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的喬治夫婦所著的《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一書（亞歷山大·喬治、朱麗葉·喬治著，張清敏譯，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4年）是領導人心理傳記的典范之作，同時也揭示了威爾遜總統的個人特質對美國在20世紀初的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發生了何種影響。國際政治研究需要宏觀的、戰略層面的器局和眼光，而結合微觀層面的探微燭隱，則可以使我們對國際局勢的風云變幻，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有更為全面、深入的洞察。“外交學人”今起刊出的系列文章，將向讀者展示領導人獨特的個人風格是如何烙印在國際政治上的。

人們常說，“國之交在于民相親”。這句話揭示了國際關系的一個道理，即國際關系不是抽象的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人的關系。國家是由集體的人組成的，國家行為是一種人的集體行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研究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離不開對人的研究。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創造歷史”，是存在已久的爭論。在這個爭論上的觀點受到政治環境影響，反映持不同觀點者的歷史觀或政治立場。但是，縱觀人類歷史上的最為精彩的部分，往往也是最為動蕩部分，如戰爭和沖突，總是與歷史人物分不開的。特殊的歷史人物做出特殊決定，導致特殊事件，讓歷史發展崎嶇、跌宕，在給人類造成災難的同時，也讓歷史變得精彩。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現在怎樣做。”政治人物的價值觀念和人格特點，決定了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政策特點。解釋重大歷史事件和國家的重要政策，需要借助政治心理學的方法，研究和把握政治領導人的人格特點。亞歷山大和朱麗葉·喬治在《總統人格：伍德羅·威爾遜的精神分析》一書中，對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的研究無疑是這個領域的里程碑。

威爾遜的童年與《凡爾賽條約》在美國的命運

威爾遜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新澤西州州長，是美國第28位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他率領龐大的美國代表團參加了巴黎和會，提出了他實現國際和平的國聯計劃。但是，包含有《國聯盟約》的《凡爾賽和約》卻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成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一件重大事情。有很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對這一歷史進行過深入的研究。

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對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的研究，多強調美國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作用。心理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曾對威爾遜的心理進行過分析。但是，喬治夫婦從威爾遜的人格入手，分析了威爾遜政治生涯的特點，不僅從微觀層面解釋了美國沒有參加國聯的原因，而且開創了傳記心理分析的先河。

威爾遜幼年的成長經歷造就了他后來的性格。他的性格特點決定了他的政治風格和政治命運。威爾遜幼年生性遲鈍，閱讀能力差。他父親對他期待高，要求嚴，對他的任何不當的行為都予以嚴厲懲罰，嚴重挫傷了威爾遜的自尊心。在父親的冷嘲熱諷中，威爾遜對自己的智力和道德價值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懷疑。但他不得不壓抑他的怒火，付出艱辛的努力，通過取得成就，補償自己的心理自卑，證明他具有超人的智力。“自尊”和“壓抑”構成了威爾遜兩面性的根基。

虔誠加爾文教徒的家庭背景塑造了威爾遜人格的第二個典型特點。在宗教氛圍非常濃厚的家庭里，擔任牧師的父親在很多事情上都追求十全十美。在這樣的家庭里，道德原則和好壞觀念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原則。威爾遜從小接受的教育是，世界是好壞分明的，在道德問題上妥協就是不道德的。

把威爾遜的一生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追求權利的威爾遜與擁有權力的威爾遜的行為方式有明顯的區別。作為權利追逐者的威爾遜，能夠克制自己，處事靈活，善于妥協，表現出巨大的個人魅力。但是，一旦成為權力的擁有者，威爾遜就表現出焦慮、態度僵硬、剛愎自用。如果他認為某個問題涉及到道德問題，就會把自己看作是正義的化身，認為自己的觀點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上帝意志，因而變得剛愎自用，決不妥協，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堅持他的原則和主張。

正是他的頑固和毫不妥協，導致美國國會最終沒有能通過包含《國聯盟約》的《凡爾賽和約》。當威爾遜帶著和約從歐洲回到美國時，絕大多數公眾輿論都贊同建立國聯。然而，時任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人，也是威爾遜的政敵的亨利·卡伯特·洛奇對威爾遜性格上的弱點了如指掌。他提出，只有在對盟約進行一些修改，以便能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時，他才贊成美國參加國聯，同時又盛氣凌人地對威爾遜進行辛辣的人身攻擊。

如果威爾遜是一位比較超然的領導人，他可能會冷靜而現實地反擊，在參議院盡可能爭取支持者以保證獲得通過和約的三分之二多數。不幸的是，威爾遜童年的經歷使其“自尊”的一面以一種死板、僵硬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洛奇所愿，即使大部分共和黨參議員愿意滿足于對和約做些微小的修改（當時共和黨在參議院占多數），即使英法兩國政府都通過媒體表示愿意接受美國有保留地批準的《凡爾賽和約》，威爾遜仍然拒絕任何妥協。威爾遜在參議院的發言人希契科克說：“總統不會妥協，哪怕是刪去一個‘t’”，而當希契科克本人向威爾遜懇求“我們需要妥協”時，威爾遜的回答仍然是：“讓洛奇妥協。”

威爾遜的固執己見最終將民主黨參議員都逼到了他的對立面，《凡爾賽和約》未能在參議院通過。這是威爾遜的悲劇，也是美國的悲劇，甚至是國際關系歷史上的悲劇。這個悲劇不是偶然的，而是威爾遜早期政治生涯悲劇的重復，是他的人格所造成的。

人格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新趨向

喬治夫婦對威爾遜的研究被認為是人格研究的一件精美“藝術品”。《總統人格》一書開創了心理傳記分析的研究方法，影響了更多關于人格的研究。在喬治的影響下，政治心理學者對人格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較重要的包括巴伯對美國總統人格的系統的研究，赫爾曼遠距離研究政治人物人格的分析框架，以及沃克在完善 “操作碼”基礎上提出的情景動詞分析框架等。其中有些框架建立了更容易操作人格研究平臺，可以借助計算機輔助設備，對所有領導人的人格進行比較，產生了眾多的成果。但是，這種程式化的研究猶如同一流水線下來的產品，雖然規整、完美，便于操作，容易理解，但再也不像喬治夫婦十五年磨一劍所做的這件“手工作品”那樣精致。

人格研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新趨向，也是決策研究的核心。環顧當今世界，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中，總是離不開具有典型人格的領導人。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日本首相安倍、俄羅斯總統普京，德國總理默克爾等。他們獨特的個人風格影響了這些國家對外政策的走向，并給當今國際政治留下他們個人人格的烙印。

不僅理解主要國家的國內政治需要借助政治心理學的成果，對于國際政治中的眾多其他問題也是如此。例如，盡管有不少人從地緣政治，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和宗教文化等角度研究威脅當前世界和平的恐怖主義。但是，如果不能從心靈深處消除恐怖和仇恨的根源，將永遠不可能消除恐怖主義。甚至要調查清楚最近發生的、造成數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的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的原因，警方也在求助于政治心理學家。這些都印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鐫刻一句話：“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只有消除了戰爭的觀念，世界才能和平。

研究政治領導人的行為方式，需要把領導人當作客觀的研究對象，采用科學的方法，借助心理學領域的成就和手段，通過分析他們的人格特點，理解他們行為和政策的內在邏輯。在從事這樣的研究時，喬治夫婦對威爾遜的研究仍然是一個標桿，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在2017年10月13日舉行的政治心理學涼風書會第63期讀書活動暨“喬治政治心理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主題書評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