爾·赫爾曼·弗蘭克（Karl Hermann Frank）的審訊記錄，就可以了解納粹政權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日常工作。一方面，人們看到這些模范代理人以官僚主義的方式不加任何思考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人們得以窺探這些人的世界觀——以種族主義為基礎，喪失政治道德，滿腦子充斥著暴虐的妄想，蔑視一切形式的法治國家。這一切都不能反映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壞”。這些人抱有極端的虛無主義思想，缺乏是非觀念，他們拋開一切約束，走上了殺人與自殺的道路。這種虛無主義壓倒了一切記憶，最終使得加害者凌駕于法律之上。

1945年8月8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四個主要盟國美、蘇、英、法在倫敦簽署《關于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又名《紐倫堡憲章》），制定了三個重要原則：第一，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人應承擔個人刑事責任，根據破壞和平罪、戰爭罪與反人道罪予以起訴；第二，確立反人道罪的概念；第三，認定反人道罪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由于美國希望進行真正的審判，所以盟國根據8月8日的協定，在德國的紐倫堡設立國際軍事法庭，根據以下四條罪行，為一系列德國領導人定罪：1.策劃、準備、發動或實施侵略戰爭；2.參與上述戰爭的共同計劃；以上兩條罪行合稱為破壞和平罪。3.戰爭罪：包括對被占領土上的平民實施謀殺、虐待或驅逐至勞改營進行強制勞動；謀殺或虐待戰俘；殺害人質；劫掠公私財產，毀滅城鎮鄉村；或無軍事之必要而進行破壞。4.反人道罪：這是一個新概念，即在戰爭開始前或戰爭期間，基于政治、種族或宗教背景，針對平民進行的各種非人道行為。

美、蘇、英、法四國通過針對主要戰犯的國際軍事法庭（1945年11月14日-1946年10月1日）一共起訴了24名被告人。他們不只是以個人名義被起訴，還隸屬于以下組織機構：第三帝國政府、納粹黨的政治領導集團、黨衛軍（包括保安處）、蓋世太保、沖鋒隊、總參謀部與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有12人被判處絞刑（戈林、里賓特洛甫、凱特爾、卡爾滕布魯納、羅森堡、弗蘭克、弗利克、施特萊徹、紹克爾、約德爾、賽斯-英夸特與鮑曼）；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赫斯、馮克與雷德爾）；席拉赫與施佩爾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諾伊拉特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鄧尼茨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沙赫特、巴本與弗里切被無罪釋放。

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束后，美國又單獨主持了一系列后續審判，起訴的主要有：黨衛軍（行動部隊與經濟行政管理部門）成員、國防軍高級指揮官、負責東南歐戰場的德軍將領、外交部官員、納粹黨骨干、企業家（克虜伯康采恩、弗里克康采恩與法本化學工業公司）、醫生與人民法庭的法官。蘇聯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間共起訴85人，其中有德軍高級軍官、城市警備司令官與蘇德戰場后方軍事占領區指揮官，判決結果多為死刑。1946年，聯合國大會重申《紐倫堡憲章》確立的原則。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鄭重聲明，種族滅絕制造的“可怕災難”“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時期”都是非法的。

無論是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無論是在1989年冷戰結束之前還是之后，都不喜歡由別人提醒自己有著怎樣的過去。幾十年來，“銘記歷史、吸取教訓”深刻地影響了德國與奧地利的政治運作方式，“直達心理乃至人身層面”。盟軍、奧地利新政府還有聯邦德國政府都執行“去納粹化”政策，禁止納粹分子擔任重要職務。但是隨著冷戰的發展，兩個奧地利主要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曾試圖吸引前納粹成員參與1949年的選舉。美、英、法也需要聯邦德國成為自己的盟友。由于缺乏替代人選，政府部門、法院和學校重新雇用了前納粹成員。在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人與奧地利人仍然避免討論希特勒。許多男子剛剛從戰俘營返回家園，許多婦女和女童被強奸（僅奧地利估計就有16萬人），許多人流離失所，成為孤兒寡婦。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他們不能表達自己的心情。許多人受到創傷，卻無法談論他們一生中的關鍵性經歷。

1944年9月的美軍總參謀部指示方針《德國軍政府指示方針》與1944年12月的《德國軍政府手冊》解釋了占領統治應如何通過允許和禁止來處置納粹主義。通過采取“去納粹化”“去中央化”“去軍事化”與“去壟斷化”這四個方面的措施，逐步實現國家和社會通往民主制度的轉型。根據盟軍發布的第一號公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權都移交給了武裝力量最高司令部和（未來的）軍政府首腦。納粹主義的法律被廢止，納粹主義時期的所有機構都被關閉。軍政府的基層派出機構迅速成立，全面覆蓋社會各領域：行政、司法、公共安全、財政（包括銀行與信托公司）、公共衛生與福利事業、食品和農業、經濟、就業市場、交通、郵政與通訊、教育與宗教、負責照料流離失所的人還有戰俘的機構等等。因為替代人選數量稀少，對全體公職人員進行“去納粹化”并不容易。只有那些在1945年前被免職或是遭到迫害的人，才可以被“無條件接受”。而那些被判定“無條件解雇”的人員都會被解雇且不得再度聘用。還有一些人處在“有條件接受”與“有條件解雇”之間，他們必須接受曠日持久的審查。不僅主要戰犯必須接受審判，所有與納粹主義有瓜葛的德國人都必須付出代價。他們或是被監禁，或是被處以職業禁令，或是要繳納一筆罰金。

紐倫堡審判現場

在紐倫堡審判開啟六周之后的1946年1月4日，《南方信使報》（Südkurier）刊登了一篇題為《德國人的控訴》的呼吁文章。這份德國日報創辦于康斯坦茨，在文章刊登幾天前剛剛獲得營業執照。《德國人的控訴》一文由《南方信使報》發行人約翰內斯·韋爾（Johannes Weyl）策劃，總編輯弗里茨·哈岑多夫（Fritz Harzendorf）起草，構成了一系列文章的序曲。作為紐倫堡審判的補充，這篇文章希望揭示：“在盟軍的指控之外，我們德國人自己還應當針對過去的時代進行哪些控訴，當然其中一大部分是要控訴我們自己。” 德國人在紐倫堡由于眾多原因不能成為控方，因為那些聽候審判的罪犯主要不是針對德國和德國人實施了犯罪。紐倫堡更多地是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認識到，“納粹主義是如何并在何種程度上把德國人濫用作犯罪的工具”。“德國人民必須對這樣的罪行有自己的判斷”，不能依賴紐倫堡審判預先作出的判決，“而是應當獨立地評價過去12年間納粹主義統治對德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應韋爾的請求參與《德國人的控訴》系列文章撰稿的還有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與羅曼諾·古瓦爾蒂尼（Romano Guardini）兩位哲學家，女作家理卡達·胡赫（Ricarda Huch）、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司法部部長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教育學家愛德華·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以及巴登—符騰堡州文化部部長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

這一批知識分子視“自我凈化”為德國人民的中心任務。雅斯貝爾斯于1945年至1946年冬季學期在海德堡大學有關“罪責問題”的著名授課中講道：“凈化是我們獲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條件。”同一時期，挪威作家西格麗德·溫塞特（Sigrid Undset）在一篇詆毀文章中宣稱，對德國人進行“再教育”是沒有希望的，對此，雅斯貝爾斯回應道，從外部對一個民族進行“再教育”的確是不可能的，只有通過自我教育才能實現“再教育”。他強調，只有通過內心悔過與“自我凈化”才能從本質上改變德國的狀況。因此他反對戰勝國推廣的各種“再教育”理念。在雅斯貝爾斯圍繞“罪責問題”進行授課的同一時期，胡赫發表了一份評論。她的決絕與當時德國人的傷感自憐傾向形成了鮮明對比。她認為，德國人讓那些本不該得到信任的人掌握了政權。他們本應看到那些暴力行為，并為此感到膽寒。韋爾與哈岑多夫也指出，納粹的暴力統治破壞了憲法，這是對國家主權的背叛。因此必須把叛國的納粹分子推上德國法庭，在德國法律的基礎上進行審判。

然而，法國占領當局終止了《德國人的控訴》系列專題。法國占領軍總司令讓·德·拉特爾·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將軍認為，對待德國人必須嚴厲，因為德國民眾歷來是服從權威的，所以非采取強硬手段不可。在第一篇文章（后續文章本應繼續發表）刊登四周之后，《南方信使報》的發行人韋爾與總編輯哈岑多夫被免職，報社的發行人委員會與編輯部被重組，隨后該報由各政黨（共產黨、社民黨、基督教社會人民黨以及后來加入的自由黨）的代表接手。

美國提出的“再教育”這一文化理念，旨在實現德國人在精神文化層面的社會心理轉變。具體說來，就是要打破關于德意志民族性的傳統神話（例如德國人是不可戰勝的“統治種族”），幫助德國人克服偏執的思想觀念（例如對種族純潔性與服從性的推崇），建立起以強化績效與首創精神為導向的“健康”經濟結構。戰略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制定了“黑名單”與“白名單”。后者對反納粹的德國人士進行了統計。其中有羅伯特·格羅舍（Robert Grosche），他在1945年3月成為科隆大主教，并很快由教皇推舉為紅衣主教；還有大學教師兼記者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他擔任帝國議會議員直至1933年。自1946年起，《德國再教育長期政策聲明》成為德國的美國占領區（巴伐利亞、黑森、符騰堡北部和巴登北部）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據這一政策，德國人首先要了解如下內容：

1.國家之間存在雙邊義務，一國不得奴役他國；

2.個人的尊嚴需要得到保障，不能把個人貶損為國家的工具；

3.全體公民對國家與社會負有責任，每個公民在參與國家事務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4.真相對法治國家的運行至關重要；

5.在一國內部推行文化之間和種族之間的寬容對于民主制度意義重大。

文化與道德的“再教育”旨在為德國成為和平穩定的經濟體創造可能性，還要考慮到德國人自尊心的重建與國家統一的重新實現，最終還是要不斷激活德國的文化傳統，以促進新理念和新機制的產生。

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多數政治家通常在提及納粹對別國的入侵和占領時十分小心。但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早在1952年就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紀念儀式上批評了一部分人的觀點：

我們難道對這一切一無所知？我們其實是知道的。……我們通過閱讀那些新教和天主教牧師留下的書信也會了解到發生在德國療養院的有組織的謀殺。這個國家視人之常情為可笑的多愁善感，并且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清空桌面”，而這張清空的桌面上布滿血跡與骨灰。這究竟關系到誰？基督教與市民的傳統孕育了我們的想象力，但其中不包括這種冷酷的滅絕行徑。德國人絕對不能忘記，永遠不能忘記他們的同胞在恥辱的歲月里做過的事。

戰后國際形勢與德奧兩國的反省過程

1945年，奧地利的民眾一直生活在恐懼中，他們害怕被綁架或被流放。這些可怕的經歷終于隨著1955年5月簽訂的《奧地利國家條約》成為過去。1955年10月，蘇軍撤離奧地利。古拉格與戰俘營的最后一批奧地利幸存者得以返家。奧地利東部的命運不同于其東側鄰國，斯大林主義不曾成為集體記憶的核心。回到20世紀30年代與40年代，公眾的關注焦點是納粹主義與希特勒。“俄國人”一走，國家就把精力投向那些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了。1955年后唯一需要繼續討論的相關議題就是蘇聯全面接收蘇占區的“德國資產”以及隨后的贖買。奧地利的中立是一個權宜之計，這是同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政權和平共存的基礎。

不同于奧地利，聯邦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進入一個歷史反思的新階段。在此之前，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在阿根廷捕獲了前黨衛軍上校、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艾希曼。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后被處以極刑。自1963年起，22名前黨衛軍成員因其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犯下的罪行在法蘭克福被送上法庭。于是，年輕人在家里和校園里造反，指控他們的父母和教授是納粹的同謀。精神分析學家亞歷山大·米切爾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與瑪格麗特·米切爾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在1967年出版了著作《無力悲傷》。他們認為，德國人陷入了持續的道德與心理危機。同一時期，奧地利還在為1965年的博洛達柯維茨事件與1975年的彼得 - 維森塔爾事件爭論不休；民主德國則接受了一個假象，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共產主義者，當年一直在與“法西斯主義者”作斗爭；而聯邦德國逐步接受了自己的罪責并將其公之于眾。因此，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的歷史反思有所不同。在聯邦德國，伴隨著1968年學生運動與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的新東方政策，人們對納粹主義的反省力度非但沒有減弱，反而逐漸加強。畢竟，聯邦德國民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達成如下共識：

1.第三帝國已經徹底崩潰；

2.第三帝國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這不是第三帝國的居民所能決定的，而是外力造成的結果；

3.納粹主義的恐怖統治道德淪喪，作惡多端是顯而易見的。

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

1979年，聯邦德國與奧地利播放了由馬文·J·喬姆斯基（Marvin J. Chomsky）執導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Holocaust）。兩國民眾深受震撼，進入了新一輪的靈魂探索。1985年，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執導的電影《大屠殺》（Shoah）加深了人們對罪責的討論。早在20世紀50年代，以聯邦總理阿登納為首的聯邦德國政府就決定向以色列支付50億美元的賠償金。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聯邦德國政府還以不同的法律名義向南斯拉夫支付了賠償金。在1954年與西方盟國簽訂的《過渡協議》中，波恩政府被迫放棄向盟國索賠的權利。根據1955年的《奧地利國家條約》，奧地利同樣不得不放棄一切向盟國索賠的權利，包括放棄1938年前在南斯拉夫的奧地利資產（24000公頃農田和林地、工業和手工業企業、房屋和公寓、銀行結余、保險單、酒店、診所、律師事務所、專利和交通工具等）。

在1953年倫敦的一次大型會議上，德意志帝國的債權國免除了聯邦德國大量外債（一戰后1090億金馬克的賠款與二戰期間征用的900億帝國馬克），以幫助其實現“經濟奇跡”。戰爭賠款推遲到了未來簽署和平條約之時。盡管如此，根據政府統計，聯邦德國在戰后的歲月里還是支付了大量賠償金，總額達710億歐元。聯邦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20世紀60年代表示，德國一旦實現再統一，就馬上償還欠款。1990年，兩個德國同二戰的四個戰勝國（美、蘇、英、法）簽署了《2加4條約》，就德國統一達成共識。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與外交部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故意避免把這個《2加4條約》稱作和平條約。這有助于轉移話題，弱化那些建議同時處理賠款問題的聲音。不過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問題已經過期了。2012年，海牙國際法院支持了德國，理由是一國政府對個人通過外國法院提起的訴訟享有豁免權。

1990年以后，在德國和奧地利的一些政治與國際法討論中，特別是在波蘭、捷克與斯洛文尼亞申請加入歐盟時，出自20世紀50年代條約的不少條款都被遺忘了。即使是歐盟的專家也沒能澄清被驅逐者團體提出的要求所帶來的問題。但在2004年8月1日，聯邦總理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der）在波蘭華沙起義60周年紀念儀式上表示，德國沒有忘記1954年的義務（1990年更新）。奧地利總理沃爾夫岡·許塞爾（Wolfgang Schüssel）也在維也納確認了《奧地利國家條約》規定的義務。它一直持續到2000年12月24日許塞爾政府（因人民黨與極右翼的自由黨聯合執政受到國際社會批評）簽署《華盛頓協議》，針對奧地利的納粹受害者制定了賠償條例。

1975年8月1日，美國、加拿大還有除阿爾巴尼亞之外的所有歐洲國家共35國領導人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上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聲明歐洲邊界不可侵犯并針對人權、安全與合作的重大原則達成共識。但是，圍繞1914年以來的歐洲歷史記憶，各國之間的差異遠比共同點要多。盡管這種分歧也存在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兩國還是在1975年10月1日簽署了《奧西莫條約》，最終解決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邊界問題。令人驚訝的是，1977年1月6日至7日，聯邦德國與羅馬尼亞就特蘭西瓦尼亞撒克遜人和巴納特斯瓦比亞人的家庭團聚達成協議。在聯邦德國根據每個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支付了一筆款項之后，37萬名德意志人從羅馬尼亞遷至德國。1978年初，華盛頓將美軍于1945年5月在上奧地利截獲的匈牙利圣斯蒂芬王冠歸還布達佩斯。1978年10月當選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是波蘭裔，本名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a），他曾任克拉科夫大主教。1979年6月，約翰·保羅二世第一次訪問波蘭時，為波蘭和整個中東歐帶來了很多回憶。然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在1981年12月13日還是遭到了鎮壓。波蘭總理、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沃依切赫·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頒布戒嚴令并逮捕了一批團結工會人士。但是，團結工會領導人萊赫·瓦文薩（Lech Wa??sa）在1983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1985年5月8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40周年之際，七國集團首腦鄭重聲明：“我們強烈譴責歐洲的分裂。”聯邦德國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cker）在同一天發表主旨演講。他堅信，在德國投降40年之后，德國人應當以最大的誠意面對他們的罪責與自我毀滅。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理解，德國的戰敗崩潰之日就是他們獲得“解放”的時刻。他在演講中表示，犯下罪行的或許是一小部分人，“但是每個德國人都目睹了猶太人的遭遇”。魏茨澤克的父親曾擔任希特勒的國務秘書。他的觀點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不過，后來成為“德國再統一”代言人的并不是魏茨澤克總統，而是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

科爾總理擁有歷史學博士學位，他在20世紀80年代大力主導了兩個宏偉的面子工程——位于波恩的聯邦德國歷史博物館（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與位于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同一時期，科爾總理的政治顧問、歷史學家米夏埃爾·施蒂默爾（Michael Stürmer）撰文指出，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誰能夠“填充記憶、創造概念并解釋過去”，誰就能夠贏得未來。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此反應強烈，他在1986年7月11日的《時代周報》（Die Zeit）上撰文批評了包括施蒂默爾在內的一批“新保守主義歷史學家”。他認為，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策劃一場知識界的反革命。哈貝馬斯的觀點代表了“歷史學家之爭”的自由主義左翼一方。

“歷史學家之爭”的焦點有兩個：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是否具有獨一無二性？納粹政權的罪行與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罪行有沒有可比性？但在政治歷史學家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看來，這場沖突主要是圍繞意識形態與政治，從學術的角度看，并沒有產生什么新內容。1986年春天又發生了一起爭論，與上述“歷史學家之爭”沒有直接聯系。它事關前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第三帝國時期的所作所為。瓦爾德海姆當時是奧地利總統候選人。正好在這個時候有媒體披露，瓦爾德海姆二戰期間在巴爾干地區任德軍中尉，主要駐扎在希臘的塞薩洛尼基。令人驚訝的是，無論是國際專家還是公共媒體都沒能在這樣的緊要關頭幫助人們更清楚地了解瓦爾德海姆的過去，再加上瓦爾德海姆本人始終保持沉默，他最終成功當選為奧地利總統。

冷戰結束后的新形勢

1989年5月17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將小亞瑟·梅爾·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專欄命名為“告訴布什我們已經贏得冷戰”。這位出生于1917年的專欄作家在5月20日寫道：

民主制度在本世紀的復興是令人驚訝的。回顧過去，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是發生在本世紀上半期的兩個創傷性事件，它們迫使民主制度陷入了自我防御。……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雖然存在差異，但是二者之間的共同點多于它們與民主制度之間的共同點。希特勒與斯大林在1939年認識到了這一點。……今天，共產主義已經奄奄一息。事實證明，它的內部矛盾比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更具破壞性。……對于歷史學家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1990年兩德統一

1989年6月12日至15日，戈爾巴喬夫在波恩進行國事訪問時同意科爾提出的“理解、信任與伙伴關系是睦鄰關系與實現和解的基礎”。出乎人們意料，1990年兩德統一之后，德國公眾對納粹主義時期更加感興趣了。20世紀90年代，《明鏡周刊》（Der Spiegel）共有16期封面以希特勒為主題。國防軍的罪行（Verbrechen der Wehrmacht）展覽也引發了大量的討論。該展覽揭露，參與大屠殺的不僅是黨衛軍，還有普通的德軍士兵。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電視臺的歷史頻道幾乎每晚都播放有關希特勒的紀錄片，涉及他最后的日子，他的親信、情婦、銀質餐具還有德國牧羊犬布隆迪等等。在希特勒生前，只有德國的敵人諷刺他，例如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在1940年拍攝的電影《大獨裁者》。但在1998年，漫畫家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成為第一個諷刺希特勒的德國人，他的連環畫作品《納粹豬阿道夫》（Adolf, die Nazi-Sau）紅極一時。以希特勒為主人公的最新暢銷書是蒂穆爾·韋爾梅斯（Timur Vermes）創作的《他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該書改編的電影已經上映。書中的希特勒在他的舊地堡附近醒來，發現自己穿越到了今天的柏林。他先是不知所措，接著就讓每個遇見他的人印象深刻。隨后他以喜劇演員的身份迅速贏得了大量人氣。人們認為他演技高超，以獨特的方式巧妙地批評了當代媒體文化。

然而，對于德國年輕人來說，希特勒十分怪異，他已經屬于遙遠的過去。2015年輿觀調查網（YouGov）的一份民意調查要求德國人指出那些與德國緊密相關的人或事物。他們首先提到了大眾汽車，然后是歌德和聯邦總理默克爾，接下來是德國國歌（其旋律由奧地利作曲家海頓于1797年完成）、國家足球隊以及前總理勃蘭特。希特勒僅以25%的得票率排名第七。

1989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在很多中東歐國家（曾經由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喚起了一種有關奧匈帝國與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的懷舊情緒。1989年8月19日，以奧托·馮·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為名譽主席的國際泛歐聯盟（Paneuropean Union）在靠近奧地利邊境的匈牙利小鎮索普朗組織了一次跨國野餐，超過660名在匈牙利度假的東德公民利用這個機會逃到了聯邦德國。許多目睹這一切的奧地利布爾根蘭州居民對此報以熱烈掌聲。1989年9月11日午夜過后，數萬名東德公民得到匈牙利政府的允許，開著民主德國制造的小汽車穿越奧地利前往聯邦德國。數千名奧地利人夾道相送。當時，沒有人知道聯邦總理科爾已經同匈牙利總理米克洛什·內梅特（Miklós Németh）達成秘密協議。兩人還知會了莫斯科，得到了戈爾巴喬夫與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的支持保證。蘇共中央委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Jakovlev）后來證實，克里姆林宮一直通過克格勃全面掌握情況。奧地利外交部正確地認識到，5萬名民主德國公民的逃亡“宣告了體制的崩塌”。同一年秋天，奧托·馮·哈布斯堡回到布達佩斯會見匈牙利議會的成員，受到了熱烈歡迎，有些人甚至淚流滿面。歐美政治家和記者在比較哈布斯堡王朝與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的混亂局面時，常把前者作為超國家組織（如歐盟）的正面榜樣。但是，所有的中東歐國家在2004年至2013年間陸續加入歐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機的影響，那種懷舊情緒已經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