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食物生產經濟背后的動因有兩種相持不下的理論。一種理論采取文化生態的視角，通常強調農業會出現在生態邊緣地區，那里惡劣的氣候變化會迫使人們不得不去發現新的食物來源（Watson 1995），這種模式已經被用于解釋中國水稻的馴化。在更新世末期，長江流域處于溫帶和寒溫帶之間，四季分明，因此野生水稻并不是很充足，冬季可能會遭遇食物短缺。野生水稻的稀缺激發了通過栽培它們來增加產量的渴望（Higham 1995；Lu, T. 1999: 139-140）。因此，環境變化以及長江流域處于野生稻分布地帶邊緣的特性成為該地區水稻栽培起源的主要因素之一（Lu, T. 1999: 139-140；Yan, W. 1992）。但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在更新世晚期水稻是否被用作主食仍然是個問題，因此也就很難證明水稻栽培是為了解決食物短缺和人口壓力的問題。實際上，在沒有明確證據確認水稻種植在更新世晚期起源的情況下，目前可以認為最早的水稻栽培發生在全新世早期，那時氣候得到改善，野生水稻成為充裕的自然資源之一。簡言之，在水稻馴化問題上，文化生態模式仍然有需要進一步解釋之處。

同樣，動物的馴化也曾被解釋為解決食物短缺的方法。袁靖和付羅文提出了豬馴化的四個先決條件：①傳統狩獵得到的肉食不充足，有獲取新的蛋白質資源的需求；②在聚落附近有野豬資源；③已經成功培植了某種谷物，激勵人們進而進行某種動物的馴化；④谷物耕種的收獲有剩余，使得用谷物的副產品喂養動物成為可能（Yuan, J. and Flad 2002）。但這些前提條件與出有家豬遺存的考古遺址（如跨湖橋、賈湖和興隆洼遺址）的情況并不相符。所有這些遺址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人們明顯是依賴廣譜生業經濟，農耕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目前，在這些遺址中沒有證據表明在人類飲食中缺少肉食，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豬主要依賴谷物的副產品生存。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更好地理解早期動物馴化的過程。

第二種理論采取社會政治方法提供了對馴化起源的動機解釋，這源于本德爾（B. Bender）的論點：相鄰社會群體間為獲得地方控制權, 會通過舉辦社群宴飲的方式進行競爭，這是食物生產背后的驅動力（Bender 1978）。這種宴飲動機需要不斷增長的生業資源的支持，進而促進了食物生產過程的強化。這種觀點近幾年不斷得到推崇，已經有好幾個考古學家在世界各地提取證據，證明有目的地積累馴化產品是追求個人聲望的“積累者”（aggrandizers）的行為，而不是平民生存的需要（Clark and Blake 1994；Hayden 1995, 2003）。布雷恩·海登（Brain Hayden）認為，在很多地區，最早被馴化的都是不可食用的植物或特殊食物，如麻、葫蘆、辣椒及豆蔻等調味品（Hayden 1995）。這表明早期被馴化的可食用植物是奢侈品或高級食物，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夸富宴會是向種植經濟轉化的驅動力。按照海登的觀點，當社會地位差別和社會經濟不平等在社會開始出現時，馴化就發生了。“只有當人們開始為競爭權力、財富和地位而進行‘食物戰’時，勞動密集型食物才被作為建立威望的組成部分獲得發展”（Hayden 1995: 282）。按照這種觀點，馴化、宴飲和社會不平等是密切相關的因素。根據東南亞一些部族的民族志資料，海登認為水稻最初是作為一種奢侈食物被馴化的，主要是用于宴飲，現在這些部落仍然如此（Hayden 2003，2011）。

這種常被稱作“社會經濟競爭模式”或“食物戰理論”的方法并未被所有考古學家接受。此方法的問題是，第一，不難發現，實際上很多馴化物種，如粟黍、大麥、豆子、水牛、黃牛和豬，在馴化前后都是生業食物；第二，其實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充分證據顯示社會等級分化的初始和最早的馴化之間相互關聯（Smith 2001b）。

但海登提出的水稻最初是作為奢侈食物在中國被馴化的觀點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盡管來自東南亞部族的有關水稻種植和食用的民族學資料并不能代表全新世早期長江流域的情況，但并不能說在種植之初，水稻不是用于宴飲的奢侈食物或和政治動機沒有關聯。例如，正如海登也注意到的（Hayden 2011），賈湖遺址既發現了早期水稻遺存，也發現了社會分化開始出現的證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a）；對古代陶器表面吸附的有機物的化學分析表明，賈湖水稻曾用作釀酒，而酒在鞏固社會等級的儀式中可能發揮著重要作用（McGovern et al. 2004）。

因此，早期水稻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一些“積累者”為獲取權力而使用的奢侈品。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水稻馴化的最初階段還不清楚，賈湖水稻與儀式活動的相關性可能并不是水稻最初被馴化的動機。

同樣，如果豬最初是在食物資源豐富的地區被馴化的，我們就不能排除豬肉作為宴飲的美味佳肴比其他肉食更受歡迎的可能性，至少有時會是這樣。這種情況可能也刺激了人們對豬進行馴化的念頭。

這兩種理論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解釋食物生產的人為和自然動因都是有用的，但又各自受特定理論框架（過程主義與后過程主義方法）的影響而存在偏見。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植物馴化是人和植物間良性選擇關系的自然結果，而不是為應對環境壓力而做出的矯正方案（Rindos 1980, 1984, 1989）。事實上，近來的很多研究已經揭示，農業常常起源于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Price and Gebauer 1995）。我們很容易看到，中國所有與早期馴化有關的遺址都位于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而且無論這些馴化品種在整個生業經濟中的作用如何小，在更發達的農業形成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當地人類飲食中穩定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這些馴化物種可能既用于日常主食又是夸富性消費中的奢侈食物，所以馴化的動機既是生態學的又是社會學的。

（本文摘自《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劉莉、陳星燦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