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4日，醫院按照冷凍胚胎協議為鄒某夫婦培育了四個胚胎并冷凍保存，等候鄒某孕育條件成熟進行移植。2021年5月，陳某不幸身故，鄒某為了卻丈夫遺愿、延續丈夫血脈，取得公婆的同意和支持，獨自前往醫院要求將胚胎植入體內孕育，卻被醫院方以不能為單身婦女實施輔助生殖術為由拒絕。2022年4月，長沙市開福區法院判決醫院繼續為鄒某實施胚胎移植手術，雙方均未上訴。

冷凍胚胎技術是目前唯一能成熟地保存生育功能的方法。冷凍胚胎本身也是特殊倫理物，具有人格尊嚴屬性、潛在生命屬性，而又不能絕對“人格化”。相關技術的誕生與發展，不僅給不孕不育夫婦帶來希望，更帶來了諸多法律與倫理問題，近年來有關冷凍胚胎權利行使的糾紛時有發生。

通過梳理，可以看到，涉冷凍胚胎糾紛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夫妻不幸身故后，父母請求繼承胚胎，如2014年，在被譽為“中國胚胎訴訟第一案”的南京冷凍胚胎繼承糾紛案中，法院最終支持雙方失獨老人共同處置4枚子女遺留的冷凍胚胎。第二類是夫妻或一方請求還冷凍胚胎。如2021年，珠海市香洲法院判決醫院返還夫婦冷凍胚胎。再如，2014年，廣西一對夫婦在醫院保存6枚冷凍胚胎。2015年，妻子利用其中一枚分娩一名女嬰。2016年，丈夫意外離世。后妻子申請取回剩余胚胎，被醫院以涉及社會倫理問題為由拒絕后，妻子遂訴至法院。法院最終支持妻子。

前兩類糾紛只是涉及冷凍胚胎究竟由誰保有的問題，并沒有涉及到究竟該如何“使用”，是否最終將之孕育成人。從冷凍胚胎作為“物”的屬性上，即便存在一定爭議，也不難判斷——冷凍胚胎自然應當由與其最親近、最具倫理聯系的人擁有保有權和未來可能存在的處置權。而第三類糾紛則更一步，喪偶妻子要求醫院將胚胎植入體內孕育。這就引發了更多法律與倫理難題。

一方面，存在倫理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原衛生部于2001年發布、2003年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以及《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均規定，對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而單身婦女作何理解，在這兩個層級較低、形成時間較早的規定中語焉不詳。從純字面理解，單身婦女包括喪偶女性，也不無道理。

當法規存在模糊地帶，就需要裁判者探求法律原意，同時，在價值沖突中選擇最應維護的價值。從人類整體層面，血脈相承是人類最樸素的情感。而就個案而言，為亡夫延續血脈，更寄托著妻子對丈夫的深厚情感，以及為追求這份情感甘愿獨自撫養孩子的偉大勇氣。

在該類糾紛中，2019年，朝陽法院從三個層面論述，支持了妻子的請求，其一，該夫婦之前未生育子女，生育不違反計劃生育法律法規。其二，喪偶婦女有別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指稱的單身婦女。其三，有理由相信繼續實施胚胎移植不違反丈夫意愿。本次長沙法院則從規范目的解釋的角度，認為前述規范的制定“應該是為了防止單身婦女通過實施輔助生殖技術躲避婚姻和家庭的責任，以及保障我國正常的家庭倫理秩序及風俗”，將規定中的單身婦女界定為“未有配偶者”，將喪偶婦女排除在禁止規定之外。

我們欣喜地看到，雖然糾紛類別不同，論理方式也不完全一致，但前述判決都堪稱勇氣，紛紛保留了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尊重人類最樸素的情感。事實上，在支持血脈傳承方面，不僅只有司法機關在努力。

早在2004年，原衛生部就為廣東女子王霞下發特批文件，使她成為全國首位在丈夫去世后用冷凍胚胎繼續懷胎生子的特殊母親。遺憾的是，這究竟是法律的本來面目還是“法外開恩”，法律并未及時給出定論。這也使得醫院出于種種顧慮未能主動滿足失獨父母、喪偶婦女的正當訴求。

尊重生命，讓人類能夠更加自由、更有選擇、更有尊嚴、滿懷希望地活著。期待相關立法能夠早日跟上時代的步伐，特別是要及時應對我國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轉變，不能讓生命的延續游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