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羅榮渠）有關為學的四點看法值得記述。

首先，他認為世界上固然到處都是可研究的問題，但有使命感的學者理當著力研究那些對國家發展和人類命運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

其次，他提出經濟發展是現代社會變遷中的一個活躍因素，比之其他更是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他并且為自己未能學習經濟學專業而“抱恨終身”。

其三，他說過，“大腦并不分泌思想”，言下之意，思想的形成首先要立足于閱讀文獻，應通過消化和明辨既有研究成果，做到言必有據、厚積薄發。

其四，他打比方說，“觀點像削鉛筆一樣，要反復削尖”，即需要不斷提煉。

（一）

我認識羅榮渠先生比較晚，不過彼此交往還不算少，手頭保留的羅先生的信函就有20封。

1987年11月，國內社會學界在貴陽召開關于中國社會改革的研討會，我有論文應征入選，也獲邀參會。記得羅先生參加了會議的后半程，特別是在閉幕式上作了關于建立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重點發言。因為之前南京的一位同事與我翻譯了斯塔夫里亞諾斯的《全球通史》，所以會議期間，我當面請教羅先生是否可能促成中譯本的出版。羅先生對此書評價很高，認為在并不很大的篇幅中，以全球視野全面描述并精到分析了世界歷史進程，此書屬上乘之作。羅先生非常熱心地幫助聯系了三家出版社，可惜“出書難”是當年的常情，我們的譯稿最后仍未能面世。然而，貴陽會議讓我與先生結了緣。

在了解到我尚具英語翻譯能力后，羅先生后來給我寄發了一些英文資料供筆譯。其中一篇就是阿明的《依附性發展》（收于羅先生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這樣的文章為我打開了一個學術新天地，其所展現的旨趣與我當時正在摸索的方向非常吻合，很自然，我就有意報考羅先生新設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對于我的報考打算，羅先生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他在1988年8月29日的信中寫道：“歡迎你明年來考我的研究生，如果你有志于學而不是有志于商的話。為了便于招收跨學科的學生，我在考試時將盡可能照顧外系的考生，試題的適應性較寬，不考鉆牛角尖的題目。應考科目主要是世界近現代史，也考一些一般性的現代化理論和歷史知識。入學后主要學習現代化專題課、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等課程。”在1988年12月10日的信中，除了再次歡迎報考并確告考試科目外，羅先生特別指出：“考試主要是考分析研究問題的能力，而不是考背書的功夫，因此應在通盤理解融會貫通上下功夫，多讀一些報刊上已發表的論文，提高分析能力。當然也要考一些知識面上的問題，主要是通過名詞解釋來測定。現代化專業理論不是考試的重點，看看我在《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三篇文章為主。要關心理論界動態。”（該信收于羅先生文集之四《北大歲月》，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此后，先生還特意寄來了他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獲優秀獎的論文《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1989年2月碩士考試前夕，羅先生又在百忙中來信：“目前考試時間已近，祝你成功！但也要注意身體，才有利于正常發揮。”

其時，羅先生在北大周圍諒必多有才俊，而他居然對一個遠在南京部隊、非歷史專業出身、僅謀面一回的年輕人給予如此多的關心，讓我受寵若驚又如沐春風。這里除因為如他所說“很樂意物色一位外語好而有志于現代化研究的考生”（見其1988年8月29日信）外，主要原因還是先生待人至誠、古道熱腸，而且對于在我國開辟現代化研究寄望殷切、希望群策群力吧。今天再次展讀羅先生這些字跡略顯匆草的信件，物是人非，不禁潸然！

考試結束后，羅先生繼續惦記著我的事。在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訪學前，他于1989年3月4日來信：“我爭取在出國之前把專業課考試情況了解清楚。如果我走之前不能決定錄取否，也托別的同志在4月底以前告知錄取情況。萬一落榜，我希望你不要灰心，明年繼續努力！”在英國期間，羅先生1989年7月24日還寫來長信，一方面為我的錄取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又關照我“在假期中把積欠的事情都做完，進校以后，就全力投入新的學習”；“你到校后，可以到我家先見見你的師母——周穎如，再見林被甸老師（副系主任），再見見你的師兄——董正華、嚴立賢、王小平、韓昕，他們會幫助你。”此時適值先生的現代化研究宏圖大展之初，欣喜樂觀之情溢于言表：“我對這門學科充滿信心，大有作為，對你們寄予很大的期望。” （該信也收于羅先生文集之四《北大歲月》，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此情此景，正是其時社會上下求西學若渴、惟進步是圖的一個真實寫照。

（二）

帶著強烈的求知期望，我在1989年10月如愿進入羅先生的現代化研究專業點。在學期間，先生開設了三門課，一是“世界現代化進程比較研究”；另兩門是“現代化名著選讀”和“殖民主義理論選讀”。

“世界現代化進程比較研究”于1990年3-7月開課，不僅面向羅先生自己指導的全部六七名博士生和碩士生，而且接納其他方向來選課的同學，聽講者有二十來人吧。印象中羅先生借著一沓寫滿小字的臺歷樣紙片而娓娓道來，總共講了九個方面，包括：1、現代化：研究近期全球性發展進程的新思維；2、國外現代化研究的思潮、理論與流派評介；3、現代化世界進程的整體考察；4、西歐、北美的現代化；5、日本的現代化：非西方國家最早走上現代化的“成功”之路；6、蘇聯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原型；7、拉丁美洲的現代化進程；8、東亞現代化的新浪潮；9、中國現代化的崎嶇歷程。不難看出，這些講課實際上就是日后羅先生名作《現代化新論》的雛形。但相比之下，講課也有其特點，主要是更加鮮明地提出了以現代化來衡量社會進步的新標尺，尤其是更加細致地探討了國別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如英國、拉美、日本、蘇俄的現代化。

在我所有選課中，我始終認為，羅先生的這門課最有分量，對我的學術啟發最大，所以當時也最為期盼，至今我還保留著完整的聽課筆記。先生宏大的學術視野、深厚的史實積累、高度的綜合能力、毫無教條氣息的理性分析、直面現實問題的務實精神，讓每次聽講都無異于一次“精神盛宴”。羅先生就某些重大問題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見，同時也啟迪后學繼續深化研究。這些重大問題諸如：提出現代化框架對歷史研究有何意義？什么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基本含義？西方率先走上現代化之路緣由何在？英國現代化有何“特殊的歷史規定性”？各國現代化為何呈現不同的模式特征？后發現代化成敗得失的關鍵在哪里？非經濟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占據何種地位？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征與代價？如何看待東亞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如何恰當衡量中國現代化延誤的內外因素？可以說，這些問題都是激發我開展研究的統領性問題，構成了我個人的學術坐標。

兩門選讀課好像開了不止一個學期，因為僅面向羅先生自己的學生，所以從課時到形式都比較靈活，實際上都是小范圍的討論課，我一入學就參與其中。“現代化名著選讀”課上，羅先生指導我們集中研讀了幾部重要著作，如艾森斯塔德的《現代化：抗拒與變遷》、羅茨曼的《中國的現代化》、布萊克的《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等。先生總是提綱挈領地提出問題，引導大家深入探討并繼續研讀。例如，關于東亞現代化，他提出了一連串相關問題，涉及東亞現代化的歷史條件、文化傳統、政治傳統；朝鮮和越南戰爭對東亞發展的影響；從東亞發展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從發展角度透視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現代化對東亞現代化的影響；美國對東亞現代化的影響；東亞與拉美現代化歷程的比較；等等。這些問題每個都很有價值，先生的指點有助于我們大處著眼把握全局，同時又能聚焦關鍵具體深挖。

討論課上，羅先生也會拿出自己的論文未定稿來討論。記得有一次他分發了油印的論文《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面對這個錯綜復雜、不易駕馭的大課題，羅先生采用了圖解分類的方法加以闡述。按照其從量變到質變的橫軸和從慢變到快變的縱軸，如何描述和定義不同的社會變遷很費思量。對于是否使用“漸進性微變”、“突發性微變”、“創新性巨變”、“傳導性巨變”之類術語，羅先生在討論中反復要我們這些學生提出意見。那種虛懷若谷、平等商討的氣派我之前未曾見過，如今更是一種稀有的品格。燕園二院樓下窄小的房間里，年長的老師帶著三五門生青燈黃卷如切如磋，當時似不過爾爾，如今卻那樣令人神往。我自己反正再未有這種為學問而學問、不時茅塞頓開的求學體驗了。

“殖民主義理論選讀”課也是閱讀加討論，以學生自己研讀為主，每次上課時我們先提出問題，再大家一起討論，后由羅先生作點評，最后需完成的作業是翻譯并評介一篇相關的國外論文。這門課當時分為三個單元：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殖民主義理論；二是西方主流的殖民主義理論；三是當代激進的殖民主義理論。按照羅先生的要求，第一單元中閱讀了馬克思、盧森堡、列寧、阿維內里、梅洛蒂、霍布斯鮑姆的相關文獻；第二單元中閱讀斯密、霍普森、菲爾德豪斯、曼德爾、加拉赫和羅賓森的相關文獻；第三單元中則閱讀胡格維爾特、弗蘭克、沃勒斯坦、斯塔夫里亞諾斯的相關文獻。

羅先生強調，殖民地理論是現代社科研究中很薄弱的一環，這也是由西方研究導向所造成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系統論述殖民地問題的文章也不多，因此，在我們的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應當補上這一重要部分。他特別要求我們在研讀有關作品時，應注意這幾個方面：殖民統治對殖民地造成的變形；殖民地的回應與革命；殖民地在當代世界中的政治經濟地位；殖民地社會的性質；殖民地社會發展的前景。至于殖民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羅先生當時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就有：馬克思既然是反殖民主義的，為什么他要提出關于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問題；這個“雙重使命”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與民族自決原則有何關系；馬克思的論斷對當今世界有何意義？事后想來，羅先生以“殖民主義”搭就的這個框架實際上囊括了現代化的國際傳播、后發現代化的來龍去脈、發達與欠發達的相互關系等一系列經久不衰的要害問題。

羅先生提供的學習內容顯然十分豐富也令人耳目一新，可是坦率地說，以我當時的知識水平，尚不足以充分吸納其中的寶貴營養，更難以領略羅先生所構建框架的巨大價值。因此，我經常對人說，北大期間，我在學問上并沒有“開竅”。其實這也屬正常現象，畢竟當時尚處在積累專業知識的基礎階段，但是，如果說以后還有所“開竅”的話，那終究還是靠了羅先生指導時打下的根基。如同語言學習上存在某個以輸入為主的“緘默期”，之后才會有以輸出為主的“迸發期”，在研究能力成長中，我想道理也差不多。

課程學習之外，羅先生也為我提供了不少鍛煉的機會。在他的指點下，我參與了其所主持的現代化研究西文文獻目錄的編訂，所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的編校，所組譯斯塔夫里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的審校，以及若干涉外聯絡和文章翻譯。更難得的是，羅先生體恤學生的勞動，比如對于我參與編校上述《現代化》一書的工作，他不僅在“編者的話”中專門提及，而且還給我支付當時不菲的一千多元稿費。再如，在托我筆譯了1990年4月他赴美參加研討會的論文后，羅先生回國時專門送我一支哈佛大學禮品筆表示感謝，現在這支筆還放在我的書架上，作為對先生的紀念。

（三）

就在我跟隨羅先生努力攻讀之時，部分因自己涉外交往不慎，我在北大的學習戛然而止。1991年6月30日，在回南京并擬參加第三屆全國青年世界史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前夕，我去導師家辭行。談話中羅先生提出，既已完成了規定學分的課程學習，往下應以畢業論文為重點，他建議我就中國和印度的現代化作比較研究。此外，他希望我爭取碩博連讀直至今后留校任教（后來在1993年10月31日的來信中他又提及這一原本的打算）。像是有預感似的，平時從未送我出門的羅先生那晚上特別出門送我。我為師恩所感動，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黑夜中的這一分別從此成為永訣！

之后，我歷經了離開南京部隊再到上海謀生的困難過程，等情況穩定后，與羅先生恢復了聯系。先生對我未能完成學業表示非常惋惜，同時又批評我如此突然中斷學業，而且棄學從商似乎意在發財。等我說明情況后，他即設想了恢復我學業的多種方式，并為此多方努力，包括向校領導詢問爭取。1993年10月31日、11月19日、12月9日，羅先生寫來三封信中，都談到了我報考他博士生的可能。當然，復學路上障礙重重，先生在世時我終究未能實現目標，從而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遺憾。然而，羅先生繼續關心著我，1994年3月，他還給我寄送了親手題簽的大著《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讓仍徘徊在門外的我學志不墜。從這一時期的來信中，我也明顯感到羅先生日益忙碌，出訪、參會、講學、上課、研究、著述，現代化研究領域有那么多事情等著他去親力親為。同時他在信中，比如1992年11月10日的信中，也感嘆：“我近半年特別忙，深感手邊缺乏助手。”每每念及先生最后幾年超負荷的勞作，我既未能從旁盡上綿薄之力，復又占用過他不少寶貴時間，總不免為之悵然。

當然，回想與羅先生的點滴交往，我首先感到慶幸，自己能在有志于學時遇到這樣一位學術生命正在嬗變升華、學術功力已臻爐火純青的大師，并且投到他的門下直接蒙受他的溫暖和光芒。在拙著《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初版，新華出版社2014年修訂再版）后記中，我曾談及羅先生對我的影響，不妨照錄如下：

導師有關為學的四點看法值得記述。首先，他認為世界上固然到處都是可研究的問題，但有使命感的學者理當著力研究那些對國家發展和人類命運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其次，他提出經濟發展是現代社會變遷中的一個活躍因素，比之其他更是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他并且為自己未能學習經濟學專業而“抱恨終身”。其三，他說過，“大腦并不分泌思想”，言下之意，思想的形成首先要立足于閱讀文獻，應通過消化和明辨既有研究成果，做到言必有據、厚積薄發。其四，他打比方說，“觀點像削鉛筆一樣，要反復削尖”，即需要不斷提煉。這些看法我以為是業師的畢生感悟和成功之道，本書如果說有所成就的話，在選題、研究到成稿的過程中，無疑得益于業師的教誨和啟發。雖然本書甚少用到“現代化”這個字眼，但實際內容還是屬于羅先生在國內開創的“現代化研究”的范圍。當然，我主要從經濟史的角度、以英美為案例，探討了現代發展問題。沉入具體領域、聚焦要害問題，這是深化現代化研究所必需，也是后學義不容辭的責任。

學問是薪火相傳、不斷光大的事業，我近年的部分工作也仍然受惠于先生的點撥。例如，羅先生早在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時，便已收錄了德國學者迪特·森哈斯的論文，在所著《現代化新論》中又數次引述森哈斯《歐洲經驗：發展理論的歷史批判》一書的觀點。正是受此啟發，我后來通讀此書并認識了其價值，進而譯出這一著作（改書名為《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將其列為我在商務印書館合編的“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之第一種，同時我另撰文引介這一名著，還與森哈斯教授本人建立了學術聯系。這樣的學術生長無疑主要得益于羅先生。

當然，可能情況下，我也樂意對羅先生的成就作點補充。因為鉆研經濟史的緣故，我對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抱有特殊興趣，深感德國歷史學派的這一先驅所闡述的對象實乃主要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而且他專從后發國家角度分析并設計發展戰略，與羅先生的關注點多有契合。為此，我從補寫碩士論文開始，注重研究這一備受忽略的偉大人物，手頭且在翻譯李斯特傳記，如此可望稍貢獻于先生開辟的研究領域。同理，研究中當察覺羅先生個別論點未必盡合實情時，我也愿意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我對所謂英國現代化“內源”、“先發”性質的商議便是一例。以羅先生的高貴品格，他若在世定然非常歡迎這樣的公開討論。可惜，我已聽不到他的反饋了，要是還能坐在他面前，當面向他請教，那該多好啊！

先生離開他鐘愛的事業已超過20個年頭。這些年里，中國的現代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在經濟領域，特別是按照總量來看，情況確已今非昔比。可以說，中國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兩個一百年”的偉大奮斗目標，繼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將要向“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更高目標邁進。羅先生在前瞻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化時曾提出：“我們既要樹立開放的世界觀，認識現代化的世界性；又必須堅持現代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走中西結合的創新之路”。（見羅先生遺著《現代化新論續編：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具體如何做，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大課題。為此，我們顯然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世界現代化進程及其總趨勢，需要更加具體地研究不同國家現代化的模式、特征尤其是其中的經驗教訓。這一現實針對性便是我們今天紀念羅榮渠先生的最大理由。

本文為紀念羅榮渠（1927-1996）誕辰九十周年而作，作者梅俊杰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員、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作者刪改、審定后授權“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