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越王勾踐。一提起勾踐，大家就會想到他臥薪嘗膽、復仇吳國的故事，他也因此成為刻苦自勵、艱苦奮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給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進諫的印象。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品讀《吳越春秋》，就會發現勾踐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們成了兩個說謊大師——在趙曄的筆下，勾踐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說謊才獲得成功的。事實上，說謊的又何止是他倆！從創立吳國的太伯到篡位謀反的闔閭，從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綠葉的漁父，在吳越爭霸的過程中幾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說謊。他們為什么要說謊？他們怎樣說謊？趙曄對說謊濃墨重彩的描寫又體現了他對哪些問題的思考？換一種角度解讀吳越爭霸，多一種視角理解這段歷史！

到底能否學而成圣

越王勾踐和“臥薪嘗膽”這個成語緊緊聯系在一起——在越國被吳國打敗后，勾踐決意復仇，于是天天睡在柴草之上，在床頭還掛上一顆苦膽，吃飯睡覺前都要嘗一下膽的苦澀滋味，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仇恨與屈辱；最終勾踐帶領越國人民發奮圖強，一雪前恥擊潰了吳國，令吳王夫差伏劍自盡。

老師們會語重心長地告訴每一個中小學生，“臥薪嘗膽”這個成語形容人刻苦自勵，立志雪恥圖強，最后可以苦盡甘來，因此我們一定要牢記臥薪嘗膽的精神。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很多人一直到自己做了父母、再對孩子講成語“臥薪嘗膽”時，都可能仍然沒有注意到這個故事中的另一面：勾踐臥薪嘗膽背后的真實目的，吳王夫差是并不知曉的。在臥薪嘗膽的同時，勾踐一直在夫差面前扮演著一個乖順的臣子，毫無破綻地掩飾了自己的復仇之心。或者可以說，勾踐的“臥薪嘗膽”是以其對夫差的成功欺騙為前提的。他不但是一個忍辱負重之人，也是一個善于說謊之人。

不過，勾踐并非天生就是一個說謊的高手，他的說謊技術是在吳國做奴的過程中慢慢培養出來的。公元前496年，勾踐的父親允常去世，吳王闔閭聽到消息之后大喜過望，領兵攻打越國，結果被勾踐打得落花流水，闔閭也受傷身亡，臨死前告訴兒子夫差不要忘記父仇。可以想象，一戰成名的勾踐不免洋洋自得，決定再與繼位不久的吳王夫差交手，結果被立志為父報仇的夫差擊敗。公元前492年，戰敗后的勾踐無計可施，只能帶著妻子和心腹范蠡前往吳國為奴，表示徹底地臣服。

有趣的是，傳世的《吳越春秋》中并未花費什么筆墨描寫勾踐如何擊敗闔閭。趙曄對勾踐的講述，是直接從《勾踐入臣外傳》開始的。即使考慮到有些篇章在流傳過程中散逸的可能性，我們還是可以認為，至少在確定現有版本之人的心中，《吳越春秋》中的勾踐首先是那個從失敗中慢慢成長起來的勾踐，而那個曾經年輕氣盛的勾踐并不值得我們的關注。

為了讓夫差相信自己的忠心，“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毫無疑問，勾踐很好地掩飾了自己的復仇之心。在這里最值得品味的字眼就是“面無恨色”，似乎在暗示我們勾踐的“心里其實是有恨的”，接下來勾踐聽到夫差想要大赦自己時對范蠡說“心獨喜之”就是證明；而“三年”一詞，則在虛實之間。熟悉《論語》的東漢人看到“三年”，應該會想到《論語·泰伯》中章句：“子曰：‘三年學，不至于榖，不易得也。’”或者是《論語·學而》中孔子的名言：“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要言之，三年是一段學習、成長或是堅持所需要的時間。勾踐能夠做到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可見已經打下了扎實的“說謊”基本功。

這就是勾踐向我們指出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學”。學是先秦儒家最關心的話題之一。《論語》首章就說“學而時習之”，而《荀子》則以“學不可以已”開篇。當然，孔子和荀子所說之學是為了成為君子。作為君王的勾踐同樣需要學習——長時間的學習：向敵人學習，向臣子學習；在生活中學習，在失敗中學習；學會了臉上的表情隱藏住心里的想法。

人是否能生而知之，是漢代儒生爭論的熱門話題。有的認為圣人“不學自知”，但是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則認為“所謂圣者，須學以圣”。這個話題的意義在于，是否在圣人和普通人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圣人也需要學，那么意味著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通過學習成為圣人；如果圣人是天生的，那么學得再努力也沒有用。和王充一樣來自會稽的趙曄是否也持相同的觀點呢？《吳越春秋》中的勾踐顯然凸顯了學的必要性和持久性；長時間的學習才使勾踐變得成熟隱忍，但是勾踐還遠遠不是圣人。那么，到底能否學而成圣呢？抑或，圣人只是一種傳說，必然是生而知之？臉上沒有慍怒的勾踐沒有告訴我們答案。

言、行、意中的真與假

趙曄筆下的勾踐其實充滿了漢魏時期的色彩。犢鼻是司馬相如落魄時穿過的行頭，而不慍怒這樣的描述會讓人聯想到劉劭《人物志》中的話：“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慍色，厲然以揚……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沒有慍怒的勾踐表明了他對在夫差的眼皮底下如何處事有著周密的考慮。更重要的是，還會讓人想到王戎對嵇康的評價：“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這樣的聯想并非毫無依據。就思想文化而言，東漢晚期和魏晉之際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傳承——劉義慶所編撰的《世說新語》將不少東漢名士與魏晉名士并舉就是明證。可以說，原本生活于春秋時期的勾踐被趙曄賦予了很多當時的時代特色。這就是虛構的敘述給讀者帶來的“真實”。

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一個“漢魏化”了的勾踐呢？其實從司馬相如到東漢“不掃一屋”的陳蕃，再到連在好友面前都不表現自己喜怒的嵇康，都是擅長用夸張的方式來展現自己之輩。這一點勾踐也不例外，他正是通過自己夸張的行為才獲得了夫差的信任。或許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如果勾踐沒有采用夸張的方式通過說謊來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那么夫差就會依然對他保持警惕。

日漸成熟的勾踐最為夸張的一幕，是嘗夫差的糞便。有一次夫差染病，三月未愈。勾踐于是召見范蠡說：“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這段話的微妙之處在于，即使在他的心腹范蠡面前，勾踐還是用了最冠冕堂皇的語氣，可謂滴水不漏，忠誠之心溢于言表。也許說謊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覺得自己在說謊。那個說著謊言的勾踐已經成了渴望復仇的勾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范蠡說夫差其實即將痊愈，建議勾踐前去求見夫差，對他說自己能通過嘗夫差的糞便來判斷病情。勾踐依計而行，次日便求見吳王，剛好遇到夫差大便，勾踐于是說愿意嘗吳王的糞便以決吉兇，隨即用手拿了就嘗，然后恭喜夫差說至三月壬申病就會痊愈。吳王問他何以知之。勾踐說：“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榖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夸贊勾踐說：“仁人也！”

這應該說是勾踐在吳國為奴期間說謊的最高潮，從此之后夫差便再無疑心。這次說謊可謂是語言和行動的完美結合。從語言來說，勾踐看似忠誠的話語幾乎都是假的。他既沒有真的找過老師，完全不懂糞便的味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也不是真心愿意俯首稱臣。而從行動來說，嘗糞便這樣的舉動堪稱前無古人，如果沒有這一驚人之舉，那么再動人的語言都只是空言。因此，勾踐告訴我們行動比語言更有欺騙性。

孔子在《論語·公冶長》說：“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如果說孔子還是在主張我們要根據一個人的行為才能相信其所言，那么《吳越春秋》中的勾踐徹底解構了行的可信性：即使一個人愿意嘗君王的糞便，也不代表他的忠誠。行于是成為了言意關系中的另一個重要維度：言、行、意之間吻合程度構成了各種不同的真假可能。

言、行與意的關系是勾踐給我們的第二個哲學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至少再分成三個兩兩相關的小問題：知（意）與行、言與意、言與行——而每個小問題又可以各有多種的答案：知行合一、知難行易、知易行難；言不盡意、言盡意、得意忘象；言行一致、言行不一……孟子說過只要符合“義”，大家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從說謊者的角度為勾踐用言行掩藏住“意”提供了理論。但是言、行與意的關系并不僅限于此。若我們站在說謊者的對立面，看到勾踐一臉忠誠的模樣嘗夫差的糞便時，應該選擇信還是不信？若是不信，那么我們又應該如何去相信別人的所言所行？因為嘗了糞便而有了口臭的勾踐依然沒有給我們答案。

善惡能同體嗎？

勾踐在獲得夫差信任順利返回越國后，一方面臥薪嘗膽發展越國，另一方面則繼續用謊言來削弱吳國。第一步是獻上西施、鄭旦，夫差一見大悅，認為“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于吳之證也”。接著是向吳國借糧食，在夫差看來，“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自然就答應了越國的要求。可是越國在第二年歸還糧食的時候，把種子都蒸熟了，結果吳國的百姓播下了越國的種子后顆粒無收，遭遇了饑荒。

如果說在吳國之時，勾踐的說謊更多的是為了贏得安全返回越國的機會，屬于不得不之舉，那么這兩次的欺騙是否必需，則不免要打個問號。這兩次行動看似類似，但實則有本質的不同。就說謊對象來說，前者直接是夫差，而后者則涉及到了吳國的百姓。當勾踐的謊言影響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時，其說謊目的的狹隘性就暴露無遺了。復仇，是其唯一的目標。

在漢代，復仇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流行于漢代的《春秋公羊傳》主張君父之仇必報，而國仇百世可復。對于齊襄公復九世仇之舉，《公羊傳》大加贊賞。對于這一現象，我們也許可以分作兩個層面看。一方面，是春秋時期之人對復仇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是漢代儒生對春秋時期復仇的態度。既然漢代儒生通過《公羊傳》對春秋時期的復仇作了肯定，那么可以想見的是他們從古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我們要問，東漢的趙曄對勾踐的復仇也持同樣的支持態度嗎？

必須記住的是，夫差之父闔閭正是間接地死于勾踐之手，勾踐在吳國所受之辱，也是夫差為父復仇的結果，而勾踐為此而復仇，無非也是一種循環。當復仇只不過一代又一代的循環后，就失去了所謂的正當性，變成了一種單純的慣性。事實上，《春秋公羊傳》“大復仇”的最終準則是儒家倫理和社會秩序，一切合理的復仇都是為了構建一個理想的世界；若是為了復仇而犧牲百姓的生活，那就復仇的正義性就蕩然無存。根據這個原則，勾踐借糧食而還熟種子的行為，顯然越過了道德的界限。為了勾踐自己的復仇，真的可以以普通百姓的生命為代價嗎？國家與國家之間不能夠和平共處嗎？吳國的百姓與越國百姓的命運不是共通的嗎？司馬遷在《史記》稱勾踐“賢”，勾踐果然能背負起這一稱譽嗎？

《吳越春秋》沒有給讀者直接的答案。對越國的百姓來說，從吳國回來后的勾踐似乎的確是一位賢能的君王。這是勾踐說謊的原則或是底線：對自己的百姓保持真誠。回到越國的勾踐“緩刑薄罰，省其賦斂，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如果說“臥薪嘗膽”是對夫差的謊言，那么對越國人民來說，勾踐則通過行動明確告訴他們自己的復仇雄心。無論是劍術超群的越女，射術精湛的陳音，還是為了越國慷慨赴吳的西施，都體現了大家對勾踐的支持；而勾踐之所以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正是因為他對內的坦誠守信。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兩個勾踐：守信的“勾踐”和說謊的“勾踐”。這兩個勾踐既是不同的，又是相同的——守信和說謊看似相反，但有趣的是它們都是為了復仇這個共同的目標。

值得一提的細節是，神射手陳音在傳授射術之前對勾踐說：“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能夠殺敵的弓箭居然是孝的產物。古時候孝子不忍看見父母被禽獸所食，才制作彈弓絕鳥獸之害，但是當最后弓箭變成了一種武器之后，它究竟是保護人的工具，還是傷害人的兇器呢？

于是，勾踐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另一個哲學問題：就一個人或是一件事而言，善惡是可以共存的嗎？如果是，又如何界定善或惡？現代西方倫理學對此有著諸多的論述，可是從先秦到漢魏的儒家思想家們通常會對善惡作較為明確的區分。堯、舜、禹或是文王、周公自然是善的，而《春秋》中所批評的那些諸侯大臣則多是惡的代表。相對來說，勾踐算得上是一位難得的亦正亦邪人物。當我們贊嘆勾踐臥薪嘗膽的決心而為其最終復仇擊節時，大家都不知不覺地站在了他的一方。可是，根據《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在勝利之后并沒有屠殺越國的百姓；換言之，吳王也并沒有必然站在邪惡的一方。那么，我們為什么會理所當然地覺得勾踐的復仇就是正義，而忽略了他身上的惡呢？同樣，一步一步帶領越國軍民擊敗夫差的勾踐還是沒有給我們答案。

對于勾踐來說，說謊也許只是擺脫困境的手段。臥薪嘗膽的那個勾踐，在夫差伏劍而死之后就消失了。或許是覺得說謊不符合道德，或許是覺得沒有了說謊的必要，總之，成為霸主的勾踐不再說謊。吊詭的是，不再說謊的勾踐反而變得可怕了起來。昔日的功臣之中，范蠡選擇遠游，計研裝瘋賣傻，而文種則被賜死……就最為簡單的邏輯來說，說謊自然是不好的，說真話才是好的。因此，說謊時的勾踐多少讓人覺得親切，但不說謊的勾踐反而變得可怕，這就成了一個多少有些不符合尋常邏輯的現象。對于勾踐來說，這是復仇的句號，而對于我們來說，則是思考的開始。