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越王勾踐。一提起勾踐，大家就會想到他臥薪嘗膽、復仇吳國的故事，他也因此成為刻苦自勵、艱苦奮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給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進諫的印象。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品讀《吳越春秋》，就會發現勾踐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們成了兩個說謊大師——在趙曄的筆下，勾踐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說謊才獲得成功的。事實上，說謊的又何止是他倆！從創立吳國的太伯到篡位謀反的闔閭，從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綠葉的漁父，在吳越爭霸的過程中幾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說謊。他們為什么要說謊？他們怎樣說謊？趙曄對說謊濃墨重彩的描寫又體現了他對哪些問題的思考？換一種角度解讀吳越爭霸，多一種視角理解這段歷史！

雖然《吳越春秋》講的是吳越爭霸，但實際上伍子胥才是《吳越春秋》中僅次于越王勾踐的二號人物。趙曄花在他身上的筆墨，遠遠多過吳王夫差，這就會給人一種錯覺——說起來我們看的是吳越爭霸，實際上卻好像是越王和伍子胥在斗法。

這其實不是錯覺，而是事實。吳王闔閭的稱霸，可以說伍子胥居功至偉；而吳王夫差走向失敗，看起來也是不聽伍子胥“忠言”的后果。這其中的轉折點，就在闔閭死后。吳國的的確確是“成也伍子胥，敗也伍子胥”。

也許有人會問，分明是夫差不聽伍子胥的勸告，怎么能把這筆賬算在伍子胥頭上？當然能！可以說，和闔閭時期的伍子胥相比，夫差時期的伍子胥有了巨大的轉變——變得不會說話了。正是這種轉變讓夫差完全無法聽進去伍子胥的話。

當然，他不是真的不能說話。只不過闔閭時期的伍子胥伶牙俐齒滿嘴謊言，而夫差時期的伍子胥卻變得一張嘴就是正義凜然的“實話”。有趣的是，說謊和伍子胥的成功有著高度的正相關，隨著伍子胥說謊技術的日益提高，他的權勢也不斷上升，直到在吳國擁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所謂物極必反，達到權力頂峰后的伍子胥忽然之間就失去了說謊的能力，變成了一個“正直”的人，而與此同時他的地位也在不斷下降，越來越無法獲得夫差的信任，最后落得個被夫差賜死的下場。

伍子胥的前后轉變既自然又生硬。“自然”是因為他有了大權之后居功自傲，覺得說話不需要再小心翼翼，這是人之常情；“生硬”則是他前后判若兩人，轉變得過于徹底。“自然”是讀者的第一感覺，因為隨著闔閭的去世，伍子胥在年輕的夫差面前擺出一副長輩的姿態，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而“生硬”則是讀者冷靜下來后的思考：一個人何以會有這樣的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伍子胥的前半生：說謊與復仇

和勾踐一樣，伍子胥并非天生就擅長說謊。當楚平王聽信奸臣的讒言而囚禁了其父親伍奢三年后，決定斬草除根。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決定與父親一起赴難，而伍子胥則選擇了逃跑。正是在逃亡的過程中，他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說謊。

伍子胥先到了宋國，后來到了鄭國，結果在鄭國介入了政治糾紛，被迫出逃前往吳國。在逃離鄭國的路上，伍子胥講了第一次謊言。他一路狂奔路過昭關，關吏想要抓住他，伍子胥騙他們說，鄭國的君王之所以要抓他，是因為他有一顆珍珠卻不小心丟了，自己現在出關，就是要去找這顆珍珠。于是官吏就把他放了。

這是一個蹩腳的謊言，正常人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有趣的是，它居然成功了。可見說謊是需要對方配合的，一個再好的謊言，如果遇到了一位極其警惕的人，也完全可能毫無效果；相反，一個糟糕的謊言，卻依然有可能讓人相信。伍子胥的初次嘗試讓人感覺像是一場水平低下的比賽，他發揮得不怎么樣，可是對手更加業余，最后也能獲得勝利。

沒錯，從一開始，伍子胥就告訴我們說謊其實就是一場比賽。贏了，他才能夠來到吳國，進入下一輪的爭奪，而輸了就會慘遭淘汰。可是，他的技術實在還很一般。追兵繼續追趕，接下來前面是一條江，江中剛好有個漁父劃著小船，走投無路的伍子胥只好大聲喊：“漁父渡我！”很顯然，這時候的伍子胥已經完全忘記了掩飾和說謊，幸好漁父冷靜地救了他。

在歷盡艱辛到了吳國之后，伍子胥的說謊漸入佳境。一開始，他“被發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裝瘋賣傻是常用的掩飾手法，但是在集市中裝瘋賣傻則在掩飾與不掩飾之間：他既渴望得到伯樂的賞識，又想隱藏自己的身份，畢竟集市就是待價而沽的地方，人才也不例外。果然，集市里的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善于相面的小吏在第二天就看出了他是誰，并把他帶給了吳王僚。伍子胥的機會終于出現了。

吳王僚對他一見傾心，想要為他興師復仇。可是他看出了公子光（未來的吳王闔閭）有謀反之意，于是首次上演了高段位的說謊，拒絕了吳王僚的好意。他義正辭嚴地對吳王僚說，諸侯的責任在于管理好國家，如果“為匹夫興兵”，就不符合“義”了。當初他選擇逃離楚國時，就信誓旦旦地要“雪父兄之恥”，而要復仇，則一定需要借用別國的軍隊。因此，勸告吳王僚不要為他復仇，并不是一個容易的謊言。可以說這是伍子胥的一個里程碑，它的難度在于作了一次賭注巨大而時間漫長的賭博：不但賭公子光能成功地替代吳王僚，而且賭當上吳王之后的公子光也愿意為自己復仇。

這一等，就是八年。八年是如此漫長，以至于楚平王都過了世。伍子胥用八年的時間，等待時機幫助公子光成功篡位，而篡位則靠的是刺殺。謊言永遠是刺殺的親密戰友。從選擇刺客到策劃刺殺，都是伍子胥一手包辦的。但是這還不是伍子胥說謊的巔峰。在吳王闔閭登基之后，伍子胥依然再接再厲。

當闔閭對他說自己想要成為霸王應該怎么做時，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說：“我不過是從楚國逃出來的下賤之人，大王沒有殺我已經是我的幸運了，怎么敢談論政事呢？”可以看到，伍子胥作為功臣一點都沒有表現出居功自傲的模樣，膝進、垂淚、頓首三個動作一氣呵成，這一套組合拳很好地掩飾了自己渴望掌權的真實內心。

隨著伍子胥說謊技術的日益精進，他在吳國的地位也穩步上升，成功地成為了吳王闔閭之下最有權力之人。為了解決闔閭的后顧之憂，他故伎重演，再一次用刺客暗殺了吳王僚的兒子慶忌，保持了一貫用謊言解決問題的風格。值得注意的是，當吳王闔閭想要慶忌的性命時，伍子胥一開始表示了反對，認為這么做可能違反天意；但是在闔閭的堅持之下，他馬上就熟練地作了策劃，又物色了一名刺客，成功地欺騙了慶忌。伍子胥可以根據闔閭的需要隨時提供刺客，這一細節表明他無時無刻不在為說謊做準備。很顯然，謊言是他用來獲得權力的手段，當他的權力還不足以復仇時，就需要通過不斷說謊來做持續的交換，直至權力的頂點。在闔閭執政九年后，伍子胥終于打敗楚國，得以雪父兄之恥。

伍子胥復仇的過程告訴我們，說謊在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沒有謊言，他就無法一路逃到吳國；沒有謊言，他就無法獲得接近闔閭的機會；沒有謊言，他就無法成為吳國首屈一指的重臣。伍子胥在離開楚國時曾咬牙切齒地說：“聞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壤……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復仇是他這些年來念念不忘的心愿，而謊言則是他完成心愿的重要武器。

面對成功復仇的伍子胥，我們有必要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吳國掌權的那個伍子胥，究竟把自己當作要復仇的伍奢之子，還是吳國的大臣。如果他從始至終都把復仇看作是自己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目的，那么吳國對他來說是什么。換言之，他說謊是不是都只是為了“自己”？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關系到對伍子胥的評價。盡管有人說要給中國歷史上的忠臣排個座次，伍子胥肯定在前十之列，但是從漢朝開始，就有揚雄對伍子胥的“忠”提出了質疑，宋朝的蘇軾對揚雄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不過關于伍子胥是不是忠臣這個問題應該說并沒有廣泛接受的答案。其實，當我們討論一個人是不是忠臣時，已經默認他的身份是“臣”。然而從闔閭時期伍子胥的自我定位來看，“子”才是他最主要的身份。他是要為父親復仇的兒子，為兄長復仇的弟弟，臣這個角色只是他為了復仇而不得不扮演的。因此，是不是忠臣對他來說似乎并不重要。

伍子胥的后半生：直言與死亡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夫差時期的伍子胥不再說謊。他的說謊似乎是和復仇緊密相連的，既然大仇已報，說謊也就不再需要。如果說闔閭時期的伍子胥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子”，那么夫差時期的伍子胥則變成了“臣”。與此同時，他和夫差之間的交流變得火藥味十足。君臣之間這樣的交流是否合適？這是后期的伍子胥給我們留下的最主要問題。

當然，伍子胥對夫差的“直言”離不開勾踐這個重要因素。正是戰敗后的勾踐到吳國為奴，才有了伍子胥、夫差和勾踐之間的明爭暗斗。準確地說，在這三個人中，勾踐是說謊者，伍子胥是看穿說謊的那個人，而夫差則是相信謊言的那一個。伍子胥的不會說謊，主要體現在他對夫差。也許是伍子胥自己擅長說謊的緣故，勾踐對夫差所說的一切謊言都逃不過他的雙眼。在勾踐剛到吳國向夫差表明自己的忠誠時，在一旁的伍子胥“目若熛火，聲如雷霆”，力主將勾踐處死。“目若熛火，聲如雷霆”這八個字與當初的“膝進、垂淚、頓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這目光和聲音是對勾踐的怒斥，那還合情合理，可是他這表情的對象是夫差，而夫差是他的君王。

伍子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夫差面前痛斥勾踐，完全把夫差當作受教育的對象。因此，雖然他痛斥的是勾踐，但給人感覺他痛斥的是夫差。在勾踐前無古人地嘗了夫差的糞便后，伍子胥進諫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愿大王察之。”

這段話從頭到尾都是真話，可就是不中聽，很難讓對方接受。在《戰國策》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勸諫例子，幾乎沒有一個是上來就把對方劈頭蓋臉罵一頓的。直接將對方比作桀紂，把他說得愚蠢無比，很顯然是連普通領導都無法接受的，何況是一國之君！也就是說，伍子胥這樣的勸諫，注定會是失敗的。

于是可以想見的是，夫差越來越不聽他的話。伍子胥感到了害怕，覺得自己已經被拋棄，但是他仍然沒有改變自己的交流模式，反而趁著自己出使齊國的機會將自己的兒子送到了齊國。當夫差決定討伐齊國時，伍子胥又直言進諫，認為伐齊會“危國亡身”，并指出和越國聯手是“與賊居不知其禍”。是的，這的確是正確的判斷，但是他說話的方式依然無法讓夫差接受。而在夫差得勝回到吳國質問伍子胥時，他先是把夫差比作桀紂，說“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現在大王如果要誅殺他的話，那就和桀紂沒什么兩樣。我們且不論他這么說的原因，但從效果而言，這樣的話語除了激怒夫差之外，對伍子胥個人也好，對吳國也好，都無任何正面的作用。接著，伍子胥更是攘臂大怒，繼續用最為直接的方式批評夫差，指出先王闔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聽了他的話，現在夫差如果能覺悟，那么吳國還能繼續下去，否則吳國馬上就要亡了。最后他說，自己死了之后，讓人把他的眼睛掛在城門之上，“以觀吳國之喪”。這究竟是忠臣的悲嘆，還是惡毒的詛咒？

如前所述，闔閭時期的伍子胥將自己看作為父親報仇之“子”，而夫差時期的伍子胥則似乎并沒有找到如何做“臣”的感覺。忠臣固然會直諫，但是卻不會詛咒自己的國家。同樣是楚國人的屈原，也是充滿悲憤而死，但一直都沒有對楚國說過這樣的話。對伍子胥來說，楚國已經回不去了，而吳國不過是復仇的工具，在這里他也找不到歸屬感。在復仇成功之后，他更多的是試圖控制夫差，而不是如何讓吳國更加強大。如果能用吳國的滅亡來證明自己的準確預判，對他來說也在所不惜。所謂的直言，似乎不過是一些證明自己比夫差更聰明的話。換言之，他在闔閭面前的掩飾和謊言，是因為闔閭比自己強大，需要用闔閭的力量來復仇；而他對夫差近乎粗暴的直言，則是覺得自己比對方要強大，以至于認為沒有了自己，吳國就一定會滅亡。

從比干等“忠臣”開始，直諫就成為了“忠”的必備武器。可是，《吳越春秋》用伍子胥的前后對比促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直諫與忠臣是不是可以劃上等號？如果用委婉的方式讓君王接受自己的建議，從而挽回王朝的衰落，豈不是更理想？至少從《吳越春秋》的敘述來看，伍子胥前后說謊能力變化的背后是其權力的變化。自以為居功至偉的伍子胥在最后還會對夫差說先王（闔閭）靠的是他，但可悲的是，即使夫差的能力遜色，卻也依然是吳王，依然是吳國的主人，依然有決定伍子胥生死的權力。因此，《吳越春秋》似乎是在暗示我們伍子胥不應該主動放棄說謊。如果他繼續說謊的話，那么夫差就完全可能接受他的建議，吳國也會繼續強大而伍子胥也不會落得被賜死的下場。

權力與說謊之間的微妙關系不僅在夫差時期的伍子胥與闔閭時期的伍子胥身上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在夫差時期的伍子胥與同一時期的勾踐身上也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勾踐一步一步從低谷走出來，正是靠他日益純熟的說謊技術，而與此同時，伍子胥的說謊技術迅速退化，其地位也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此消彼長，給人一種權力與說謊力都守恒的感覺。

和伍子胥不同的是，成功復仇后的勾踐是越王，是越國之主，更是春秋的霸主，再也沒有人能夠擁有剝奪他生命的權力。憑借說謊一路忍辱負重的勾踐在復仇成功之后可以有資格不再說謊，而伍子胥的地位則令不再說謊的他陷入了困境。這樣的反襯極具戲劇性，讓人覺得說謊就是一場比賽，更讓人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恍惚間覺得勾踐重復的就是曾經伍子胥的道路，勾踐和伍子胥似乎就是在按照某一種既定的軌跡，用某一種既定的方式在復仇。那么，復仇成功之后是不是還需要說謊？是不是不同地位的人需要有不同的選擇？不知道在城門上看著越國大軍進城的伍子胥的雙眼會不會思考一下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