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來了，小區垃圾桶招蒼蠅又有異味。關于擺放位置的問題，“法治的細節”近日發了篇文章，介紹了思想家邊沁、盧梭和孟德斯鳩的觀點。

簡單來說，邊沁是功利主義的代表，他主張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按照他的看法，為了照顧小區里最大多數的住戶，垃圾桶可能要放在最為便利的中心位置，那只能對不起樓王了。

盧梭的社會契約觀點認為，人們為了自我保全而貢獻了全部力量給國家，國家就代表了公意，因此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強迫每個人服從，甚至個人可以為國家犧牲一切。在垃圾桶擺放問題上，盧梭認為，業委會決定擺在哪里就得在哪里。

孟德斯鳩提出了三權分立，為防止權力腐敗而在不同的權力機構之間進行制衡。三權分立倒是預見到了人性無法抵御權力的腐壞，但壞處就是效率太低，對于大刀闊斧銳意進取的人相當不友好。因此可能過了好幾個月，這個小區的垃圾桶擺放還在扯皮討論之中。

這篇文章雖然在討論垃圾桶的擺放，卻延伸出對社會事件的隱喻。對于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對于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甚至對于一些失語者，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公共政策如何傾斜，事關社會正義。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對于各地封控區、管控區和防范區的分區管理到底怎樣才算公平？對于確診病例、密接者、次密接者或者健康碼紅碼者，要如何保護他們的基本權利？對于高中風險地區歸來的人群，地方政府應當如何做好健康管理？層層加碼是否公平？越嚴格就越正義？似乎都可以從這些政治哲學中找到路徑。

沒有人愿意做垃圾桶，但萬一我們的身份設定就是垃圾桶呢？會不會人人嫌棄、個個喊打？沿著上文的思路，有必要介紹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觀點。幸運的是，羅爾斯的觀點可以幫我們從萬一我就是天選垃圾桶這個噩夢中醒來，按照羅爾斯的設計，即使如此也不會太糟。

羅爾斯最有名的兩個觀點是“無知之幕”和“差異分配”。“無知之幕”是在一個虛擬的社會契約中，讓理性的行為者在無知之幕的處境下締結合作的基本原則。無知之幕遮蔽了締約者的身份、價值觀和文明形態，使得締約者無法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所以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是垃圾桶還是收垃圾的，是樓王抑或只是普通住戶，我們也并不知道自己持何種價值觀，我們甚至不知道幕布拉開后我們身在何種文明。在這種條件下締結的正義原則，被稱為公平正義。

“差異分配”是指在平等的條件下，分配可以向最不利境地者傾斜。所以對于締約者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守住底線：自己就算是社會最底層，也能盡可能獲得更多的照顧，不至于過得太差。這意味著大家都同意，平等地分配社會財富，同時要做一些傾斜能讓最底層的狀況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所以，在羅爾斯的理論構建里，即使你是垃圾桶，即使你是收入最低的人群，也會獲得不那么差的境遇。因為，從著名的“無知之幕”推導出的結論，一個社會的公平狀況，取決于這個社會中生活處境最差的那個人。

既然人人都有可能是那個處境最差的人，因此我們為這種悲慘境遇做了不那么壞的準備，這就叫做正義。萬一幕布揭開之后，我是個殘疾人，我得提前為殘疾人做點什么？萬一我是個同性戀，我是不是應該提前設計一點平權觀念免得被歧視？簡單說，正義意味著有差別地對待不同群體，優待最不利的群體，盡可能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前景。

除了“無知之幕”，羅爾斯還有個觀點，讓我們不要對自己的奮斗成果心安理得。我們每個人都偶然地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并因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起點。除了家庭出身之外，天賦、努力也都屬于命運的饋贈，由此獲得的一切成就都并非天經地義。正義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去矯正這種偶然性，使我們共同分享各自的命運。

羅爾斯的這個觀點也許與他自身經歷有關，兩個弟弟死于白喉和肺炎，而他自己作為傳染源頭卻得以康復。在他入伍參加二戰的時候，命運之神又一次眷顧了他，一起外出執行任務的戰友犧牲了，他又活了下來。這樣的經歷使羅爾斯意識到“運氣”對人生的深刻影響，那么我們憑什么可以對命運的饋贈甘之如飴安之若素？

羅爾斯對天賦和運氣的反思，也同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天道酬勤的反思。你以為你聰明又努力又遇到了好的時代，就配得上好的生活么？你不配。你只是運氣好，上牌桌的時候拿到了一手好牌。從某種角度，我們事實上根本沒有什么天賦，我們有的只是某種特質，是高考制度，是創富機制，是職場機制，是這些形形色色的選拔機制獎勵了我們的這些特質。而缺乏這些特質的人，他們可能就淪落到了社會的底層。或者再進一步說，如果時代突然不獎勵這些特質了，有利人群一夜之間也會變成不利人群。

很多人認為，羅爾斯的這種觀點給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平權政策和多元化價值觀提供了基礎，解釋了政府為什么向高收入人群征稅去補貼低收入人群，為什么對黑人有更慷慨的教育補貼和大學錄取政策。看上去確實讓人不爽，假如有些人就是好逸惡勞，政府還應該不斷給予他們福利嗎？羅爾斯回答說，正義不是無條件地照顧不利群體，也不是要打壓有利群體，而是通過制度的設計，讓國家無需通過劫富濟貧就能使不利群體的利益得到提升。比如，既然資本家說996是種福報，那就應當尊重這些有利群體的自我奮斗，這樣才能換來不利群體也能遲早享受到他們的公平。

羅爾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公平即正義的觀念來取代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念，從而解決在邊沁理論框架下，物質不論怎么樣豐富仍然解決不了的貧富差距、階層分化、少數人基本權利等問題。老實說，這很凡爾賽，這顯然是一個文明已經高度發達，但是又還沒有足夠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社會才會有的設計。

在過去幾十年，我們的教育都是出人頭地得靠自己努力打拼，社會可沒告訴我們，你弱你有理，你窮你有理。但羅爾斯的理論給了我們一種啟發，至少可以努力設計一些能讓最不利群體的利益得到極大改善的制度，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那些最不利群體。

因此垃圾桶該擺在哪里？在羅爾斯的思想實驗中，至少會考慮幾個點：首先人人都有便利生活的自由；其次，假如你是最不利的群體，那么你可以忍受的時間和程度是什么。那么我們理應選擇：要么以較短的時間更換垃圾桶擺放位置，要么一勞永逸地更換封閉性更強的垃圾桶，以隔絕氣味；或者安排更快的收撿垃圾以減少對環境和業主生活的影響。

垃圾桶擺放如此，城市的教育公平和學區設計是不是可以如此？陽性病人、密接者安置是不是也可以如此？中高風險地區返鄉的人群安置是不是可以如此？當規則制定者使用羅爾斯的理性工具時，也許世界可以變得更美好一點。

無知之幕下，我們需要假設我們可能是那些隔離了兩個月沒有分文收入的打工者、學生，或者是那些面臨中考、高考的陽性病人、密接者、次密接者，或者健康碼紅碼，集中隔離、居家隔離、處于封控區內的學生們，如果剝離身份、忘記立場，作為決策者，可以設計出更好的社會正義。正義不內卷也不加碼，而目前某些地區低水平上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已經把本應達成共識的社會合作變成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防守，讓不同個體的努力相互抵觸，上演出一幕幕悲劇和鬧劇。

最后我們得承認，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本身并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條件和方案，這些理論只是能讓我們獲得更多的正當化理由。但人們的行為不是來自正當化，而是對利益的追求。所以前述文章說，我們即使討論完這些理論，仍然不知道垃圾桶應該放在什么位置。

在現實世界里，確實不是理論在指導我們的行動和選擇。但這些理論可以照見我們的人性：當遙遠城市他人的不幸激起一些人的共情，同時也有人總結教訓或者心存僥幸：還是得有錢，有錢就能買到物資；住在別墅區就沒這種事；有錢人的孩子都不高考。

假如無知之幕遇到這樣耍賴又裝睡的人，注定成為笑談。人人都往前排搶座位，自以為安全，其實最后誰也不安全。在災難面前眾生平等只是個宏大的口號，不論是決策者還是我們每一個人，心里應該裝著的，是無知之幕下的那個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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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