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0周年，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建校80周年。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強調，“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顯然，西南聯大的史料也是中國抗戰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澎湃新聞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聯合組成“記錄中國”報道團隊，奔赴云南蒙自、昆明，湖南長沙，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尋訪抗戰遺跡和人物。

澎湃新聞今天刊發的文章探討一個問題：西南聯大文法學院在云南小城蒙自只待了不到四個月，為什么能給這座小城帶來了這么大的影響？

7月的蒙自，溫度宜人，白云飄飄，碧色寨火車站的寧靜被襯托得剛好。幾棟黃墻紅瓦的建筑穿越百年，斑駁中尤見法式風情。

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河口與昆明的居間位置，使碧色寨成為“滇越鐵路第一站”；直到抗戰后出于國防需要，至河口的鐵軌拆除，碧色寨才日漸冷落。如今三三兩兩的游客在鐵軌兩邊穿行，已很難想象當年這處“東方小巴黎”的盛景。

碧色寨的命運，一如蒙自早前的縮影。它是云南最早開放之地，法國人曾在這里設海關、立口岸、建領事館、辦醫院、開商鋪，卻因蒙自人誓死反對滇越鐵路通過，商貿中心逐漸轉向碧色寨，蒙自反而一天天敗落下去。

上世紀30年代末，百余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和教授，從碧色寨站下車，轉乘個碧石寸軌鐵路的小火車來到蒙自。當年的許多西式建筑空置，恰好成為師生們的教室和宿舍。

從南岳山中輾轉流亡到蒙自湖畔，他們給這座走向閉塞的小城帶來了久違的熱鬧和活力，而這座“可愛的小城”則安撫了他們在戰時的萬般愁緒。

雖僅停留不到4個月，“西南聯大”之名，仍在蒙自余音繞梁至今。

邊陲求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由于戰事發展，只上了一學期課，次年春天便匆匆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籌劃新校舍是一大難題。昆明房屋不敷，所幸在蒙自縣城近郊找到一片空閑公房，于是校方便決定，將文法學院暫遷蒙自，作為西南聯大臨時分校，等半年后昆明房舍建成再遷回。

文法學院包括文學院和法商學院。前者下設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社會學系、哲學心理教育學系；后者下設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法律學系、商學系。

據西南聯大1938屆畢業生李為揚回憶，當時地方政府和當時的李縣長竭誠協助，特地把海關舊址給學生作為辦公處、教室、圖書館和一部分單身教授的宿舍。蒙自地方士紳及各界人士對他們的到來，熱情歡迎，盡量提供方便。一些大戶人家，都把一部分房子騰出來，只收取低廉費用，租給有眷屬的教授居住，例如馮友蘭、羅鏞、羅常培等教授，就住在桂林街上的王家宅院里。早街的周家大宅更是讓出三層樓房作為女生宿舍，東門外的歌臚士洋行則是作為教授們和男生的宿舍，教授住樓上，男生住樓下。

如陳岱孫所言，“文、法兩院的同仁、同學，在初聞兩學院不能在昆明而要遠遷蒙自，這當時被認為一邊陲小邑時，不少人都有點失落之感”，且到了蒙自教學條件十分欠缺，但即便如此，他們很快就對這里產生了眷戀。

以南湖邊作為教學區的海關舊址來說，清華大學政治系原主任浦薛鳳曾寫道：“一進大門，松柏夾道，殊有些清華工字廳一帶情景。故學生有戲稱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

“當時的蒙自不失為一個求學的好地方。”1940屆西南聯大畢業生王宏道曾撰文回憶：在作為校園的海關舊址里的樹蔭下，可以看見陳寅恪、湯用彤兩先生不時相聚在交談；在網球場上，可以看到金岳霖、陳岱孫兩先生在烈日下對打網球……

“朱自清先生講宋詩，金岳霖先生講邏輯，邵循正先生講西洋史學名著選讀，浦江清先生講唐詩，王化成先生講國際法……都可任憑學生自由去聽課。”王宏道稱，雖然各個教室里聽課的學生并不多，最少的只有兩三個，最多的也不過一二十人，但圖書室里卻是百數十人既擁擠又肅靜的景象。

在馮友蘭之女宗璞的記憶里，那時她和弟弟每天跟隨父親去海關舊址的辦公室，到處閑逛。“園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種繁多，都長得極茂盛而熱烈，使我們這些北方孩子瞠目結舌。記得有一段路全為薔薇花遮蔽，大學生坐在花叢里看書，花叢暫時隔開了戰火……”

日后，戰火仍然炸毀了大部分海關舊址的院落。原有50余間房屋，現僅存一幢建筑，辟為“蒙自海關舊址歷史陳列室”，展覽中自然也包括西南聯大文法學院人的身影。建筑四周砌有紅磚圍墻，院內古柏參天，依稀可見聯大當年的蔥榮。

學術散步

從海關舊址出發，沿南湖向西北方向走出300多米，便是歌臚士洋行，2011年改建為西南聯合大學蒙自分校紀念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作飯店經營。

鄭天挺曾在歌臚士洋行的4、5號房都住過，他在《滇行記》中記錄了許多趣事。他與聞一多是鄰屋，聞一多非常用功，除了上課外從不出門。飯后大家一起散步聞一多也總是缺席。鄭天挺便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這引得大家連聲發笑，于是聞一多便有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

又有一次，鄭天挺與聞一多還有羅常培一同散步，途中又遇見湯用彤、錢穆、賀麟等人，大家一起暢談中國文化史問題，相互切磋、交流想法，快慰至極。

在這看似尋常的漫步與閑聊中，卻孕育了學術和思想的種子。有一回散步，陳夢家向錢穆提議，應該趁著戰時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教科書，以備大學教學之用。錢穆考慮再三，陳夢家屢有勸勵，最終推動了《國史大綱》的誕生。

馮友蘭的哲學體系奠基之作《新理學》，也是在蒙自定稿并石印的。據馮友蘭自序，該書在長沙完成后，到蒙自加寫一章、并大改兩章，“值戰時，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此即為最初的《新理學》版本。

當時，馮友蘭就住在桂林街王維玉宅，這是一個有內外天井的兩層云南民宅。住在馮友蘭樓上的，就有陳夢家和趙蘿蕤伉儷。

現在的王家宅院如舊，只是更多了一層“大隱隱于市”之感。雜物隨意地堆放在門口，現如今的“主人”沈俊以重金從當地的文物管理委員會手中租下整個宅院，文管會倒也樂意，認為有人居住其中更能保護好古建筑。

沈老板本想一邊開著茶室，一邊做茶葉批發生意，誰料經營慘淡，索性作罷，關了茶室只做茶葉批發。如今他很少需要像以前一樣招待的客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這方寸之地，閑暇時看書寫字喝茶，像極了當時文人的風雅。

距王宅兩條街外，武廟街上的原周柏齋住宅“頤樓”，幾年前變成了望云傳統文化博物館，但內部同樣保持著原來的風貌。宅內的墻體綠意盎然，甚至有些擠滿了成片的爬山虎，女生宿舍的雅致之感撲面而來。

遙想79年前，遠離故土的女大學生們，在這里憂國思鄉，常常聽著屋外風過樹葉的瑟瑟之聲，徹夜難眠，遂將此處改名“聽風樓”。風聲還是那風聲，今人卻已很難體會當年的心境了。

戰時歲月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慣了大城的人，見了蒙自的城圈兒會覺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慣了普通火車的人，乍踏上個碧石小火車，會覺得像玩具似的一樣。但是住下來，就漸漸覺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條大街，不消幾趟就走熟了。書店、文具店、點心店、電筒店，差不多閉了眼可以找到門兒……不論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時候會看不見一個人。整個兒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擴展到無窮遠，無窮大。”

這是朱自清在《蒙自雜記》中的描繪。如今穿梭在蒙自老城街頭，每一條道路、地標建筑，大多都能與聯大當年的地圖一一對應。“蒙自政府在規劃時，嚴格地將老城和新城分開來。正因如此，蒙自老城才基本保留了歷史的原貌。”紅河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永杰曾主持多個西南聯大研究專項課題，對蒙自城內的西南聯大舊址如數家珍。

就在不久前，他新發現一處舊址——寫在吳宓日記和錢穆《師友雜憶》中的“天南精舍”。這座舊時的法國醫院旁的一幢小樓，當年有8位教授合租，直到1938年10月底吳宓才最后一個離開。

此處距空軍基地不遠，有段時間傳聞將成為空襲危險地帶。吳宓被推舉為舍長，常常統一指揮眾人“跑警報”。錢穆當時正在撰寫《國史大綱》，為了保護書稿，便每天早晨帶書稿出門，直到傍晚才和大家一起回去。

當年西南聯大師生常去的越南人開設的咖啡館，找起來也略費工夫。在周家大院南邊的街上，有一棟與周圍建筑略有差異的房子，帶著典型的東南亞風格。正門口恰是一株咖啡樹，夏日里正開得茂盛。這里就是南美咖啡館的所在地，只是內部結構已不似當年，變成了民居模樣。

屋內現住著兩位陳姓越籍華僑，由于身體原因，姐妹倆都躺在床上需要人服侍一日的起居和三餐。姐姐的兒子阿甘告訴“記錄中國”報道團隊，這里還是南美咖啡館時，母親才9歲，母親的上一輩一手操持了整個咖啡館。西南聯大回遷后，這里曾變為地主的房子，他們一家通過典當的方式，“典半賠半”，才有了現在的空間。

浦薛鳳在《蒙自百日》里曾提到，當時安南人（即今越南）開設的咖啡館甚多，有三家較出名，分別名曰“天然”、“越南”和“南美”。陳寅恪有胃病，每天都去咖啡店里買面包。

浦薛鳳常路過一家咖啡館，聽聞店中人原系保皇黨，來滇求自由，店內嘗開京戲唱片，令他感嘆不已，“每過門口，輒聽見醉酒、坐宮、捉放諸片，聲聲刺我心弦。天涯地角，何處處迫我思念舊都耶！”

有意思的是，西南聯大1938屆畢業生劉崇德曾寫下一首詩歌《太平在咖啡館里》，批評那些“不知發奮讀書，終日嬉戲，把寶貴光陰消磨在有安南（即今越南）少女作招待的咖啡館里”的“紈绔子弟、浪蕩青年”。詩云：“誰說中國失去了太平？失去了舒服？失去了歡欣？太平在咖啡館里！”

這不免讓人想起1938年5月4日蒙自分校開學那天，北大同學于典禮上發出的那份紀念“五四運動”十九周年《告全國同胞書》。他們聲稱，自己一刻也不敢忘記，十九年前的青年們反抗“三座大山”壓迫的艱苦斗爭和偉大精神：“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我們決不放棄這種責任。我們不畏艱難，不慕安樂，不為惡習所染。我們要深入到全國各地，為中華民族的對日全面抗戰，擔負起后方的需要的工作。”

風氣再開

不過，剛開學不久，就傳來空軍學校要在蒙自設立分校的消息，需要西南聯大蒙自分校的校舍和附近空地。西南聯大校總部指示文法學院讓出蒙自校舍，因此分校于8月中全部搬回了昆明。

陳岱孫在回憶文章中感嘆，學期考結束，大家登上支線鐵路列車回昆明時，對蒙自已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緒。“固然，環境寧靜、民風淳樸是導致這一情緒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大敵深入、國運艱難的時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親切的、同志般的敵愾同仇、復興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才是我們間深切感情的基礎。”

宗璞也在懷念父親馮友蘭的文章中寫道，“在抗戰八年艱苦的日子里，蒙自數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靜溫柔的流水，想起來，總覺得這小城親切又充滿詩意。……當時生活雖較平靜，人們未嘗少忘戰爭，而且抗戰必勝的信心是堅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早在西南聯大蒙自分校時期，學生們便開辦了夜校，吸引失學成人前來學習。他們不僅講文化知識，而且還講時事，宣傳抗日，教唱愛國歌曲，開展滅蠅運動，參與社會組織抗日募捐活動。這一切，對于傳播進步思想、啟發民智具有重要意義。如今，物是人非，只有一張蒙自民眾夜校學員的合影，被翻印后，陳列于各個紀念館中。

在此之前，蒙自民風還十分保守，這從錢能欣（于1938年在西南聯大蒙自分校學習過半年）在《回憶蒙自二、三年》中的記述中便可見一斑，“例如有一次，我校有一些男女同學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草地上游樂、唱歌，有的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浴，這引起當地一些鄉親的反感，認為有傷風化，并警告如再發生這樣的事，必將強行取締。”

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女性的著裝上，彼時蒙自當地婦女上街都是要長衣長袖還有長褲，要把身體能蒙的地方都蒙起來，即使是晴天，最好都要打一把遮羞傘。“聯大的女學生穿的都是裙子，四五月份的時候蒙自非常熱，她們會穿短袖和坎肩的旗袍，這對于蒙自婦女的著裝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蒙自市文物管理所的副所長周曉燕介紹，“當她們離開蒙自，蒙自的少女還紛紛效仿聯大女生的穿著，認為這樣漂亮、婀娜多姿。”

“當年很多聯大師生在我們這兒喝茶，周末的時候最熱鬧，同學們三三兩兩地來，不時還會有外國人。”南美咖啡館斜對面的聚賢茶室女主人章麗珠，也熱情地向“記錄中國”報道團隊講起自己從已逝的婆婆那聽來的故事，據說其中有美國“飛虎隊”成員，因此她的公公在那時還練熟了幾句英語。

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沉寂了幾十年的蒙自，如今正希望重新成為中國與東南亞連接開放的橋梁。“無論是在南絲綢之路上，還是在大中國經濟圈中，蒙自都位于關鍵地帶。”紅河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王凌虹分析稱，“蒙自是昆明的南大門，沿著泛亞鐵路一直到河口呈扇狀輻射出去，對周邊國家的發展，帶動作用也是顯著的。”

詩社文脈

從歌臚士洋行出來，一條馬路之隔，便是蒙自明珠“南湖”。這小小的一方凈水，仿佛上帝對聯大師生的慷慨饋贈。不少教授和學子，靜坐在湖中央的亭子里，捧一本書喃喃誦讀。

當因戰火而被迫出走他鄉的聯大師生，歷經萬難漂泊至此，自有百年文脈的蒙自南湖給予他們心靈的慰藉是無以形容的。錢穆寫道，“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厭”；朱自清則“一站在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剎海”；陳寅恪寫下：“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生平”；聞一多更將蒙自譽為“世外桃源”。

美麗安靜的南湖成為文法學院師生的一隅精神家園。在湘黔滇旅行團時期，受聞一多指導搜集民間詩詞的過程中，1940級中文系學生向長清便與1939級教育系學生劉兆吉相約，到昆明后組織詩社，出版詩刊。但詩社名稱一直定不下來，直到抵達蒙自，才確定為“南湖詩社”。

1938年5月20日，南湖詩社在蒙自分校宣告成立，吸引了主要來自中、外文系的二十余位學生參加，聞一多和朱自清擔任導師。熱心參與詩社工作的穆旦、趙瑞蕻、林蒲一起成為從南湖詩社走出來的三位著名詩人。紅河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永杰長期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對此感嘆，“誰能想到，蒙自這么個小地方能夠進入大學文學史教材。”

1938年7月底，聯大師生進入學年大考階段，南湖詩社停止活動。8月18日，暑假開始，蒙自分校遷回昆明，告別了蒙自南湖，詩社再冠以“南湖”之名已不合時宜，南湖詩社至此更名為高原文藝社。存在了三個月的南湖詩社永遠停留在蒙自南湖湖邊。

據張永杰介紹，1988年，南湖詩社在蒙自曾有過一次短暫的復社，系由西南聯大的一些校友發起。當時正值西南聯大建校50周年，一批校友回國，來到蒙自。有六七個校友籌建恢復南湖詩社。最后以張念蒙為社長，卜興純等為顧問。據特邀社員李光嶸回憶，自己在成立會上還曾賦詩一首。

籌建工作完成不久，南湖詩社和當時的蒙自師范專科學校（即現在的紅河學院），蒙自市文化局三家聯合，一共花了兩年的時間編寫了一本《西南聯大在蒙自》，以向校友征稿為主，記錄整理西南聯大在蒙自的歷史。“由于經費緊張，當時只印了1000冊，甚至連稿酬也發不起，就以書代酬，贈送了這本書給了這些來稿的校友。”張永杰說。

“聯大八年，薪火相傳。蒙自師專參與整理編訂西南聯大在蒙自的歷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紅河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勇認為，蒙自今天的教育和文化受到了當時西南聯大的影響。

為了西南聯大80周年紀念，蒙自市文聯正在籌備《西南聯大在蒙自》的再版，這次也有紅河學院中文系多位教師參與其中，提供資料支持。

王凌虹告訴澎湃新聞，蒙自市文聯作協去年也曾打算以《蒙自》這一刊物為陣地，重啟南湖詩社，同時創辦詩社微信公眾平臺，邀請紅河學院的教師學生把詩歌作品發表在上面。“幾個愛好詩歌的民間人士比較熱心，但因為文聯主席換人，而且主事的人也比較忙，也就擱置了。”

在紅河學院，文學社團傳統延續已久。蠻原文學社團興盛一時，文學院院刊《卮言》從2010年起每學期發行，以學生文學作品為主，以南湖為名的校報《南湖報》則在蒙自師專的時候就開始發行。

對于紅河學院而言，西南聯大更直接的影響是“通才教育”的辦學理念。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蒙自分校紀念館一樓的展柜里，可以看到一張當時學生的課程表，即使文科生也要修一些化學的基礎課程。

紅河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師朱欣對西南聯大頗有研究，有關西南聯大的私人藏書達四五十冊，在他教授的中國教育史課程中，也有西南聯大的專題。在他看來，聯大實行學分制、選修制，既有豐富的課程設置，也有比較系統的學術訓練和畢業論文要求，“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相結合，恰好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而這些在當時就已經實行了。”

作為蒙自現今唯一的高等學府，紅河學院自覺擔起了“傳承西南聯大精神”的使命。朱欣介紹，校團委時常組織學生參加西南聯大有關活動，如碧色寨至河口北站的徒步露營，還有西南聯大蒙自分校紀念館的志愿講解員等，學生們也會自發地做一些影像收集和研究，“西南聯大是蒙自的文化標識，這也是讓學生們多沾點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