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產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進步。它為我們帶來了自然形成的鄉村所不可能擁有的素質（物質）和氣質（精神）。因此，不論城市規模多大，鄉村總是無法與之競爭的。以致可以這樣說：大村比不過小城。因為它們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文明：農耕的與工業的。

雖然村莊有大有小，但鄉村在本質上是相似的，因為其集合起來的生產要素、所能提供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是無差異的。然而把人們帶進現代文明的城市則是高度異質的，原因在于其形成的過程、聚集起來的生產要素，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會有很大的區別。從規模上來看，城市有大有小，有區域性的小城市、也有國際大都市；從經濟功能來看，有生產城市和消費城市，有工業城市和科技城市；從收入與生活質量來看，有適合人居的富有城市、也有不適合人居的貧困城市。

由此可見，城市雖然具有同質性，但它們又是高度異質的。城市的同質性在于鄉村所不具有的“密度”，即在有限空間范圍內的財富、商品、要素與資源的集聚程度。城市的異質性則來自于城市聚集財富、商品、要素與資源的能力（也就是城市的競爭力），由于城市聚集起來的財富、商品、要素和資源各異，且有多有少，從而導致城市各具特色的異質性。城市的性質是由其區別于鄉村的“密度”所決定的，而城市的氣質則是由其競爭力、也就是城市的異質性所決定的。

城市與鄉村

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區別做出系統分析的當屬馬克斯·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城市與鄉村做了對比：工業而非農業；契約而非血緣；法律而非宗法；公平競爭而非祭祖；經濟結構多元而非單一；市場主導而非權力主導；通過生產和交易獲取財富而非尋租與分配獲得財富。從韋伯的區分中，我們很容易發現，現代的城市與農耕的鄉村，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從而決定城市與鄉村所能容納的生產力是截然不同的。

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深刻地指出，我們的整個文明進程中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便是城市的出現。城市導致社會的有機組織（企業、公司、市場、交易所等）不受約束的生長。鄉村傾向于自給自足，而城市則偏愛交換，前者追求的是使用價值，后者追求的是交換價值。鄉村沒有消費，城市才有消費，因為消費產生于專業化分工、以及由專業化分工帶來的生產率與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這樣，桑巴特就從功能結構上將城市與鄉村做了十分有意義的區分。至于城市為何能夠導致社會有機組織不受約束的生長，桑巴特的回答是：自由和市場。充分認識城市自由和市場繁榮的價值對于城市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在最早誕生城市的歐亞舊大陸上，歐洲的城市發展推動了社會轉型，從農耕的變成工業化的，因為歐洲的城市是在政治獨立中誕生，并且是在自由（自治）和市場化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但是亞洲國家卻未能發生這樣的變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亞洲的城市通常都是政治中心，不僅缺乏自由（當然也就沒有城市的自治），市場也受到行政的嚴格管制。人們不可能在城市中實現自我價值，創造滿意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國唐朝時期的城市，政府就把城市中的市場與居民區加以分割，且不準開設夜市，這種錯誤的行政干預，到了宋朝才有所糾正。

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進一步解釋了城市為何能夠產生比鄉村更為強大的生產力。馬歇爾的研究發現，城市之所以會比鄉村產生更為強大的生產力，是因為城市擁有鄉村所沒有的集聚效應（即城市的空間密度要遠遠的高于鄉村）。馬歇爾認為城市的集聚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領域中：勞動力的規模集聚；高頻率與高密度的技術發明；產業溢出形成的供應鏈。勞動力的規模集聚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從而使得招聘變得容易。人口、產業與知識的聚集可以讓技術隨著新想法被他人采納并與自己的建議相結合而傳播放大，從而促進創新，這在當代被人們稱之為技術的溢出效應。恩利科·莫雷蒂在對經濟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溢出效應是城市不斷發展而農村不斷萎縮的重要原因。聚集也使生產投入變得更加便利，并且還會產生引力，從而形成了城市所特有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因為城市具有以上三種集聚效應，這就使得城市的經濟發展是超線性的，是處于靜止狀態的鄉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的。

享譽全球的復雜系統性科學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長、英國學者杰弗里?韋斯特在《規模》一書中，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演化的邏輯，進一步證明了馬歇爾所說的城市的發展是超線性的，因而是處于亞線性（報酬遞減）狀態的鄉村根本就無法與之競爭的。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密集聚居的文化和經濟優勢完全可以彌補城市生活的成本。城市為什么能夠產生這樣的超線性發展效應呢？根據韋斯特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的收益會隨著人口與產業的增加而遞增，但是城市運作的成本則會隨著人口與產業的增加而遞減。如果用一個直角坐標系來表示，城市的規模收益曲線處在450線的上方，而城市的規模成本曲線則處在450線的下方。城市在規模擴張上的超線性特質，導致了城市發展的規模可能是人們所無法想象的。根據阿德里的研究（《城市與壓力》），在城市規模擴張中，注冊專利數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是超線性的，一般都要比線性增長高出15%，特別是由社交網絡造成的知識溢出和新思想的傳播幾乎都是乘數效應，極端地講，在這樣的網絡中，幾乎每一個人都變成了乘數。能源消耗、水電消耗等則是線性的，它們與人口和產業的發展呈正比關系。但是，更多的城市運作的成本都是亞線性的，比如加油站數量、公路網或電線鋪設等基礎設施，它們通常要比線性的低15%左右。

既然城市發展的邊界是不受規模約束的，那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預設城市規模都是不利于城市本身發展的。相反，城市規模越大，反而越是有利于城市發展的，因為城市規模的擴張可以帶來長尾效應。所謂長尾效應，就是只有大城市才有的、無奇不有的細分市場，而且細分市場的規模遠遠大于頭部市場，小城市受規模約束，沒有細分市場，故而也就沒有長尾，沒有長尾也就沒有多樣性，所以小城市是單調與乏味的，只有大城市才是多彩的。

從以上的各種比較中，人們自然可以發現：城市代表未來，鄉村代表過去；城市代表先進，鄉村代表落后；城市代表富有，鄉村代表貧困。這就是城市為何會對人類產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在德國學者馬茲達·阿德里撰寫的《城市與壓力》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描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離開“無聊的農村”，這已經是一種全球現象，他們希望在城市得到更好的機會，更好的文化、更好的教育機會、或者更好的醫療條件，享受城市文化的多樣性，城市文化的多樣性可以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自由，多樣性可以提高幸福水平，自由可以實現自我。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城市世界”。

城市與城鎮

城市是由市場發展而來的，故而馬克斯·韋伯把城市定義為“一個永遠的市場中心”。城市作為市場的空間載體，其形成至少需要以下幾個條件：合適的地理位置，今天的大部分城市，在歷史上都源自于一個適當的貨物轉運點上的純粹市場聚落，且以沿海和河谷地居多；貨幣化的收入與財富，這意味著城市必須有產生貨幣收入的產業，那就是工商業活動，而且還需要有貨幣財富擁有者的大量流入與居住，以便促進消費和交換；擁有高度的自由或者自治，歷史上的城市可以是宗教和經濟權力的中心，但不能是政治權力的中心，正因為城市不是政治權力的中心，城市才有自由，城市才能為擁有貨幣財富的外來者提供保護，沒有自由的、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城市發展大都是畸形的，而在那些專制國家，就像地理學家威廉姆·邁耶所指出的那樣，政府都具有阻止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傾向，因為人口向自由城市的集中會增加政治上的壓力，而使專制統治面臨危機。

城市發展靠的是集聚，一個城市會變成什么樣的城市，取決于它能夠把什么樣的要素與資源集聚在一起。如果在某個特定空間上能夠集聚起來的是超勞動要素密集的手工業，那么，它就不是一個城市，只能算是一個城鎮。城鎮的基本特征是：本地化、由本地市場需求決定的產出規模和人口規模；基于農業和手工業的初級分工、以超勞動要素密集的手工業為主體；貨幣化交易、但非資本化生產。城鎮與鄉村的區別在于有分工和市場交易，并籍此來滿足人們除農產品之外的初級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城鎮不能利用資本要素來完成從手工業生產向現代大工業的轉型，那么當人口激增而技術與經濟增長又處于停滯狀態時，人口的大幅增加勢必會降低人均收入水平，這很有可能使得城鎮最終演變成為馬爾薩斯“陷阱”。

在對城市和城鎮做出以上的區分之后，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中國經濟史上的“李約瑟之謎”。根據麥迪森和彭慕蘭的統計分析，直到17世紀，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總量規模最大的國家，可是為什么沒有能夠成為首先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反而還失去了世界科技領先的地位。對此，人們當然可以從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但是，有一點恐怕是被人們忽略了，那就是本文所關注的“密度”問題。

從古典科技創新到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科技創新，有一個創新范式的變化：那就是從簡單的觀察到復雜的試驗；從天才個人的興趣愛好到有組織的、需要投入資本與知識要素的團隊研發；從聰明人的冥思苦想到集體性的思想交流與頭腦風暴；從日常的生活體驗到利用先進儀器設備的反復實驗；如此，等等。科技發明與創新的這種范式變化，需要相關要素和人力資本的規模集聚，并且還需要達到一定的“密度”，才能完成這樣的范式變化。毫無疑問，這樣的轉換只有在城市中是可能的，而在那些無法規模集聚相關要素、特別是人力資本和知識的城鎮里顯然是做不到的。所以盡管在科技發明與創新的范式發生質變的那個時代，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經濟總量規模，但就像居住在山區里的人們一樣，由于分散，缺乏“密度”、缺乏交流，故而無法完成科技發明與創新的范式轉換。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城市的發育不良和發展滯后導致中國長期滯留在城鎮化的發展階段，而由城鎮化所造成的偏低的空間密度可能是影響中國創新范式不能及時轉換、以及不能適時推動從農耕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根源所在。

據此結論，我們所能得到的啟示是：城鎮化是個發展陷阱，城市化才是經濟發展、科技發明和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并未給予城市化發展以足夠的支持，從戶籍管理到城市用地的控制、從城市人口規模的管制到治理結構的剛性設計，都沒有給城市的發展留出足夠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從而導致許多要素無法規模集聚，降低了城市本該有的“密度”。

（作者華民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